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我大病一场,入院前见到Caro,在市中心的一个小Bar,她带我去的,竟然风格也是我喜欢的复古老旧。大根的原木,昏暗的灯光,客人都是文质彬彬的,律师、老师一样的人,响着几不能闻的音乐。也许是因为Caro学心理学,我不知不觉把她当成我的心理医生,惯于向她倾诉。她会静静地听,缓缓的讲话,而我的心就在她的讲述中被慢慢地熨平了。
那天好冷,等老公开车来接我们。我搂住单薄的她,立在街头,有种幻觉好像我们已经立成一座雕像。雾渐渐地漫了开来,时间停滞了,心里疼得象抽筋。因为就快到来的分离?因为无常的人生?不知道。
再见面,已是我的大病初愈,在冬日洒满阳光的Kleber广场。说起我的归期,她的泪水珠子般滚了下来。我快快地把一大杯咖啡灌了下去,艰难地笑说:“来北京,你就住我家啊。”然后就再也不敢抬头了。
最后一次见面,在大学食堂里吃“火焰饼”。被五百多公斤行李折磨得身心俱疲的我已不知是喜是忧了。回家,固然使我兴奋,可谁说我不是离家呢。两年半,我以这个法国东北小城为家,熟悉它的很多小街小巷,知道哪里的啤酒好喝,哪里有最好吃的“火焰饼”。
我们聊着不相干的话题,那个希腊小伙也显得比平时话多。终于快快地吞完烤胡了的“火焰饼”,我说我又得回去打那好像已经打不完的包了。快快地抱抱,把每次也许是例行公事的贴面在心里加了好多的祝福。没说一句话,只挥挥手。
他们手牵手地走了,我却楞楞地,不知回家该往哪边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