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遵义会议后张闻天的领导地位

老彭01

谈遵义会议后张闻天的领导地位

   

(本文选自《随笔》2012年第6期)

作者：李乔

一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是过去党史著作里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但也是一句含义不甚清晰、可以作不同理解的话。什么叫“领导地位”?是作为最高领袖的地位，即组织上的第一把手的领导地位，还是当了常委（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常委）作为决策人之一的领导地位?但这句话长期以来给人们的信息却是明确的，即:一开过遵义会议，毛泽东就是党的最高领袖，即组织上的第一把手了。这符合事实吗?
    对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个提法，若将“领导地位”理解为确立了常委这一领导地位，当然是正确的，因为毛原来不是常委，而常委又确是一种领导地位，而且是重要的领导地位。但若将“领导地位”解读为最高领袖地位，就不对了。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领袖，是后来的事，渐进的事，是若干年之后的事。
    2011年，为纪念建党90周年，新华网发表了一篇关于遵义会议的文章《红旗漫卷长征路——记遵义会议与长征的胜利》，写道: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四项决定。这一表述，是尊重历史原貌的，它明确告诉读者:毛泽东只是被选为常委，而并没被选为第一把手——总书记。但文章同时又写道: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意思是说，毛虽然仅被选为常委，但实际上却居于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岗位。
    比起以往的宣传，这篇新华网文章有了两点进步:一是披露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任的真实职务——常委，二是在以往常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这句话之前，加了“实际上”三个字。这实际上已承认了毛泽东当时在组织上并未居于最高领袖的位置。但这种文义有些模糊的行文，极易让读者产生一种纠结不清的印象。
    今年（2012年）1月15日，新华社又发表了关于遵义会议的电讯稿《历史上的今天·1月15日》，又有了以下新提法:遵义会议“开始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里使用了“代表”一词，而未用“确立领导地位”的提法。“代表”，与实职不同，指代表性。用“代表”一词，弹性就大多了。这句话大体是说:毛泽东是新一届党中央正确领导的代表，代表着党的正确路线。但这种“代表”毕竟不等于组织上的最高领袖。这篇电讯稿，较之前引新华网文章又进了一步，即向承认毛泽东当时在组织上还不是最高领袖这一史实又进了一步。
    那么，遵义会议（指党史界所说的由先后若干次会议组成的广义“遵义会议”）所选出的党的最高领袖是谁呢?是张闻天（洛甫）。关于这一点，遵义会议亲历者的证明材料和党史学界的考证成果，近年来已普遍为人所知。但对张闻天所任职务的名称还有一些争议。或曰叫“总书记”，或曰叫“总负责（或负总责）”，再一说叫“中央书记”。我认为，应该确认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职务名称叫“总书记”。证据，就是大家都那么叫——所谓“习惯上称为总书记”。为什么有此习惯?因为大家都承认嘛!第一，承认他是总书记，第二，也承认他叫“总书记”。第三，没人纠正说，张闻天不该叫“总书记”。或许有人硬要找出“总书记”一称的文字依据，但我看不应那么较真，因为那时不像现在，担任什么职务必须明确写入文件，还要登报公布，那时，在形式上的确是有一点模糊的。关键是要看真实情况:一是张闻天确是负了总书记之责。二是大家确是叫他“总书记”。这种名实合一的情况，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其实，无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之后的职务称为什么，最关键之点是:张闻天是不是经过遵义会议而被推为最高领袖，即组织上的第一把手?无疑，是的。
    关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担任了党的最高领袖这一史实，有关史料和考证文章很多，证据是充分的。试举一条权威材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张闻天年谱》（上）第587页记载: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提出“把总书记一职让掉”，并“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另据史料，此前，在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王稼祥曾传达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从张闻天的建议和王稼祥的传达可以看出，如果张闻天当时并未担任作为最高领袖的总书记（或“总负责”）一职，也就无所谓“让掉”，季米特洛夫的“要以毛泽东为首”的意见也就是无的放矢了。

类似的材料和证据还可以举出不少，但本文想另辟一个角度来说明问题，这就是，看看毛泽东是怎么说的。毛泽东无疑是最重要的事件亲历者之一，更是“在遵义会议上谁被选为最高领袖”这一问题的局中人。看看他怎么说，对于了解历史原貌无疑是极有帮助，也极有说服力的。

二

    试举毛泽东的五条语录来看。
    第一条语录。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同志《毛泽东评点党内重要干部·关于瞿秋白和张闻天》一文披露了这样一段材料:
   
