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一切不可能

张德帅

　　亚历山大对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尔的特写境界高远。它既是一段令人万分紧张的冒险奇谈，也是一个关于冬日雄狮的揪心故事。本文充盈着一手的报道和洞见，将梅斯纳尔带回到他与纳粹父亲争斗频频的童年，带回到他弟弟殒命的那次悲剧攀登，为这个男人画了一幅最权威的肖像画，他的一生，就是现代登山运动的缩影。
　　
　　意大利北部，十六世纪城堡的围墙外，多洛米蒂山脉耸立在午后的阳光下，铮亮光洁，熠熠生辉。墙内，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尔，世界上最伟大的登山家，正在建一座山。在他干劲十足的指挥下，一台挖沟机在尘土飞扬的庭院内前后挪移，铲起石板将它们堆成艺术性的金字塔形状，到最后就成了一座小山。
　　
　　“这是冈仁波齐峰 ，是神山。”莱茵霍尔德说话的当口，挖沟机在空气中卷起一阵金色的尘土。眼前一幕于他如同饕餮盛宴——这所有的一切；我觉得，他不仅仅因为能亲眼看到西藏至圣神山的微缩模型在他的监督下完工而心满意足，更因为这阵阵轰鸣、隆隆巨响、喧嚣尘上，因为这项不可能的使命本身。冈仁波齐峰只是无数奇思妙想陈列品的一员，它们即将填充新近开馆的梅斯纳尔山岳博物馆，一家专为“人与山相逢”主题而设的博物馆。
　　
　　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尔的一生已然辉煌多姿，第一阶段他成了世界攀岩家的一员佼佼者，第二阶段，他又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高海拔登山家，但他没有沉湎往事，而是慨然踏入他所谓的生命第六阶段。62岁的他体格精瘦健美，一头大波浪卷发犹胜当年，不过已有丝丝银星入鬓，夹杂在过去30年所拍摄的大把宣传照中，还是可以被一眼认出来。他的面容时常在两种独特的表情之间转换：第一种神态狂暴热烈，加上他浓眉如蹙、须发飘飘，凛然如宙斯般威严。他移山时便是这副表情。第二种神态则是他的招牌笑容——露出一口白牙，甚至是藏在胡子后面那些——光芒普照，无论敌友，神似鳄鱼的笑容，现在，正在遐想梅斯纳尔博物馆开馆盛况的他，脸上就露出了鳄鱼的笑容：火山喷发似的爆响，将彻底撕裂城堡高墙内的静谧夜空。“到时会有很多烟火，”他又是一脸的陶醉。“应该安排在晚上，这样整个博尔扎诺城都可以看见了。”他顿了一下，细细品味了整个场景：烟火突然爆炸，在旁观者眼里就像是一场灾难性事故。“这样我的朋友就会说，‘太可惜了，’而我的敌人会说，‘好啊，你还是落得个这样的下场！’”
　　
　　我们可能很难向非登山爱好者说明莱茵霍尔德取得了多么稀世伟大的成就。那就从这儿说起 吧：他和他的老搭档彼得·哈伯勒，在没有携带任何传统高海拔登山装备的前提下——包括挑夫、帐篷、绳索和氧气罐，登上了喜马拉雅山的巨峰之一，海拔26,470英尺（8,068米）的加舒尔布鲁木I峰峰顶缥缈峰，人们称赞他们为登山运动创立了全新的标准。但这不过是1975年，之后梅斯纳尔和哈伯勒再创壮举挑战极限，在不携带氧气的情况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其时是1978年5月，3个月后梅斯纳尔孤身登上世界第九高峰南迦帕尔巴特峰，被誉为登山运动中最无畏的事件之一。但就在两年以后，他仅携带一只帆布包，不带氧气登顶珠穆朗玛峰——而且是独自一人。
　　
　　“很难用统一的标准去评判高海拔登山运动，”汉斯·卡莫兰德尔说，他曾经和梅斯纳尔一起登上过世界十四座8000米以上高峰中的七座。“没有裁判，没有秒表，只有对手——布尔，赫尔佐格，福雷尔，”他历数着登山大师们的名字。“他们独自登上过更多高峰，但是莱茵霍尔德有很多新奇的点子——他寻找新方法、新技术，他在头脑里构画，然后付诸实践。所以，全面的看，他担得起史上最伟大登山家的名头。”
　　
　　梅斯纳尔对业界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缔造的一长串惊世壮举，更在于从背后支撑他的不屈不挠的哲学。“我感兴趣的不是山，而是自身的体验——我不是自然主义者，”他告诉我。“我关心的是人类身上发生的事情……威廉·布莱克写过一句诗，人山一相逢，大事在其中。”他重新演绎了这位18世纪诗人脍炙人口的名句，也阐释了他新建博物馆背后的哲学。“如果有一条通往珠峰峰顶的高速公路，你就不会与山相逢；如果万事俱备，还有向导负责你的安全，你也不会与山相逢。人与山的相逢只会发生在……你自立自足，置身山岳之时。”
　　
　　他27岁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谴责了那些让蹩脚登山者也能一个锚钉一个锚钉征服高山的围攻战术，他为那些无力“自卫”的山峰申诉，也为那些被欺骗的登山者伸冤，他们因此丧失了检验自己勇气和技巧极限的机会。这篇题为“对不可能的谋杀”的文章，如今被视为短篇中的经典，声称伸缩螺栓和锚钉的使用者“浑不自知地扼杀了不可能的理想。”梅斯纳尔富有个性的极简主义——面对岩壁时他固执地拒绝使用伸缩螺栓，就像他拒绝使用氧气罐一样——极为狂放地向世人展示，他所倡导的原则可以被付诸伟大的实践。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登山风格解放了登山者，向他们展示了全副武装、费用昂贵的传统远征之外的另类，同时也解放了群山。当然，讽刺之处在于，正是功成名就的梅斯纳尔自己谋杀了传统挂念中的“不可能”，将其弃之于尘土。
