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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古代众多体育项目一样,捶丸也把道德品质,也就是今人常说的“球品”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胜负是其次,修心养性才是真正目的,要做到“胜负不动于心”。
这当然是一切体育竞技的至高理想境界,但我们知道,宋代捶丸常常掺杂了对赌,想淡定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捶丸的规则中,对所谓不道德的行为制定了大量约束。
比如,选手不能在场地上加土或者做坑阻拦别人球的行进,不能妨碍他人击球;在游戏过程中,选手不能竞逐喧哗,要对人友善,能不说话就不说,非要开口,语言一定要平和,言简意赅,不能因为你技术高超就骄傲逞能;此外,虽然比赛中人人平等,但尊卑长幼的秩序还是要讲究的,在球场上不能议论他人,搬弄是非。
如果一个球友在场上喜形于色,奔跑聒噪,“桦皮脸,拖狗皮”,即耍赖放刁,破坏规矩,那么《丸经》就会送他一个称谓——“小人”,或者“便佞之徒”。这俩词儿已经算是骂人了,够难听的,所以,在球场上失态,后果很严重。
有意思的是,对于相约打球却姗姗来迟的人以及其他各种不合群的游戏参与者,《丸经》中也有刻薄言辞:“以多待一曰傲(众待其来,其人慢期不至,傲也),众不悦一曰孤(所作不可人意,自逞其能,孤也),轻佻曰贱(行止轻薄,故曰贱人),取恶曰凶(所为侵犯于人,人疾恶之,故曰凶人)。”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捶丸游戏里面藏着颇多社交规矩与禁忌,《丸经》作者由此也对想通过捶丸交友的人提出了忠告:“君子小人,其争也不同,其朋也有异。君子之争,艺高而服众;小人之争,奇诈而谋利。是故会朋,必以君子而远小人也。捶丸会朋,不可不慎也。”
什么样的人才算球品足够好的君子呢?“多胜无矜色,数败无恚容,君子也”;“心平气和,不形于色,不作于意,君子也”。说到底还是淡定,淡定就是君子,就是球品好。当然,君子的球技也不能差,差了球品再好也没法跟你玩。
那么,规则如此成熟、形式如此高雅的捶丸为何在明清没落直至消失?其与西方的高尔夫球又有什么渊源呢?
古人爱它能修心养性
捶丸的发展,显然是跟城市的发展和市民娱乐文化的要求分不开的,众所周知,宋代尤其是北宋,虽然军事建树不怎么地,市井文化却得到了极大发展,因此出现了各种休闲运动和各种花样玩法。
虽然捶丸游戏时常掺杂着赌局,但锻炼身体、修心养性毕竟是第一位的。在“园林清胜之处依法捶丸”,空气好,又舒展筋骨,血脉流通,只要看淡了胜负不急不躁,对身体自然是极好的。传言《丸经》的作者宁志老人本身就是一名捶丸爱好者,活到了80岁,仍然身体健康,头脑清晰,所以他在《丸经》中说,捶丸“拽肘运杖,击杓收窝,体无低昂,意无急躁,手持欲固,意运欲和,诚足以收其放心,养其血脉,而怡怿乎神情者矣”,在他眼中,简直就是肉体与精神双丰收的完美运动。
可以想象,北宋时代的开封皇城内外,一定有不少捶丸场所,成为达官贵人们酒足饭饱后的消食之处。
古代体育史研究领域知名学者、江苏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刘秉果先生认为,运动量小、竞争不激烈、可以修心养性正是捶丸在宋元时期受人喜爱的原因。明朝人爱好捶丸的理由也是相同的,当时一个叫周履靖的人在翻刻《丸经·跋言》中也说,捶丸在明代的流行,是因为方法有趣,身体运动不太激烈,规则礼仪又可以培养人的良好行为,是最好的休闲方式。
元朝初年,蒙古贵族接触并迅速喜欢上了捶丸运动,虽然身处中原,他们保持了不受拘束的豪放性格,捶丸场地大多选在郊外的山野中,打球虽然仍有成队的比赛,但基本上是个人挥棒击球,自由展示球技。《元宫词》中说,元代皇宫里经常传出捶丸的声音。元代诗人张昱《辇下曲》中说,皇城里的公子哥经常带着随从到各处捶丸,“闲家日逐小公侯,篮棒相随觅打球”;元代散曲作家张可久也在一首小令中描写他和几名地方官一起捶丸取乐,“湖山畔,翠窝藏玉丸”。