     关于张闻天，毛泽东1943年称道他“不争权”，还说:“洛甫这个人很讲民主，延安整风以前，他是中央总负责人，我封他一个雅号，叫‘开明君主'。”从这个角度评价张闻天，毛泽东是有切身体会的。正是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期间，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的文献》，2009年第3期，第84—85页）
   
     又，曾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同志在《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纪念张闻天100周年》一文中，也说到毛泽东对张闻天的“开明君主”的称呼，且更为具体:
   
     毛泽东到陕北后常对人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有时也说成“有道明君”或“明君”）。（《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又，在一部介绍毛泽东生平的电视片中，张闻天夫人刘英作为嘉宾，讲到:毛主席常称张闻天为“皇帝”、为“青天”，还开玩笑说，洛甫“不爱江山爱美人”（指张不专权，又与刘英关系好）。还讲到: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总能把毛泽东的观点汇总进去。
    以上三条材料，实际是一条语录，一个意思。
    毛泽东所说的“中央总负责人”，陈晋说的“负总责”，无疑都是最高领袖、第一把手的意思。所谓“开明君主”、“有道明君”、“明君”、“青天”、“不爱江山”等说法，虽为幽默说法，却实含着张闻天是最高领袖之意。毛说“洛甫这个人很讲民主”，实际也就是在说:“张闻天虽为党的最高领袖，却并不独裁，很讲民主。”试想，如果张闻天不是最高领袖，如果最高领袖是毛泽东，毛还用赞扬张闻天“很讲民主”吗?哪有上级赞扬下级对自己“很讲民主”的道理呢?如果张闻天的位置不在毛之上，毛是绝不会说那些话的。毛泽东除了说张闻天是“明君”，还夸过别人是“明君”吗?还夸过职位比他低的人是“明君”吗?毛在自己担任了党的最高领袖之后，还夸过张闻天是“明君”吗?都是没有的。
    陈晋所引的毛语录中，有一句“延安整风以前，他是中央总负责人”，这句话很重要，说明毛泽东对张闻天担任最高领袖的时间是断得很清楚的，即:延安整风以前，张闻天是中央总负责人;之后，就不是了。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当然，若是细究起来，毛的这个说法也有些笼统，实际上在延安整风结束之前两年，即1943年，甚至更早些，张闻天就已不再担任“中央总负责人”了。
    张闻天为最高领袖，还可以从毛称张为“明君”的同时又自称“毛大帅”看出来。遵义会议常委分工，明确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即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后来，逐渐以毛为主，周副之，毛成为“大帅”，毛也就自称为“毛大帅”了。这个自称是名副其实的，既非“僭越”，也非自谦。
    那么，帅，与所谓君比较起来，谁是最高领袖呢?当然是君。君掌管全面，是“中央总负责人”。遵义会议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党中央，是以张闻天为“中央总负责人”的党中央。毛泽东作为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一（常委），参加党中央对军队的领导，并以统帅（大帅）身份直接指挥军队。如果硬说当时大帅是党的最高领袖，则既不合乎党的制度，也不合乎史实。

第二条语录。1960年夏，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在作关于中苏关系的长篇报告时谈到了党史，在谈到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时，说到了张闻天:“那个时候，开始倒是闻天转（变）得快，稼祥先转了，闻天也先转了。”这时，坐在一旁的毛泽东插话，说到他做张闻天的说服工作时，透露了一句:

    并且拥他为领袖。（张培森《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第10页）
   
     对于“领袖”一词，一般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领袖集体中的领袖之一，即复数领袖之一，亦即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说的领袖集团（集体）中的某位领袖。列宁说:“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所谓“称为领袖的人们”，即领袖集体。二是指最高领袖，即第一把手。此为单数，不是复数。
    在延安时期，党内有将党的决策层领导人都称为“领袖”的习惯，如朱德六十大寿庆典期间，周恩来有祝词曰:“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报刊文摘》2012年7月4日《延安时期朱德的六十大寿》，摘自《人民政协报》2012年6月14日）这个“人民领袖之一”的称谓，源头即列宁的“领袖集团”说。
    那么，毛泽东所说的“并且拥他（张闻天）为领袖”之“领袖”，指的是哪一种领袖呢?显然是指单数的最高领袖，而不是“人民领袖之一”。当时，毛泽东自己已是“人民领袖之一”了，谈不上再拥张闻天为“人民领袖之一”。
    第三条语录。毛泽东1964年6月16日在北京十三陵谈到接班人问题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党的历史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张闻天），五朝领袖都没有把我们搞垮，搞垮不容易，这是历史经验。（《毛泽东思想万岁·关于军事工作落实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讲话》，1968年，内部资料本）
   