　　
　　随功名而来的相关书籍卷帙浩繁，加上他肤色黝黑相貌俊俏，卖相十足，梅斯纳尔晋身名流，所知者远不止《登山者》和《咬定青山》的订户。在欧洲，频繁的电视亮相让他始终处于公众视线当中，也为他动辄没遮没拦大放厥词提供了平台。梅斯纳尔不断激起强烈的公众情绪，仰慕者崇拜他有如摇滚明星，诋毁者恨恨然指责他自吹自擂。这两者他都无任欢迎，照单全收。“我是迎难而上的类型。”他告诉我。他是出了名的火爆脾气，从不厌烦与人争论。他非常得意地和我说起他与家乡仇敌争吵的经历，“我太生气了，大吼了一声，结果整个窗子都震了起来。”不偏颇地说，莱茵霍尔德从年轻时起就被一些事情左右，而同样是这些事情如今依然让他血脉喷张：障碍、风险和高肾上腺素驱动的怒气。
　　
　　莱因霍尔德成长于维尔诺斯山谷中的圣彼得小村，山谷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南蒂罗尔，他至今仍然称这个地方为“举世绝美”。如梦似幻的盖斯勒山脉就环绕在维尔诺斯山谷四周，它从阿尔卑斯的牧场上平地而起，林林立立裸露出岩石的尖峰尖顶，令人目眩神迷，宛如远方童话王国的一座塔楼。“我能开始登山基于两件事实，”莱茵霍尔德说。“我父亲是个登山者——但不是极限登山者——所以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登山这回事。第二，山谷里没地方可以踢球……我们没有游泳池——我到现在还不会游泳。唯一释放自我的方式就只有攀岩了。所以我们起步很早。”莱茵霍尔德五岁的时候就在父亲的带领下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登顶，吃力爬上了盖斯勒山脉一座海拔约3,000英尺的山峰。13岁的时候他就赶上了父亲，在登山事业上自立门户。
　　
　　南蒂罗尔的政治历史充满争议，其身份究竟归属意大利还是奥地利莫衷一是。即使到今天，省内的山谷和城镇依然有意大利语和德语的双重命名。大部分家庭同梅斯纳尔一家一样，有着意大利的公民身份，却说着德语。相比于当时的女性教育传统，莱茵霍尔德的母亲玛利亚·特洛伊受到了更好的教育。“母亲会给我们自由，让我们跟随自己的感受做事情。”莱茵霍尔德说道，战后的山谷里充满了谋生的现实忧虑，玛利亚的态度可谓迥异他人。人们不止一次地将她描述为一户动荡人家里冲淡平和的力量。家长约瑟夫·梅斯纳尔是个错综复杂的人，他和几个儿子的关系也一样千头万绪。学生时期的约瑟夫前途无量，但是家庭景况阻碍了他进一步求学。他当上了学校老师，娶了莱茵霍尔德的母亲，搬进了他岳父名下一栋房子的高层公寓。家庭的规模不断扩大，几乎年年都添一员新丁。他们住的公寓唯一的供暖来自厨房的柴火炉子，楼下卖肉的屠户就在紧挨着房子的牲口棚里屠宰牲畜。同谷里很多人一样，梅斯纳尔一家人种菜养鸡，家里的小男孩儿要学着杀鸡，唯一的女孩儿瓦尔特劳德帮母亲做家务，男孩子则在户外做些杂务，拉木料运石头，照顾比自己年幼的弟弟。莱茵霍尔德要照顾的就是君特。在梅斯纳尔家，自立自足就是最高的美德，这同样适用于整个蒂罗尔严酷的大环境。
　　
　　“他们的父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用的是加尔文主义 的仪式。”莱茵霍尔德的前妻乌苏拉·德米特里如此说道。大家把乌尔苏拉叫做乌希，她至今还和莱因霍尔德及其家人保持着友好关系。据她说，莱因霍尔德的母亲“安静、平和，顺天知命——她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上帝安排好的。那位父亲可就不一样了，要是你挣不来钱，要是你没能出人头地，那说明上帝嫌弃你。”
　　
　　约瑟夫·梅斯纳尔的生活被他自己的政治选择弄得愈加复杂。“38年的时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搅到了一起，他们决定南蒂罗尔人要尝试投一次票。”莱茵霍尔德告诉我。“投票选择意大利的人留在南蒂罗尔，心向元首为德国投票的人可以离开，他将在德国的某地获得同样数量的土地。父亲是后一种选择的支持者之一……南蒂罗尔盛86%的人，”——他向前倾侧表示强调——“决定背井离乡同纳粹站在一起。”他摇了摇头。“难以置信。”然而战争开始了，所有的选择都失效了。约瑟夫·梅斯纳尔自愿成为了一名纳粹分子，将他的希望寄托于德国的未来；不无讽刺的是，他的战时身份是一名意大利语翻译。战争一结束，他就重返闭塞的山谷老家，回到妻子的房子里，靠一份校长的薪俸养活他那有九个孩子的大家庭，这些孩子如今都有了刚毅的日耳曼名字——沃纳、莱因霍尔德、西格弗里德、瓦尔特劳德。
　　
　　“我父亲是个焦虑的人，”莱茵霍尔德的一个弟弟汉斯约格·梅斯纳尔这么评价约瑟夫，他如今是伦敦的一名心理治疗师。“他的焦虑让他变得很严厉，他并不苛刻，只是在特定的情形下会严厉，甚至是暴力，我觉得这些都是对他焦虑的基本反应。这种暴力的突然发生有好几种形式——痛打你一顿，这在那个时代的乡村绝对是家常便饭，还有滔滔不绝的责骂。“我父亲的本事在于，他不只是大呼小叫，他会羞辱你到无地自容。”汉斯约格说。当年轻的莱茵霍尔德因为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登山而非学习上，以至于考试不及格时，这位父亲将他的暴虐和挖苦展现的淋漓尽致。汉斯约格，“我记得莱茵霍尔德坐在厨房的木桌子前，手扶着脑袋哭个不停。”那种时候父亲会洋洋得意，他的正确是不可否认的。他竭尽全力不厌其烦地告诉过他固执的儿子，他最热爱最擅长的一种生活——登山家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我告诉你，在这种家庭里，只有一种可能，”莱茵霍尔德说，“要么屈服，被迫屈服，要么比父亲更强大。”