这段时间,捶丸也得到了较大发展。《丸经》这部书便是应时而作,它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介绍规则,二则是统一规范。研究者们认为,这本书曾被大量印刷,因此对捶丸的推广作用很大。
满族入关后摒弃捶丸
考古专业出身的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员崔乐泉先生认为,从《丸经》这本书中可以看出,捶丸的玩法早在宋元时代就已日臻完善,相当制度化,并形成了特定文化,在中国古代体育史乃至世界古代体育史,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
捶丸发展至明代,已经远不如宋元那样普及。不过,直到明代中期,捶丸尚未绝迹。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行乐图》长卷是中国古代体育史上一幅非常重要的画作,其中就有一部分描绘宣宗朱瞻基在和侍从玩捶丸游戏,他亲自执棒在场上打球,几个侍从有的看球,有的记筹,有的举旗,为之服务。而图中所绘的场地面貌、小旗、球窝及击球的棒等,都与《丸经》上所说相符。只是明朝人玩得更雅,看起来场地基本是平的,只是人为设置了某些障碍来代替野外山丘。
值得一提的是,《明宣宗行乐图》的作者商喜,字惟吉,濮阳人,宣德年间被征入画院,并授锦衣卫指挥之职,是宣德时期的著名宫廷画家。这位濮阳老乡的画风比较写实,想必一定在临场观摩上花了不少时间,对朱瞻基的球技印象深刻。
明代还有一幅比较知名的捶丸图,是杜堇所画的《仕女图》,上有衣着华贵的五名女子持杆,地上有一鸡蛋大小的球丸,这幅画现在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从这两幅画作和相关历史记载中不难看出,因为对场地和器材的要求较高,在元明时代,捶丸都是贵族、官僚等上层社会的休闲娱乐,所以在社会上并未普及。
到了清代,满洲贵族进入中原,同蒙古贵族不同,他们爱的还是东北老家的溜冰、射箭、摔跤这些项目,而对这种几乎不出汗的文雅运动完全不感兴趣。清代有记载的捶丸高手,似乎只有一个叫策凌的,还是归顺康熙的蒙古人,成吉思汗的二十世孙。
总之,这以后,捶丸很快就在社会上消失了,即使还零星有人玩,也仅是妇女、儿童打发时间的规则简单的捶丸游艺。
与现代高尔夫球惊人相似
在刘秉果、崔乐泉等中国的诸多古代体育史研究者看来,捶丸虽然在中国消失了,但其与现代高尔夫球是存在一定联系的,两者器材形制、游戏规则惊人相似。
对比捶丸与高尔夫球,不难发现,两者有三大基本特征是相同的:首先,两者都以击球入洞为目标,不同的是,捶丸的洞叫窝,高尔夫球的洞叫穴,《明宣宗行乐图》中有10个洞,高尔夫球则设9或18个洞;其次,两者都用球杖击球,所用的球杖一端都是弯曲的,形制基本相同;再次,两者的场地选择极为相似,捶丸要求以地形有凸、有凹、有峻、有仰、有阻等的园林为球场,而高尔夫球场也要求有各种地形和障碍物,包括平地、沙洼地、水坑等。
崔乐泉先生认为,如果把捶丸视为中国的高尔夫球的话,那么,即使从《丸经》的成书年代公元1282年算起,具备完善规则的中国高尔夫球也要比西方高尔夫球的出现早472年,因为现代高尔夫球的规则,最早是在公元1754年在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高尔夫球友会制定的。何况,根据《丸经》中“至宋徽宗、金章宗皆爱捶丸”的记述,捶丸流行的时间肯定还更早。因此,有理由认为,高尔夫球这项吸引了成千上万爱好者的现代西方运动,跟中国古代盛行了数百年的捶丸应该是源与流的关系。
那么,捶丸是何时到了欧洲呢?有说法认为很可能是在元代,因为法国一位著名的东方学者莱麦撒(AbelRemu-sat)根据大量的史料,考证出中国诸种古代文化由蒙古人西征传入欧洲。当然,这些目前还都是推测,而捶丸曾随着文化交流传入并风靡朝鲜和日本,则是明确无误的。
有道是,真心爱这项运动的,不管相隔多远,自然是一见倾心,正中心窝。套用元代一首描写捶丸的小诗,真的是“纵令相隔云山路,曲折轻巧入窝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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