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行大院：提前进入共产主义

我们在太行山上

陈溥
  说起大院，人们首先会想到北京西郊的部队大院，实际上城里也有大院。在宣武门外储库营胡同，20世纪50年代初，建起了原宣武区第一个，也是北京第一批机关大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宿舍大院。
  清代在长椿街以西，储库营胡同南侧设有惜薪司南厂。惜薪司是明朝24个太监衙门之一，是专门执掌宫中薪炭的机构。惜薪司南厂即惜薪司堆放加工柴炭之地。清末民初，在此建玻璃公司。《燕都丛考》载：“今玻璃公司，当即惜薪厂旧址。玻璃公司，光绪末年浙人蒋唐沽所创办，农工商部加入股本，并拨官地济用，规制颇宏。乃以经费不继，遂置停办，搁置二十余年，厂屋亦渐倾圮。”解放前已成一片废墟和垃圾场。
  1951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这片约2.4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建起职工宿舍、子弟小学和幼儿园，取名“康乐里”。人们很少叫它总行大院，而称康乐里大院。我家原住在宣武门外大街东侧的裘家街，一个很规矩的两进四合院，住了六家总行的职工。康乐里刚建成，总行决定我们院的住户第一批搬进康乐里，而且搬进同一座楼，仍是邻居。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十分兴奋。南房的黄姥姥幽默地说，还是楼房能盛人，一个楼就把我们全院包圆儿了。
  第一次进康乐里我惊呆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院子，这么多的楼！楼房像教室里的课桌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共4行，每行五座楼，恰好是20座，两层的灰砖小楼朴素而雅致。后来又在院子西部建了21楼、22楼……还建了篮球场，安装了单杠、双杠，道旁种上了挺拔的白杨树，家家在窗前修起小花园，月季、芍药、茉莉、牵牛各种花儿争奇斗艳。当时住在康乐里大院是很让人羡慕的。住进康乐里，仿佛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
  当时建的楼房都是筒子楼，每层有十多间住房，两间厨房，两间厕所。厨房、厕所都是公用的，约两三家共用一间。当时的邻里关系非常融洽，我不记得有因为共用厨房、厕所而引起争执的。大人下班，孩子放学之后，做晚饭时是楼里最热闹的时刻。孩子们在楼道里疯跑。厨房飘出各种菜饭的香味，谁家做了什么特殊饭菜，总要给邻居们送一些，谁家的大人没有回来，孩子就在邻居家先吃一口。
  假期里，上高中或大学的学生常将小孩子们组织起来，上午听小喇叭、做作业，下午组织各种兴趣小组活动，有美术组、音乐组、舞蹈组等。大院里各种人才都有，有在中央戏剧学院学表演的，有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美声的，有在北京人艺搞舞美设计的，他们都热情地来义务辅导。假期快结束时还进行文艺汇演，汇报各小组的成绩，各种节目表演得像模像样。舞蹈最受欢迎，舞蹈组表演的新疆舞、西藏舞、朝鲜舞都很有专业范儿。
  篮球、排球比赛也是节假日里的重要活动。往往是相邻的几个楼组成一队，相互比赛争夺冠军。有时我们大院也组成一个联队和其他大院或机关学校一决雌雄。这时就像过节一样，家长们也出来助威。
  星期天或节假日，我常与几个趣味相投的伙伴去逛胡同。康乐里四周的上斜街、下斜街、老墙根儿、三庙街、校场诸条都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巷。我们在胡同里看门楼、数门墩，把不同的门联记录下来。我们在达智桥胡同看明朝忠臣杨继盛的祠堂松筠庵，在金井胡同访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故居枕碧楼，在下斜街寻找清末名臣张之洞的别墅……就是在这样的“胡同游”中，培养了我对北京史地文化的最初兴趣。
  伙伴间也常议论，古老的胡同四合院与我们的康乐里楼房大院，究竟哪个更好？将来的北京是要把胡同四合院都拆掉，全盖成大楼大院吗……