　　
　　莱茵霍尔德13岁，君特11岁的时候，他们俩已经结成了牢不可破的登山伙伴关系。相比于同龄人他们要更强壮更有天分，但是却个性迥异。据他的哥哥休伯特·梅斯纳尔（现在是博尔扎诺医院的儿科主任）说，莱茵霍尔德在公开场合经常出言不逊、好与人争斗，而君特则比较内敛。“只要是莱茵霍尔德想做的事情，他就会放手去做，但君特不是这样，”休伯特说。“君特的大问题在于他受父亲的影响很大，他不会去说，‘我不喜欢，我不干这个。’”
　　
　　从盖斯勒山脉的岩石险峰开始，莱茵霍尔德和君特继而转战多洛米蒂山脉其他高峰，之后更远离家乡踏上西阿尔卑斯山脉的经典登山路线。在多洛米蒂山区他们掌握了自由的攀岩风格，但在阿尔卑斯地区他们则积攒了在复杂地形和冰天雪地中攀登的经验。莱茵霍尔德20岁，君特18岁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与欧洲最富经验的一些登山家比肩。“当我有机会和他们一起登山，或者沿着某些著名登山家曾经走过的路线登顶，一路上我都是在观察和学习。”莱茵霍尔德顿了一顿继续说道。“就这么过了几年，我得说大概20岁、23岁的时候，我们明白了已经没人能像我们那样登山了。”尽管兄弟俩继续搭档，但是莱茵霍尔德开始醉心于像闪电一样独自冲顶，身轻如燕，步履如飞。“65年到70年，莱茵霍尔德在多洛米蒂地区的独自攀登应该是他生涯中的最佳表现，” 同样来自南蒂罗尔的汉斯·卡莫兰德尔如是说。“这些经历都被人忽视了。”
　　
　　正当兄弟俩攻克一个个引人注目的高度之时，被汉斯约格称作莱茵霍尔德的“必胜主义”愈加显现。“村子里有个地方，大家可以过去看电视，”汉斯约格说。“过去我们常常会看卡修斯·克莱 的比赛。你知道克莱开打之前会喊什么：‘我会在六个回合之内打倒他！’自那以后莱茵霍尔德也这么宣布他的攀登开场。“十个钟头之内登上艾格峰！”
　　
　　莱茵霍尔德登山时的轻灵与敏捷，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匪夷所思的速度。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已经多次戏剧性地展示过他究竟能有多快。说一个例子：1979年远征尼泊尔的阿玛达布朗峰时，莱茵霍尔德和他的朋友奥斯瓦德·厄尔策奇迹般地营救了伟大的探险家希拉里爵士的儿子彼得和两名同伴。“莱茵霍尔德只花了六个小时就走完了新西兰的登山者们花了两天半才走完的路程。”救援行动的目击者之一妮娜·奥尔金回忆道。“他在雪地上移动的速度堪比光速，你知道鹿是怎样的步态轻盈——他就好像那样弹跳着前进，仿佛足不沾地。”
　　
　　莱茵霍尔德和君特从学校毕业以后，就开始不情愿地接受职业培训。莱茵霍尔德在帕多瓦大学研习建筑，君特去了银行。但他们依旧在岩石之上接受着真正的教育。“我也在训练自己在野外生存——连续数天不进食，”莱茵霍尔德说。“我们不携带任何食物进山，因为食物会增加负重，所以我们学会了不吃东西。”他们也学会了莱茵霍尔德所说的“掌控局势”，或者说，保持沉着。
　　
　　“我认为勇气不过是恐惧的另一半，”他说。“因为我感到害怕，所以我需要勇气……如果我准备充分，如果我的想象中都时时伴随着挑战——在我真正面对挑战之前，我就学会适应它、假想它，为了它计划、准备、训练，当我真的开始攀登的时候——特别是身处万丈绝壁之时，不管有多难——我都会全神贯注，如入空境，唯一存在的只有我正悬吊其上、奋力攀登的几米岩壁；这样的专注下，一切都合情合理。再没有什么危险了，危险烟消云散……只有专注是绝对的。”
　　
　　1969年，莱茵霍尔德获得建筑学文凭，回到家乡的一所中学教数学。他选择这个职业只是因为他可以继续登山。突然，有人邀请他参加喜马拉雅的一次远征。这是个转折点。“你瞧，我把莱茵霍尔德的一生看作是两个阶段，”汉斯约格认真地说道。“登上南迦帕尔巴特峰之前和之后。”
　　
　　登山者口中所说的一座山的“路线”，指的是沿着山体表面攀登、最终收获峰顶无限风光的那条路。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尔一生的“路线”，那条解锁他的心灵、定义他的人生的“路线”，毫无疑问就是1970年德国－奥地利南迦帕尔巴特峰“西吉·勒夫纪念探险”之旅。耸立于巴基斯坦北部的南迦帕尔巴特峰高8,126米（26,660英尺），是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之一，也是世界第九高峰。直至1953年伟大的奥地利登山家赫尔曼·布尔第一次登顶之前，就有过无数次失败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探险尝试。“在我那个年代，技术难度最大的攀登不是攀爬其他任何一座山峰，而是南迦帕尔巴特峰的南壁——鲁巴尔壁，没错，至少在德语世界里大家都这么认为。”就连取道北侧胜利登顶的布尔，也曾被这堵庞大巍峨的岩壁吓退，他带着显而易见的惊愕，将鲁巴尔壁形容为“世界上最高的山壁，在巅峰之上直插云霄17,000英尺，刺向深不可测的天空。”
