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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鸣
春联
春联称为门符、春贴、立春榜、福贴、门对、对子、挥(晖)春、春仔等。把贺年的吉利字词以多种书体、多种风格写在纸上,红底黑字,稳重而鲜艳。在华人社会,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增加喜庆气氛,表达对新年的美好愿望。有些春联还反映着不同行业的不同愿望。由此而言,春联无疑是观察民间风情的一个有效途径。
贴春联的习俗究竟起于何时,至今无准确的材料可资查证。早在西周,就在大门两旁悬挂长方形桃木板。《后汉书·礼仪志》载,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降鬼大神“神荼”、“郁垒”的名字,“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清《燕京时岁记》直接记为:“春联者,即桃符也。”也就是说,春联起源于桃符。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出现了中国第一件正规意义上的春联。后蜀君主孟昶喜欢标新立异,在公元964年除夕时突发奇想,让手下一个叫辛寅逊的学士,在桃木板上写了两句话,代替桃符挂在住室门框上。这件事在《宋史·蜀世家》有记录:“以其非工,自命笔题‘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第二十三卷有更详细的叙述:“门联,唐末已有之,蜀辛寅逊为孟昶题桃符‘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二语是也。但今以朱笺书之为异耳。”到了宋代,在桃木板上写春联已经相当普遍,因为习惯,春联仍称“桃符”。王安石就有“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诗句。再后来,桃符逐渐由桃木板改为纸张,叫“春贴纸”或“春联”,内容也逐渐发生变化,开始用骈体联语来替代“神荼”、“郁垒”,不只是避邪驱灾,还增加了祈福、祝愿的内容,一直延续至今。
景联
对联在风景名胜中主要出现在两种场所:一是名胜古迹或仿古建筑和传统园林,二是自然山水风光。始于晚唐五代,盛于明、清。时至今日,名胜古迹题写对联虽不如昔日之盛,而余韵尚存。从有形角度看,对联成为一种人工装饰乃至一个组成部分;从无形角度看,最明显的功用就是文化提升,内涵丰富,有力地烘托环境氛围,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云南昆明大观楼对联是迄今为止所见字数最多的对联,共180字,写于公元1765年,作者是清代孙髯翁(见右图);清代许太眉题上海嘉定花神庙的对联,犹如一首清新秀美、温软伤怀的词:
“海棠开后,燕子来时,良辰美景奈何天。芳草地,我醉欲眠。崐楝花风,尔且慢到。
碧懈倾春,黄金买夜,寒食清明都过了。杜鹃道,不如归去。崐流莺说:少住为佳。”
山东济南千佛山北极台佚名题联则如散文:
“出门一瞧,数十里图画屏风,请看些梵宇僧楼,与丹枫翠柏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
归台再想,几千年江山人物,回溯那朱门黄阁,和茅屋蓬扉接壤,名者争名,利者夺利,圣者益圣,庸者愈庸。”
江苏镇江金山寺斋堂佚名题好似经文:
“一屋一椽,一粥一饭,檀越膏脂,行人血汗,尔戒不持,尔事不办,可惧,可忧,可嗟,可叹。
一时一日,一月一年,流水易度,幼影非坚,凡心未尽,圣果未圆,可惊,可怕,可悲,可怜。”
清末赵藩在成都武侯祠题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副对联既概括了诸葛用兵四川的特点,又总览了治川策略,借此提出关于正反、宽严、和战、文武等政见,蕴含深刻的辩证法,极富哲理,发人深思。毛泽东1958年参观武侯祠时,曾给予高度评价。
集联
“集联”就是将古碑帖中的字打乱原有的顺序进行重组,要求符合对联的平仄要求。如果说常见的对联是毛笔书写现成的联语,集联则是以现存碑帖字迹组合成一种“以古为新”的形式,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再生性。集联到了清代被发扬光大,碑帖大量发掘,因为“文字狱”的关系,只有将个人心智沉浸在故纸堆中。吴昌硕一生便得益于石鼓文,集石鼓联成为个人标志。当代因为计算机的普及应用,提高了应用效率,集联无数,但存在文化含量不足的隐忧。
