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男：登山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

2006-10-12 18:46 阅读(383)评论(9)编辑删除     我热爱登山，渴望着将生命托付给对方的那种登山者固有的信任。历经了一次次生与死的攀登，目睹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伙伴的山难，使我懂得了什么是一座“真正”的山，懂得了如何善待生命，因为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

    我们还年轻，让我们携起手来，攀登一座真正的雪山吧！












    我酷爱登山，每当我碰到久违的朋友或同事，他们往往和我打招呼第一句话就是“最近又到哪里登山去了”，天长日久我真害怕给大家造成一种“不务正业”的印象，以至每当背着背包走出家门或回来的时候就像作贼似的，趁天黑或院子无人的时候快速溜进家门。登山在常人的眼里是冒险者或不安分的人所从事的一项运动，经常从事户外运动的人也常常将登山作为对大自然和自我的一种挑战。十几年来，我走过沙漠，登过高山，目睹了大自然的壮美和严酷，经受了失去与自己多年来朝夕相处山友的痛苦煎熬，虽然自己也数次与死神擦身而过，但我还是说不清楚大家常问我的一句话“你为什么喜欢登山”。也许是想摆脱某种世俗寻找一种刺激，也许是向往得到那种山友彼此间真诚的友谊和信赖，也许是追求那种战胜自我的登上顶峰的那种辉煌。

    我小的时候就非常不安分，常常跑到很远的地方爬树掏鸟窝，有一次跟大孩子到水库捞鱼差点被淹死。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来到了天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每年的冬季，队里都要派人去深山老林去伐木，這是人們最不愿干的活，然而我却偏偏喜欢干这活。腰里系着绳子，肩上扛着斧子在林海雪原中攀爬，聆听着自己的心跳、呼吸声和远山传来的松涛声，仿佛世界上只有我和山，心灵和山的碰撞会萌发出一种说不出的奇妙的联想。





        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一所大学当教师，学校那种平淡的人际关系和是非之争，使我感到无奈和颓废，我渴望找回久别的那种人与山和谐的美好感觉。1989年我终于迈开回归自然走向高山的第一步。当时在中国还没有户外运动这一说，市面上根本见不到旅游帐篷，为了实现自己走向山野的梦想，我决定自制帐篷，在一张60年代攀登珠穆朗玛的图片上我看到了一顶“人”字型的登山帐篷，我挖空心思研究了好久，用了四天四夜的时间终于做出了两顶属于自己的帐篷。这个帐逢伴随着我走进天山，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入罗布泊探险。多年的徒步探险生涯，使我的心灵得到了升华，心态也变得平静了许多，但随之而来的便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攀登高山的欲望也变得更加强烈了。

       1997年，我和几个朋友将实现自己梦想的第一个目标对准了博格达峰。这年8月，我们一行7人从天山南坡的柴窝堡出发，计划用9天时间翻越天山到达博格达峰登山大本营，对博格达峰进山路线和攀登线路进行侦查。这条线路我90年实地踏勘过，但相隔7年冰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三四米的悬崖，由于冰川的消融，变成了几十米深，给翻越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第７天晚上当我们翻过了4300米的南湖冰达坂，到达了以肯起达坂下时，天气突变，雷电轰鸣，风雨交加，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由于我做的帐篷防雨性能差，加之我们扎营选址不当，半夜雨水顺着山坡流向帐篷，帐篷里也开始漏起了雨，在无奈的情况下，我爬出帐篷，冒着大雨挖排水沟，当回到帐篷时全身都湿透了，出现了感冒症状。第二天我全身乏力，但还是硬着头皮，背着近35公斤的背包翻过了3950米以肯起达坂，到达博格达峰登山大营。当晚我的病情开始加重，走路向醉鬼似的摇摇晃晃，我趴在帐篷里不停地咳出粉红色的痰。当时我只以为是得了重感冒，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没想到第二天早晨病情开始恶化，我已经不能起身。到下午时，我呼吸急促，身体开始浮肿，进入了深度昏迷状态。与我同行的老赵，是个老资格的探险家，我们一道多次去过罗布泊和塔克拉玛干探险，他对高山病略有所闻，断定我得了致命的高山肺水肿。一般来说，在博格达峰登山大本营除了登山探险者几乎无人光顾，在这个海拔高度，靠人力将进入昏迷状态的病人送到30公里外的天池是不可能的。也许是老天爷的安排，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恰巧碰到了两个采雪莲的哈萨克少年，他们把我绑在马上，在老赵的护送下连夜赶往天池。

    在医院抢救室里，医生告诉我妻子，说我的心脏已经衰竭，如果再晚来一小时我就没救了。妻子看着我浮肿而青色的脸伤心地哭了起来，她守护在病床前，想等我完全苏醒过来后好好劝劝我，但我醒来时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次主要是我的身体原因，等治好病，我一定要好好锻炼几个月，明年再登这座山。”因为得了是高山肺水肿，医生对我判了“死刑”，说我今后不能再登山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全家老小，包括我所有的朋友，都来劝阻我，让我从此死了这份心，但有了这次大难不死经历，我登山的信念反而坚定了。