　　
　　远征的领队卡尔·马里亚·赫利希科费尔本人并非登山家，但他的异父母兄弟威利·默克尔就死于攀登南迦帕尔巴特峰途中（他的名字被铭刻在这座山的几处地标上以示纪念），赫利希科费尔对这座山产生了欲罢不能的复仇心理，同亚哈船长 对白鲸的态度如出一辙。1970年7月26日，在极端恶劣的天气下，远征队千辛万苦地在海拔7350米的高度，或者说在默克尔雪沟附近，固定了高地营和登山绳，雪沟是一道狭长的垂直岩沟，直通绝顶。探险队之前的一次登顶尝试中途夭折，进度比原定计划晚了几周，现在莱茵霍尔德，他的弟弟君特和格哈德·鲍尔挤在雪沟脚下5号营地的三人帐篷里，为最后一次登顶尝试蓄势待发。在莱茵霍尔德的建议下，一个精心构想的突击计划被拟定出来。大本营会向5号营地发射信号弹预报次日天气，红色信号弹代表坏天气，蓝色则代表好天气，如果是红色，莱茵霍尔德会和天气赛跑，独自向峰顶发动闪电袭击。如果是好天气的信号，三人就结伴登顶。那天晚上八点钟，红色信号弹划破了夜空。
　　
　　莱茵霍尔德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动身了，所携装备除了冰爪和冰镐再无其他，而君特和鲍尔则在雪沟开头的200米路段安置绳索，从旁协助此次艰难登顶。直到此刻，君特都和莱茵霍尔德都寸步不离；如今他的兄长——从来都是一马当先、我行我素——正朝着顶峰与荣光而去，而他却被留下来处理一大堆被冻住的乱糟糟的绳子。他心里的某些东西裂开了，他丢下绳子，全速追赶他哥哥。4个小时之内，君特在默克尔冰原上纵走了600米。“毫无疑问，”莱茵霍尔德说，“他为了赶上我已经竭尽全力。”
　　
　　君特超凡的努力立竿见影。当天下午五点，两兄弟在顶峰握手相庆。一小时以后——算是很久了——他们开始下山。行动迟缓、身体虚弱的君特在他们登顶时的险途面前畏缩不前。惊慌失措的莱茵霍尔德找了一条通往低地的捷径，将他们带到了山脊的西侧。天色已晚，他们蜷缩成一团，度过了人生中最糟糕的一晚。在坚硬明亮的星光照耀下，夜间的气温低到了零下四十度，他们没有帐篷，唯一能拿来御寒的就是一条太空毯。他们缺水少粮，在“死亡地带”徘徊了几个小时，君特出现了幻觉，满地乱抓想象中的一个毯子。
　　
　　“真的很难，”莱茵霍尔德说。“在高海拔地区氧气进不了血液，所以你没法进行新陈代你，你没法产热。你是在本能的支持下保持尽可能的清醒，你要用理性强迫血液流动。我们互相告诫，‘动起来，别睡……’如果有人睡过去了，那可能就是永远睡过去了。
　　
　　熬到天明，君特的情况已经有性命之忧。这时，他们突然看到，救援的人似乎正在赶来途中。在他们露营地点的下方，出现了彼得·肖尔茨和费利克斯·屈恩的身影，他们从4号营地出发，正沿着梅斯纳尔兄弟开辟的路径吃力地攀行着登顶之途。这两队人马隔着大概有一个足球场长度那么远的距离喊来喊去，随之而来的沟通失误，至今仍是南迦帕尔巴特英雄传里最没有得到过满意解释的事故之一。肖尔茨和屈恩如今已经作古，他们的说法再也无从追问。当时不知何故，这两位正在登顶途中的登山家没能明白对方危在旦夕。而对于梅斯纳尔兄弟来说，他们也无从知道那枚预告坏天气的红色信号弹是发错了，其实天气好得无可挑剔，肖尔茨和屈恩是为着登顶而来，不是为了救援。
　　
　　眼看队友撇下自己继续前行，莱因霍尔德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和君特将取道山峰另一侧的迪亚米尔壁下撤。美国登山家斯蒂夫·豪斯曾经和搭档文斯·安德森在2005年以阿尔卑斯方式攀登过鲁巴尔壁，谈起梅斯纳尔兄弟开头的这段下撤，他说：“如果你是站在顶峰附近的高处往下看，会看到迪亚米尔壁是一面非常和缓的雪坡，几乎是平的，走起来相当容易，而鲁巴尔壁高大、危险、令人生畏。我完全明白他当时为什么会做那样的决定。”
　　
　　迪亚米尔壁只被人征服过两次，莱因霍尔德凭着本能寻路而行。当夜，他和君特在海拔6500米高处再次短暂露营。第二天，兄弟俩在毒辣辣的日头下继续下撤。到了6000米处，君特缓过来一些了，他们似乎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胜利在望。莱因霍尔德说：“从第二次露营的地点往下看，我们隐隐约约能看见那儿有条下山的路。在一定距离之外从山下往上看，你能看到一座山的全貌，但是从山上往下就永远看不清，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从山上下来，能看到的只有深渊；你没法儿断定‘我是该向左呢，还是向右’——那也是为什么我迫不得已只能在下山时冲在前面探路的原因。”
　　
　　据莱因霍尔德自己估计，他时不时领先一个多小时脚程，走出了君特视力和听力的范围所及。尽管速度一向是他的招牌绝技，但他可能并不明白，这种速度是超自然的。莱因霍尔德凭着本能跌跌撞撞往南迦帕尔巴特峰脚下走去，将君特落在了后面。他在途中发现一道溪流，四天以来头一次有水喝。他如释重负，只等君特赶上来。但君特再也没有出现。
　　