书法史中一些家喻户晓的名碑帖如《张迁碑》、《石门颂》、《诏版》、《峄山石刻》、《西狭颂》、《瘗鹤铭》、《始平公》等被前人集成数以千计的对联。《西狭颂》集联:“夜月高高露已下,坚冰栗栗云不行。”《爨龙颜碑》集联:“山光树色都无主,秋月春风不计年。”“兰以秋芳风自远,石如人立貌何殊。”《崔敬邕墓志》集联:“叫云呼月出,积石待山成。”“春树连山入平远,清泉流玉响丁东。”《郑道昭论经书诗》集联:“风生晓路秋霜后,人在秦川洛水间。”“凭高望远风斯烈,蹑险临深马不前。”
许多文人雅士在临摹王羲之《兰亭序》时,常常喜欢集字成联,最常见的如“尽陈古事观同异,不与时人列短长。”就在绍兴兰亭也有两件集联:“俯仰之间以为陈迹,少长咸集畅叙幽情。”“毕生寄迹在山水,列坐放言无古今。”许多名人也参与,一试身手,如王文治集联:“古迹虽陈犹在目,春风相遇不知年。”翁同龢集联:“兰有群情竹无一曲,山同月朗水与情长。”于右任集联:“每与同品得殊趣,斯与今人崇古修。”
清代经学大师俞樾的集碑字联,古朴浑成、静穆深远,有不少名作流传于世,成就出众。如集《金刚经》:“书有未观皆可读,事经已过不须提。”集《纪太山铭》:“观五岳而知众山小,凡百川咸于大海归。”集《樊敏碑》:“古人所重在大节,君子于学无常师。”集《校官碑》:“清绝作诗无俗字,闲来叩户有高明。”
对联史话
对仗成联自成一格
对联全面兴盛于宋代,文人学士大量介入。朱熹有开拓性功绩,撰有明伦堂联、书舍联、读书处联、格言联、赠联等。朱熹的贡献有三:一是以骈文句式同边自对撰联,使短联发展为长联,如题建宁府学明伦堂:“学成君子,如麟凤之为祥,而龙虎之为变;德在生民,如雨露之为泽,而雷霆之为威。”二是将骈文句式与律诗句式结合,创四七格,如“鸟识元机,衔得春来花上弄;鱼穿地脉,挹将月向水边吞。”三是最早创作用韵联,如赠漳州士子“东墙倒,西墙倒,窥见室家之好;前巷深,后巷深,不闻车马之音。”
真正把对联推广到民间的是朱元璋。朱元璋称帝后常微服出城,某年除夕经过一户人家,见门上未贴春联,便去询问,知道这是一家阉猪的,还未请人代写。朱元璋随即题写“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经此提倡,春联便沿袭成为习俗,传播至今。
对仗成联
对联是在骈文和律诗中的对仗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有当对仗句具有原创性,且作为独立文本存在时,才能称为对联。只有当短联发展为长联,且具有不同于律诗或骈文的结构时,对联才能成为独立的文体。严格地说,“对”与“联”有区别。对联句式需一定长度才能有节奏感、韵律感。对联每边至少四字,基本的句式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且有一定的平仄格律。不讲平仄的巧对,只能算文字游戏。
其次要区分对偶和对仗。两个并列、结构相同的修辞单位,称为对偶。对偶句在古诗文中早已出现。讲究平仄的对偶,称对仗。对仗句在诗词曲赋骈文中常见。赏析对联,要把对偶和对仗区别开。一切对仗都是对偶,但并非任何对偶都对仗。只有讲究节奏和平仄的对偶,才称为对仗。区分根据在哪?语言学家王力对此曾解释:“在骈体文中,虚词往往是不算在节奏之内的。自从节奏成为骈体文的要素之后,对偶就变成了对仗。对仗的特点是上句和下句的平仄要相反,两句在同一位置上的字不能雷同,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只算对偶,不算对仗。律诗在这一点上受了骈体文的影响,因为律诗中的两联一般是用对仗的。骈体文的对仗和律诗的对仗稍有不同;骈体文在对仗的两句中,虚词是可以雷同的。字的雷同意味着平仄的雷同。由于虚词不算在骈体文的节奏之内,所以这种雷同是可以允许的。”
自成一格
一副标准的对联,由相互对仗的两部分所组成,前一部分称为“上联”,又叫“出句”、“对头”、“对公”;后一部分称为“下联”,又叫“对句”、“对尾”、“对母”。除此而外,还有横批,往往是对全联带有总结性,能够画龙点睛的文字。
对联原本是从古文辞赋的骈词俪语派生发展而来,存在于诗、词、曲、赋、骈文,乃至散文、戏剧、小说等各种文体之中。《红楼梦》中就有很多对联,代表性的如:“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对联具有极大包容性,吸收多种表现手法,融合多种文体特征,尤其长联和超长联,集中国文体之大成,诗的精炼蕴藉,赋的铺陈夸张,词的中调长调,曲的意促爽劲,散文的自由潇洒,经文的节短韵长,兼收并蓄,自成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