1998年7月18日，我经过一年的准备，我带队又踏上攀登博格达峰的征程。那次攀登是在条件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的一次危险的攀登。





    在登山圈子里常把博格达峰作为高手级攀登的山峰。博格达峰4300米的C1营地以上是一个“V”型谷，谷的东侧边是通向4800米的山脊，脊上布满了刀刃般的岩石，谷的右侧是通往主峰的山体，山体顶部基岩裸露，岩石壁立，中部则为冰雪覆盖，终年不化，谷底则是冰川陡谷，地势险要，巨大的冰瀑区一直沿伸到4700米的鞍部，冰瀑布上大小裂缝深不可测。我们先遣队经过几天的运送物资和修路，7月27日凌晨5点我带领队员杨立群打着头灯出发了，历经6个多小时的攀登，终于在大部队到达的当天将两帐篷牢牢地扎在了4700米的C2营地。但由于几天来连续的攀登，我俩的体力消耗都很大，快返回到C1营地的时候，我在杨立群的保护下从一段很陡的冰壁艰难地攀了下来，当时我预感到杨立群在这段路线有可能发生滑坠，因为他的登山装备实在太差了，只见他穿了一双军用皮鞋，绑了一副没前齿的老式冰爪，用的是自制的冰镐和安全带，也没有上升器，用这样的装备要想通过这段冰壁是非常困难的。为此我牢牢地将结组绳的一端拴在了下方的岩石上。刚做完保护，杨立群闪电般地从我眼前滑了下去，结组绳顷刻被绷紧，发出了琴弦般的响声。有效的保护，阻止了他的滑坠，但剧烈的冲击几乎使他失去了知觉。事后在他的登山日记中写到“……由于坡度接近70度，下滑速度非常快，头向下滑坠使我无法制动，直向山下的巨石冲去，当时我闭上了眼睛……”。几年来我们还常谈起这段经历，常常问自己，我们究竟靠什么力量来完成这艰难的生与死的攀登，靠登山者的信念？靠团队协作精神？还是靠彼此把生命托付给对方的一种信任？





        8月1日我带领的第二结组赶到了C2营地，与前一天到达的第一结组汇合，为了加强突击力量，8月2日天刚亮，我和第一结组长唐山带领小宋和广东队员邹志强向主峰发起了第一次突击，原计划当天登顶后返回C2营地。博格达峰从海拔4700米的C2营地通往海拔5080米台阶的路线平均坡度达65度，接近台阶有一段很长冰岩混合地带，局部坡度达80—90度，一旦失手便会坠入主峰南面的万丈深渊或跌入北坡1000以下的冰瀑区。由于我们没有修路的绳索，没有足够的时间，所以只能靠胆略徒手向上攀登。短短的500多米的路线竟花去了我们7个小时时间，下午2点我们翻过了魔鬼5080台阶，通过了博格达峰最险要的地段。这时随风漂来一团乌云，我们的眼前一片昏暗，顷刻狂风夹着雪花向我们席卷而来，大家谁也不说话，拼命地向上攀登。对讲机一遍遍传来了大本营的声音：“天气不可能好转，请你们立即下撤”。 我们还有200多米就到顶峰了，胜利就在眼前，对有的队员来说，下撤意味着登顶博格达梦想的破灭，因为他再也没有体力上来了。我关掉了对讲机，带领队伍继续向主峰攀登。一个小时后当我重新打开了对讲机时，听到了从大本营总指挥张大姐和周岚医生一遍又一遍的带着哭腔的呼叫声。这时雪越下越大，积雪没过了队员的膝盖，队员湿透的裤子和手套都结成了冰，我们互相凝视着，谁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我们谁也不说话，但都哭了，因为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几天后，一支香港登山队的3名攀登者在通过魔鬼5080向顶峰攀登时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失踪至今还是个没有解开的谜。





        8月2日晚上的一场大雪使C2营地的积雪足有40—50公分厚。第二天早晨，云层仍然很低，尽管空中不时地飘落着雪花，但我还是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叫醒了昨天在营地待命的杨立志和张东，想抓住大雪后的好天气周期突击主峰。我们吸取了第一次突击失败的教训，三人分别带上了帐篷、气罐、两天的食品，做好了在魔鬼5080台阶建突击营地的准备。直到12点我们才接到大本营“天气要好转，可以突击”的命令。