　　汉斯约格用诊断的专业用语来描述莱因霍尔德意识到弟弟已然失踪时的情形，说他是“精神崩溃”。莱因霍尔德自己的说法是，当时他疯掉了。整整一天一夜他都在君特可能呆过的地方苦苦搜寻，在不久前雪崩的积雪中用双手刨翻。“我有个奇怪的感觉，他就在附近，”莱茵霍尔德说。“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他却不在那儿。有时我会听见他的声音……我走过去，他又不在那儿。我的理智和我清醒的意识告诉我，‘你弟弟死了。’但是我的感觉告诉我，‘弟弟还在这儿。’”最后，最原始的求生本能开始发挥作用，幻觉丛生的他踉跄前行走进了迪亚米尔山谷。两天后，村民将莱茵霍尔德抬出山谷，送到警察那里。在前往医院的途中，警车赶上了正要离去的探险队——他们已经对两兄弟的生还不抱希望。据一位队员回忆，莱茵霍尔德一开口就泣不成声，“君特在哪儿？”
　　
　　汉斯约格说：“我觉得，莱因霍尔德因为没能把弟弟带回家，本来精神负担就重得要死，而父亲一味焦虑、不动脑子的反应又加重了这种负罪感，他问：‘你把君特丢在哪儿了？’”莱因霍尔德把弟弟丢在了后面。在家人眼里，君特可能比莱因霍尔德还要强壮些。胡贝特说：“大家想的是，‘为什么死的是他，而不是莱因霍尔德？’”家里人猜测，促使君特不顾一切去冲顶的原因之一，是他在银行做循规蹈矩的工作很不开心。胡贝特说：“君特没办法打破规则，他的窘境就在于此。结果这些问题纷纷冒了出来而莱因霍尔德——这次事故之后，莱因霍尔德对家人关闭了心门。”
　　
　　对莱茵霍尔德来说，南迦帕尔巴特峰的探险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失去了弟弟这个最亲密的伙伴。他被切除了七跟冻伤的脚趾和三根指尖。此时他出名了，因为当一切尘埃落定时，就只有莱茵霍尔德·梅森纳尔，他成功征服了世界上最险峻的山壁，横越了一座8000米的高山。唯一可与之比拟的，就只有1963年一只庞大美国探险队横越珠穆朗玛峰的壮举。
　　
　　让事情愈加复杂的是，莱茵霍尔德爱上了付费同探险队出征的客人马克斯·冯·克耶林的妻子乌尔苏拉·德米特里。探险队回去没多久，她就离开了丈夫搬去和莱茵霍尔德同居。“我是个非常单纯的山里人，毛头小伙儿，”莱茵霍尔德说。“她见过大世面，我们俩很快组建了一个成功的团队。她帮我校正我的书，负责和我的编辑打交道。”在那个还没有公司赞助的年代里，要以登山为生需要足智多谋和敢作敢为。如果没有她，莱茵霍尔德说，“我的事业，如果这也能叫事业的话，会与今天大相径庭。”
　　
　　1971年的秋天，莱茵霍尔德带着乌希重返南迦帕尔巴特。他说：“我那时有个盼头，也许过了干旱的夏天，最好是有个干旱的夏天，君特的遗体能从哪场雪崩里露出来。”他们长途跋涉至迪亚米尔山谷，支起一顶帐篷，第二天一早莱茵霍尔德就出发了。“雪崩的巨响不分昼夜地在我们四周轰鸣，”乌希回忆道。莱茵霍尔德黎明时分就离开了帐篷，夜幕低垂之时她用旧木材燃起一堆篝火，煮好晚饭，静静等待。天黑之后很久莱茵霍尔德才回来。“他一边哭一边发抖，”乌希说。“他不肯吃东西，走进帐篷在黑夜里哭泣，睡觉的时候也在哭。”第二天依旧如此。一周时间耗尽，他们还是没找到君特遗体的蛛丝马迹，只好离开了。
　　
　　“南迦帕尔巴特峰之后，对登山运动的那种纯真的热忱消失了，”汉斯约格说。“莱茵霍尔德变得”——他停顿了许久，寻找合适的措辞——“他变得更职业了。”
　　
　　莱因霍尔德告诉我说：“我敢肯定，要弄懂登山运动，真正的关键所在是回程。也就是说，假如你真的到了那种艰难的地方，身处险境，空气稀薄而你竟然从山上回来了，你会觉得再次获得了生命的机会。你从此重生。只有在这种时刻，你才会深深地懂得，生命是我们最大的赠礼。”莱因霍尔德这番话，是一位31次攀上8000米高峰的登山圣手的经验之谈，这种资格在世上实属凤毛麟角。他说：“在我那代人里，最出众的登山家有一半死在了山上。”尽管如此，这位从南迦帕尔巴特死里逃生的25岁年轻人毫无疑问还会再去登山。
　　
　　莱因霍尔德说：“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还在想，等到痊愈之后，我大概可以单枪匹马去登山——我什么都攀得上去。结果，才过了一年我就心知肚明，这种能力永远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不光是脚的问题，我的手指也少了好几块，他们还切掉了一点骨头，就在这儿往下一点，这根骨头就压在这个点上，”他举起了左手的无名指。“用这么根手指头，我没法儿正常发挥。哪怕指尖或什么地方有一点点疼，你都不再是个优秀登山家了，因为你会不断地分心，没办法始终专注。我马上明白，我永远不可能再像69年那样攀岩了，那是我最好的岁月。所以我就变成了高海拔登山家。”这从来都不是他的初衷：“我对高海拔没兴趣，那不够陡，简直就是山地远足，我可从没打算到山上远足。”
　　
　　莱茵霍尔德自认为他最杰出最能代表自己的两项高海拔登山成就，分别是1984年与汉斯·卡莫兰德尔连续翻越加舒布鲁木I峰和II峰两座8000米高峰，以及1978年孤身一人登上他的生命之峰南迦帕尔巴特峰。但是，牢牢俘获了公众想象的，却是1978年春天首次无氧登顶珠峰。
　　
　　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革命性的。70年代的远征探险中，每人一般要携带50千克氧气，供7200米以上使用。据生理学家说，不携带氧气攀登珠峰和乔戈里峰这种8000米巨峰，是在冒永久性大脑损伤的风险。
　　
　　“毫无根据，”莱茵霍尔德这么评价这种观点。他有亲身经历作为凭据。1977年，他尚处于攀登尼泊尔道拉吉里峰险峻南壁失利的恢复期，就曾搭乘一架非增压型小型飞机飞过珠峰。“我试了试，7800米的时候出了点小状况，”莱茵霍尔德用他最实事求是的口吻说道。状况就是他感到“有点不安全”，以及他没法给自己的禄来福来相机装胶卷。“之后我感觉不错，在峰顶上空往下拍照也没问题，一点也没眩晕。”这架飞机后来攀升到了9000米高空。