  宿舍大院向北有一条长长的甬道通往北面的大门。甬道东面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职工子弟小学。甬道西边是小学的礼堂兼餐厅及教职员工宿舍，再往西是总行托儿所。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职工子弟小学1950年创建，原址在香厂路，1952年2月迁入康乐里大院。康乐里小学的建筑很有特色，这是一座由二至三层的楼房围合成的C字形的楼群，中间是操场。由建筑围合成空间，这样的布局现在很少见。建筑在细节上考虑得也很周到，所有的房间都是好朝向，另一面是走廊。在宿舍的三层安装了一架大滑梯，可以直接滑到操场，以备不时之需。除了普通教室，学校里还有自然教室、音乐教室、美术教室等。自然教室相当中学的物理、化学实验室，里面有电机、天平、许多烧瓶、试管、试剂等，可以为同学们做各种演示实验。我特别记得有一架仪器，好像叫天象仪，它能演示太阳、地球、月球的运转，形象地显示昼夜与四季变化，日食、月食的形成。音乐教室里有架黑色的大风琴，老师坐在琴前的方凳上，边弹琴边教我们唱歌。还有一架留声机，常放唱片让我们欣赏。美术教室里摆着许多石膏几何模型和石膏头像，还有各种陶瓷、玻璃的瓶瓶罐罐，供学生们写生用。
  学校是寄宿制，许多同学家住康乐里，但仍然住校。每周只有周六下午才回家，周日晚自习前返校。学校的管理严格而又细致，每个学生有一个写有自己名字的牌子，平时挂在教导处，离校时，经老师允许拿下牌子交到传达室，回校时，再交回教导处。要查找学生是否在校，看牌子在哪里就可知晓，从没出过差错。学生的住宿因年级高低而异，三年级以下的学生住在四面有围栏的小床上，每间宿舍都有专门的生活老师照料。四年级以上住上下铺，宿舍里选有舍长，大家轮流值日，锻炼学生们自我管理能力。学校的伙食非常好，每天安排不同的食谱，几乎顿顿有肉，而且常吃鱼虾，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颇有些贵族学校的意味。
  由于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教学质量都很好，后改名培英小学，成为专收干部子弟的学校。直至1966年“文革”后才归地方管理，改名康乐里小学，成为走读制普通小学。
  “文革”开始，康乐里大院温馨而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原来的好邻居突然分为革命派和走资派，还有叛徒、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原来的好同学被分为红五类和狗崽子，相互之间变成了陌生人，不再来往。大院里时不时传来高音喇叭中播出的大批判文章，日益变旧的楼房内外，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报。整个大院的气氛显得躁动不安，但又觉得格外冷清。
  然而康乐里原有的温情仿佛还有些余温，大院里没有发生过激烈的抄家武斗。我家被外来的红卫兵抄家了，连剪子、菜刀都被抄走了。看着走远的红卫兵，隔壁邻居愤愤地说，真是胡闹！之后偷偷给了我家一把旧菜刀，我家才能维持做饭。我们一起长大的伙伴，这时已上大学。分成了不同的派别，但偶尔我们也还会聚在一起，议论着对“文革”的不解……
  20世纪80年代初，落实政策。全国政协给我父亲分配了新的住房，我家搬出居住了30年的康乐里大院。20世纪末康乐里拆除重建，2000年底新的康乐里建成了，不再叫大院，而正式命名为“康乐里小区”。
  后来我旧地重游，老远就看见在康乐里的原址上建起了崭新的高层住宅，十几栋14至16层的高层建筑取代了原有的灰砖小楼。我并不完全反对拆建，像康乐里这样的老楼，既不是古迹也没有什么艺术价值，拆旧建新是理所当然的。解放初期，在一片杂草丛中建成总行大院是社会进步，现在拆掉这些设施落后的老楼，盖成新的居民社区，同样是社会进步。
  20世纪末，康乐里小学和康乐里小区一起推倒重建。新校舍规模更大，设施也更完善。但看着没有什么特色的新楼，我感到一丝遗憾。康乐里小学的原建筑，既有当年苏式建筑的特色，在由建筑围合成的院落中，又有四合院的某种神韵。如果不推倒重建，原建筑给予保留，只做适当的加固、调整和扩充，会成为一座不错的近代学校建筑。

我们在太行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