    出发不一会，杨立志与我和张东的距离越拉越大，由于大雾弥漫，杨立志的身影在雾中时隐时现，为此我很着急，拼命地大声呼喊，他似乎听不到似的，还是走走停停。他这一反常的举动引起了我的警觉，当我转身向他靠拢时，他大声地呼喊“队长，不要下来，等着我”。说完又低下头。我迅速地向他靠拢，他看到我下来就拼命地往上爬，在我们相距几米时，他又停了下来，低下了头，猛然间，我看到了杨立志吐出的鲜血染红了冰壁。我们彼此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他的举动却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震撼。我接过他递过来的燃气罐和汽炉，望着他在云雾中下撤的背影，我又一次流泪了。





       8月4日我和队友张东向顶峰发出起最后的冲击，在离顶峰还有十几米时，对讲机中传来了大本营激动人心的欢呼：“我们看到你们了，加油呀！”。我拿着对讲机，结结巴巴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泪水一下就涌出了眼眶，我们大家都哭了。





    事后在许多场合，人们问我登顶博格达峰的感受时，我都坦诚地告诉他们，“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如果非要说出点什么来，也许这些“眼泪”就是最好的答案，她饱含着战友之间情感、寄托、和我们共同的梦想。





    博格达峰是我攀登的第一座雪山，它留给我回忆是那样的深刻，通过大山和山友的亲密接触使我对登山和生活有了新的认识，使我能平静地对待自己和周围的一切，甚至能平静地对待死亡。

        1999年7月协会组织了慕士塔格峰登山活动。7月20日我和海南队员陈骏驰及香港队员姚伟伦成功登上了顶峰，当天他俩就返回到大本营。由于我进入大本营时高山病就复发，身体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当晚9点左右才下撤到达了6300米处的高C２营地，此时我已饥寒交迫，行动能力已变得十分迟缓。当时高Ｃ２营地有两顶帐篷里住着法国登山队员，尽管我状态极度虚弱，但对方并没有挽留的意思。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山体开始被浓雾包裹，雪地上的脚印已经很难辨认。我竭尽全力下撤，根据时间推算也该到达C2了，可眼前什么目标也看不见，这时我真正感到了孤独和恐惧，我就大声地呼喊，希望得到救助。由于天黑雾大，在摸索下撤中我一脚踏空，跌进了一个三米多深的冰缝里。由于积雪松软，我很幸运没有摔伤，但此时我真的绝望了，拼命攀了出来，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声呼喊，并用头灯向空中打信号。这时C2营地的外国队员听到了喊声，用头灯照了几下。我刚一起身准备下撤，灯光又消失了。此刻，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根据灯光判断，自己所处位置已离C2不远，前方应有一个很长的暗裂缝，上来时杨立志和陈骏池都几乎陷身其中。按当时的身体状况，一旦掉下去，就会无力自救，也很难被队友找到，只有坚持到天亮才有生还的希望。
　　在海拔6200多米处的雪山上，夜里，气温降到零下30度，强劲的高山风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像针刺似的。为了保持体温，躲避寒风的袭击，我明智地又回到了冰缝里，在冰缝中的那一夜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漫长的一夜。后半夜，我的意识一度出现了恍惚，我想到了死，想到了家人和未成年儿子，甚至想到了来前买的20万元登山保险。也许还是命中注定，我硬是凭着经验和毅力，趴在冰缝隙里克服了不断袭来的昏睡欲望，坚持不停歇地活动手脚，一直到第二天黎明才艰难地爬出了出来，回到C2营地。结果造成双脚严重冻伤。

    登山的确是一项危险的运动，在攀登过程中死亡一直会伴随着你。有一位登山家说过，对一个登山者来说，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无力继续攀登，二是在登山过程中死亡。每当我想到这句话时，我常常感到内疚，我未免有点太自私了，为了登山，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花费了自己全部精力和积蓄。而我的妻子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中学教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但操劳这家里一切，还要为我这个不安分的人而担心受怕。

        2001年8月，在穿越夏特古道的探险途中，我失去与我朝夕相处的伙伴—董务新大哥。突如其来的灾难，震惊了所有的人，也使我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我们一同出发，我活着回来了，而他却永远地走了。之后的一年我是在痛苦和自责中度过的，我不敢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不敢正视董务新的妻子和孩子。2002年8月，在夏特山难一周年的那一天，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再次带队登上了博格达峰顶峰，将董务新的骨灰撒在我们共同攀登过的天山之巅。

    我今年48岁了，对一个登山者来说已经过了攀登的黄金时期，家人和朋友也都劝说我见好就收，放弃这个危险的爱好。我面对这些苦口婆心的劝说，只能默默无言，但这些时常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我不会忘记在董大哥的追悼会上情景，他年迈的老母亲，拿出她5000元钱交给了我时说的话：“孩子，拿着，登山是我儿子的梦想，也是你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们都哭了。是的，登山是我们共同的梦想和追求，我深深地感到，我这一生离不开大山，离不开与山为伍的伙伴，因为她们早已融入了我的血脉，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分享到：   最后修改于 2008-03-17 11:17  

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

转自  http://xjdiscovery.blog.sohu.com/166101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