　　
　　1978年，经奥地利阿尔卑斯俱乐部同意，莱因霍尔德和搭档彼得·哈伯勒以独立的双人团队身份随俱乐部的珠峰探险队出行。哈伯勒的老家在北蒂罗尔，当时他已经和莱因霍尔德相识了15年之久，两人在欧洲搭档探险过成百上千回，也曾好几次同登喜马拉雅。哈伯勒和君特、弗里德尔·穆奇赖希纳尔， 是少有的几个能跟上莱因霍尔德步伐的搭档。1975年，他们二人同登加舒布鲁木I峰，创下登顶8000米高峰最小团队的历史纪录。据哈伯勒回忆，那次探险结束后他们俩举杯相庆：“敬珠穆朗玛峰！”
　　
　　无氧珠峰探险把公众刺激的犹如过电。莱茵霍尔德如此总结：“就像是不带氧气上月球——怎么可能呢？……在德国，至少有五个医生在我们出发之前上了电视，广而告之说他们能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他露出鳄鱼般的笑容。“结果是为我们的丰功伟绩做了铺垫。”
　　
　　莱因霍尔德的生理测试显示，他的新陈代谢效率高得惊人——也许是他训练自己不吃东西的结果——但心肺功能并没什么不同凡响之处。然而，莱因霍尔德洋洋得意地提到，他父系母系两支的DNA分子标记均属罕见。他说：“就是！梅斯纳尔家的人就是不一样。”莱因霍尔德少壮之时练就了快奔上山,“30分钟之内上1000米。”他告诉我。可如今他跑不了那么快了，显然他也不再需要跑这么快。胡贝特说：“他老练了，他的身体也老练了。”无氧攀登珠峰，证明莱因霍尔德对高海拔登山的适应力非凡。对他来说，这让他“非常非常开心。我那时想，在珠峰之后，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
　　
　　他真动手去做了的头几件事里，就有一件是公然自绝于人民。在一场庆祝珠峰探险成功的家乡欢宴上，有人问莱因霍尔德为什么没带国旗去登顶。“要我回答，我就说了，我上珠峰可不是为了意大利，也不为南蒂罗尔，不为奥地利，不为德国，”他边说边纵声大笑，笑得口水横飞。“我上珠峰是为了自己。我掏出手帕来说：‘喏，这就是我的旗。’没有谁是为了别人去爬珠峰。你全凭自己去，什么都自己搞定。”他的语调陡然沉。“这些个国家主义颂歌统统让我恼火。真受不了。”与“法西斯”和“纳粹”对抗到底的必要性是莱因霍尔德最喜欢钟爱的主题之一。他热衷于指出，德国－奥地利阿尔卑斯俱乐部在1921年禁止犹太人入会，还在偏远的高山营帐上张贴告示来达到这一效果。莱因霍尔德认为，德国人对这种行径的逆来顺受应当归咎于他们对权威“绵羊般”的崇拜。他援引尼采说：“我的超人是个一意孤行的人，永远不会接受从高高在上者那里传下来的什么东西、什么规则。他会说，这是我的路，我就走这条。这种精神便是法西斯的大敌。”
　　
　　这种极端的一意孤行也有它的缺陷。他和彼得·哈伯勒创造历史后没多久就闹翻了。他们之后重修旧好，但这种长期失和似乎是他的职业惯性。阿尔费德·富克斯说：“探险归探险，完了之后就是另一回事了。”1990年，他和莱因霍尔德完成了南极大陆首次徒步穿越。莱因霍尔德此时已经从登山进入到他人生的第三阶段，探索平地世界。富克斯说：“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此人享誉世界，不断为登山运动设立新的标准，他非常的成功，可能还非常富有，可他的成功，他这个人，永远不能让自己获得平静。我认为这是他一生的悲剧。”
　　
　　“作为一名阿尔卑斯风格的登山家，莱茵霍尔德举世无双。”汉斯·卡莫兰德尔说。“但是他也有缺点，站在朋友的立场上，”他极为温和地说道。“我得说他接受不了批评，一旦被批评就急于反击。”
　　
　　莱茵霍尔德谈起置身群山的感受：“我完全放开自己，自然的力量统治着我的世界，人世的统治者于我何哉，宗教也不能对我颐指气使。有的只是我所尊敬的纯粹的自然。我心中的自然，我身外的自然。”显然，群山的自由就意味着远离其他人的自由。
　　
　　2003年莱茵霍尔德重返珠峰大本营庆祝征服珠峰50周年。“从大本营这头走到那头要花我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他的话里有不可置信，也掺杂了不加掩饰的轻蔑，因为他所谓的渗入群山的“都市文化”，借助无所不在的互联网连同山下的世界，毁掉了群山的遗世独立。
　　
　　对他而言，无氧攀登珠穆朗玛峰为他孤身驰骋天地的终极壮举开辟了通路：单人登顶珠峰，既是被发自内心的崇高理想激荡的热梦——也出自一些实实在在的竞争。日本登山家植树直己发布的一则公告成了莱茵霍尔德行动的导火索，公告声称他拿到了1980年单人登顶尝试的许可。莱茵霍尔德在书中坦白直露地记录下了他对此的反应：“怎么可能？这是我的主意！”
　　
　　莱茵霍尔德拿到的1980年珠峰北侧单人登顶许可，是中国政府1950年占领西藏以来颁发的首批许可证之一。他和一小队人——一位中国政府委派的联络官、一名翻译和一个充任医护随从的同伴——将会是珠峰北侧仅有的几个人。
　　
　　莱因霍尔德对同伴的选择毫不因循常规：内娜·奥尔古因是个30岁的美国女人，曾徒步穿越南美和太平洋群岛的部分地区，后来在喜马拉雅地区工作，为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基金会建造学校，如今在加拿大落基山脉拥有一家远足旅游公司。她于1979年跟随莱因霍尔德的探险队出行阿马达布拉姆峰，与他结识。他们俩在珠穆朗玛峰的6500米高处搭建了单人帐篷前进营地，两名中国陪同留在低地营。奥尔古因说：“那儿就只有莱因霍尔德，我，还有一匹狼，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那匹狼就跑到营地来，啃我帐篷外面的骨头。”她全职负责远征队的炊事和全方位协助。远征队在两处营地呆了一个月后，莱茵霍尔德于8月18日早晨出发了。
　　
　　“莱茵霍尔德当时已经孤身攀爬过差不多2,000座高山了，”奥尔古因说。这其中包括他彪炳史册的南迦帕尔巴特峰单人登顶。“人们不会觉得这会容易些，但有时一个人做事确实容易些，因为你不需要和别人合作，只要你能扛过孤独的滋味。他喜欢按照自己的节奏和风格做事，如果你知道你能做到，独自去做就要简单的多。他相信自己。”
　　
　　这次历史性的攀登一开始就险遭夭折。在距离营地仅500米的位置，莱茵霍尔德在黑暗中滑入一道裂缝。山峰高处，松软的积雪让攀登变得困难重重；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分担开路的工作。他要在山上呆上三个晚上了。
　　
　　“在阿尔卑斯地区这事儿很容易，”莱茵霍尔德说。“我可以做到早出晚归。长夜是单人登山者的大敌。攀爬本身不是问题——你仍然在攀爬。但一个人在危险的冰封之地呆上一个又一个夜晚则要困难的多。”登顶之后，莱茵霍尔德的表情只剩呆滞。薄雾飘至，轻盈的雪花模糊了他的足迹。他机械地转身下山，能感觉到自己心神逐渐涣散，对他所处境地的漠然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
　　
　　“第三天的时候我总算发现了正在下撤的他。”奥尔古因说。“我看着他，看着他，看着他——我一眨眼，他就不见了。实际上他是摔倒了——最后400英尺他几乎是滑下来的，但是他最终用冰镐稳住了自己。”一见到她，莱茵霍尔德就伏在她肩头哭了起来。“我把他弄回帐篷，他说，‘好吧，我再也不这么干了；我再也不会一个人去登其他山了——我到极限了。’”
　　
　　1986年莱茵霍尔德登上了洛子峰，从此成为踏遍全世界8000米以上高峰的第一人。“爬完这些8000米高峰我就明白了，如今我只能重复自己了。我以前做的一切现在都索然无趣。”莱茵霍尔德说。“但我喜欢去一个万事都新鲜的地方，然后开始一项新的活动。”
　　
　　莱茵霍尔德的银色奔驰SLK从博尔扎诺城中疾速驶出，朝着群山和他的城堡朱瓦尔堡进发。车子的点火器上摇摇晃晃地挂着一串醒目的钥匙链：一只连着小块沙黄色毛皮的动物爪子。莱茵霍尔德大笑道：“这是雪人的爪子。”梅斯纳尔第四阶段的生命旅程献给了神山和神话，包括偷偷接近传说中的雪人——喜马拉雅地区的大脚怪。他最终认出了自己追逐的是喜马拉雅棕熊，这给莱茵霍尔德在德语登山界招来了憎恶。“雪人的故事让他在阿尔卑斯精英文化圈里跌了价。”汉斯·卡莫兰德尔说。就好像是德国登山家从他们的高山史诗中蹒跚归来，迎接他们的并非梦寐以求的喝彩、尊敬和书籍约稿——托了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尔的福——反倒是个非常不合时宜的滑稽问题：“喂，你看见雪人没？
　　
　　耸立于3000英尺云崖之上的朱瓦尔堡宛如绿林大盗的藏身之所，白雪皑皑的巍峨群山环卫左右，俯瞰着塞纳莱斯河谷中渺小的芸芸众生。莱茵霍尔德1983年购得这座十三世纪的城堡，数个梦想得以实现。他管理的有机田地、有机牲畜和葡萄园无可挑剔，他可以当个农民，这是他扬言自己一直想做的事：山地农业是生命的第五阶段。。更重要的是，朱瓦尔堡提供了“自给自足”，这是莱因霍尔德最喜爱的用语之一。如果必要，他可以潜居此地，衣食无忧，与世隔绝。
　　
　　朱瓦尔堡同时也是1998年一场攀岩悲剧的发生地。一个雨夜，莱因霍尔德被锁在了自己的城堡外面，这位世上最伟大的登山家爬上城堡高墙，结果在黑暗中从20英尺的高处跌落，落地不稳，摔断了脚后跟。这次受伤严重到足以限制他的行动能力，伤处至今还在作痛。莱因霍尔德意识到，许多年之内他都不会处在最佳状态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他下决心进入欧洲议会。这种能力——正如他在南迦帕尔巴特峰之后所显示——不仅重新振作，而且毅然诀别他多年深爱的事物，似乎就是他始终不断再创造的秘密。我问他在这五年议员任期里提出的哪项议题带来了最大改变，他听了直乐：“没人能改变什么啊。”1999年到2004年这段政治事业，连个生命阶段的名号都没得着。为庆祝这段生涯告终，他以60岁的年纪实现了穿越戈壁沙漠的夙愿。
　　
　　一年中大部分时候，莱茵霍尔德和他的家人不住在山上的朱瓦尔堡，而是住在临近的迷人小镇梅拉诺。一回到他位于镇上的公寓，莱茵霍尔德打开门，从厨房传来低沉的轰隆轰隆声。他多少有点困惑：“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噪音。”一只宝贝龙？西藏经幡对着圣骨冢的耳语？“我觉得是吸尘器。”我小心翼翼地表达着自己的看法，想起此前莱茵霍尔德说过的关于自己家居生活的话：“要是灯不亮了或者暖气不热了，我都不知道该去哪儿求助，”他说过，“就像住在妈妈家里，真好。”梅斯纳尔一家看起来井井有条、其乐融融。“我们的这套体系比婚姻更有力，”莱茵霍尔德提起他与萨宾·施特勒长达19年的关系，将其描述为清楚界定了特定权限的伙伴关系。（出于保护家庭隐私的目的，施特勒不愿参与采访。）“我们这儿是女家长制，所以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吧，”他提到自己十几岁的女儿的一些问题时如是说。
　　
　　随后莱茵霍尔德的弟弟休伯特顺路拜访。休伯特陪伴他有名的哥哥完成过几次平地冒险，其中包括格陵兰冰盖穿越。2000年的夏天，他曾加入莱因霍尔德和两位友人的南迦帕尔巴特峰远征，那是君特逝世30周年。
　　
　　“我们决定换一条全新的路线上山，一条非常美丽的路线，”休伯特说，“我没登顶，我在7,300米的地方停下了。我停下是因为我当时已经有点反应迟钝了。”他们取道迪亚米尔壁上攀，莱因霍尔德把他认为是当年君特丧命的地方指给休贝特看。“我们恐怕把所有强烈的情绪都尝遍了，很难捱，”胡贝特放低了声音，忽然结结巴巴起来。“在帐篷里，他总是把我叫作君特。”
　　
　　2000年的远征可能是一副催化剂，促使莱茵霍尔德2001年10月做出决定重新揭开1970年的旧伤。他选择的公共场合，为庆祝卡尔·马里亚·赫利希科费尔传记出版而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由德国阿尔卑斯俱乐部主办。莱因霍尔德没有发表与会者期待的斯文颂扬之辞，反而破口大骂当年的探险队成员：“他们当中有些人，岁数比我还大，觉得要是梅斯纳尔两兄弟都死在山上回不来才好呢。”
　　
　　莱茵霍尔德的话引起了强烈反对。两位远征队成员汉斯·萨雷尔和付费客人马克斯·冯·克耶林出书发表严正声明：年轻的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尔不仅总想历史性地横越南迦巴尔特峰，他还任由君特死在鲁巴尔壁上，自己却翻过峰顶从迪亚米尔壁下撤。几位团队成员报告说他们记得莱茵霍尔德研究过山峰两侧的地图：“大本营发射信号弹前的那个夜里，他跟我说过横越的事情，”尤根·温克勒回忆道。作为一名声名远播的阿尔卑斯摄影家，他是莱茵霍尔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语惊四座时在场的两名1970年远征队成员之一。但是年轻的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尔，尽管雄心勃勃，真的会鲁莽到在第一次喜马拉雅远征时就不带绳子和帐篷，只凭一把坚果和葡萄干还有一瓶水就去横越8,000米的高峰？
　　
　　“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尔是一个不世出的硬汉，”温克勒回答。“世上再找不出第二个像他那样的人了。”
　　
　　谈到搜寻君特遗体这件事，莱茵霍尔德告诉我，“我盼望着，就像在盼望一个梦——也许今年晚些时候，日照融掉了雪崩的废墟，他就会出现了。”2005年的炎炎夏天，这个梦境穿透诽谤诉讼和恶言相向的迷雾，变成了现实。南迦帕尔巴特峰仿佛对自己造成的这一切创伤哀哀垂怜，终于交出了死者。7月17日，三名巴基斯坦登山者在4300米高处的迪亚米尔山谷中偶然发现了君特的遗体，死者的身份通过一只破旧的、生产于1980年之前的皮革登山靴上的细节得到认定。稍后，因斯布鲁克医科大学法医学院对其中罕见的梅斯纳尔基因组的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DNA都进行了精心测试，确认死者为君特·梅斯纳尔。
　　
　　莱因霍尔德回到南迦帕尔巴特，得知1970年探险队的某位成员曾经在迪亚米尔壁拍摄过有关南迦帕尔巴特悲剧历史的纪录剧情片，他深恐弟弟的遗体被人利用，甚至被人掉换地点。和家人商议之后，他在山上火化了君特的遗体。
　　
　　莱因霍尔德说：“我献出了整个自我，我全部的精力，我的时间，我的钱，我的热情。”他这说的不是8000米高峰探险，而是他最新开幕的博物馆。家人和朋友都谈到过他给自己施加的压力，还说他的暴怒发作得更厉害、更频繁了。这项事业在莱因霍尔德心目中如史诗般宏伟,所有他认为是激发“强力体验”以试探个人极限所必不可少的元素，这项事业里样样齐全——艰难困苦、奋发努力、风吹日晒。但我提醒他说，其中没有死亡的风险。他阴沉沉地答道：“我也可以像海明威那样自我了断。”
　　
　　待到完工之日，五家梅斯纳尔山岳博物馆将在南蒂罗尔串成一个美妙的圆圈；最终，它们将自行运营。他沉吟道：“我的梦想是，它们没有我也能自求多福——就像家庭的情况一样。”一旦生命的所有面向全部达到自给自足，他将获得自由，去追寻另一个讨论已久但从未实现的梦想，找一处洞穴隐居。他说：“我更愿意在多洛米蒂山里找个地方，那儿好地方多得是我也许会在里面呆一个月，写写东西，想想事情，享受晨光乍现，爬爬山。那是个打消不掉的狂想，梦里我成了自由人。”
　　
　　他有片刻沉默。“我再也不是个自由人了。”
　　
　　为什么不干脆退休算了？汉斯约格说：“莱因霍尔德没法真的放松下来。你知道他网站上那句话吗？‘我是我所做。’可我觉得他也相信反过来的说法：‘若我不做，则我不在。’”
　　
　　从生命的第一阶段到第六阶段，莱因霍尔德究竟走过了多么遥远的长路，在他20多不到30岁时拍摄的一部影片里表露无遗，影片拍的是他在盖斯勒施皮岑山中攀爬一面陡峭的岩壁。他沿险峻的尖峰攀升，仿佛水流上涌、腾入云霄；他的指尖在岩面上轻掠而过，了无压痕。他的眉宇之间是超脱凡尘的敬畏神情。他告诉我说：“困境中有些时刻，一切都被远远抛在后面，不再有任何怀疑，问题也纷纷飘散。我觉得这就是重大的时刻。倘若问题飘散，我自不必作答。真正的我活着——我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