     这里所谓“搞垮”，指“路线错误”对党的危害，所说的“领袖”，当然也是指最高领袖。这里所说的“五朝领袖”，都是担任过中共最高领袖或虽无最高领袖之名却有其实的人。“第五朝是洛甫（张闻天）”，这句话明确说明了张闻天是党的第五届最高领袖。
    比较一下毛泽东所提到的这几朝最高领袖，可以看出，第三、第四朝皆为两人，且他们有个名实关系的问题，张闻天则只一人为最高领袖，且在名实两方面都是最高领袖。毛泽东承认这一点，并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尽管是从贬义上来说的。
    第四条语录。类似第三条语录的话，毛还讲过一次。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同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话时说:
   
     我们这个党有过“几朝领袖”，第一代是陈独秀，第二代是向忠发、李立三，第三代是陈绍禹（王明），“第四代是张闻天”，“以后就是轮到我了”。（张培森《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第10页）
   
     这段话未提及瞿秋白，但这不影响谈话的主要意思。与上面所举的十三陵谈话相比较，毛泽东在这段话里把自己也摆进去了，列为最高领袖行列中排在张闻天后面的一位。毛泽东明确说，张闻天以后，就“轮到我了”。
    第五条语录。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同志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上发表了一篇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章《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讲了这样一件重要史实:
   
    （毛远新说:）主席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他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对这句话中的“遵义会议”我根本听不懂，这句话就是他用手写的。
   
     请注意，“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这句话是毛泽东亲手写下的，可靠性无可置疑。“做了十年的副手”，做谁的副手呢?当然是做张闻天的。另，1967年7月12日，周恩来也谈到过党的五任领袖，说道:“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这是在“文革”中说的话，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张闻天则正在受迫害，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周恩来仍讲这样的话，则尤可说明他所谈的为历史原貌。
    但有一点要说明，毛与周所说的“十年”，实际只是个概数，其实并没有那么长时间，张闻天实际只当了约三四年总书记，即使算到1943年中央机构调整也只有八年。所谓“十年”，是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3年这八年的概数。
    毛泽东让毛远新传的这句话，虽然因含有劝慰张春桥之意而放大了史实，但绝不能认为这是毛泽东在讲客套话，实际上，毛是以基本史实为基础讲这句话的。在《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一文中，毛远新又写道，当时毛泽东虽然口头表达能力大减，但头脑还是清楚的。故此，应该认定，毛泽东对张春桥说的那番话应是他真实意思的表达。这个真实意思就是: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当了最高领袖，自己做过长时间的张闻天的副手。
    当然，我们也很清楚，历史事实是，毛泽东这个“副手”非同寻常，乃是能经常起到极重要作用，乃至“核心作用”（指他经常发表正确意见，成为“正确意见领袖”，人们接受了这些意见，他便实际起到了核心作用）的“副手”，而且是逐渐过渡为名实兼备的最高领袖的“副手”。
    上面所举出的这五条毛泽东语录，实际上并不新鲜，在一些报刊书籍中是可以查到的，但这些语录处于星散状态，这就不易凸显毛泽东本人的说法和想法。本文将这些语录汇集起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类似内容的语录，没有正式发表过的，还会有一些。但仅仅是本文所举出的这几条，就已很有说服力了。但倘若有人轻视这几条语录，不相信或曲解这几条语录，那么，回答“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地位”这一问题的底线，即基本的史法、史德，也就谈不到了。
    再有，决不能认为毛泽东说这些话是一种所谓“伟大的谦虚”。因为，这终究是个事实问题，是个组织史的问题。毛泽东本人是讲实事求是的，不会不承认事实。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什么“伟大的谦虚”。更何况，如果毛在遵义会议后立即在组织上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他又何必谦虚地说拥别人为最高领袖呢?
     总之，必须认定上面所举出的这几条语录是毛泽东认真、严肃地说的，是抱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说的。这五条语录，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1976年，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多年，可知毛这个说法的连续性。1976年是毛泽东辞世的年头，而在这最终的年头，他又说了一遍自己是“副手”，实际是又讲了一遍张闻天是“第五朝领袖”的史实。显然，在毛泽东内心，无疑是承认张闻天做过一个时期党的最高领袖的。
    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在张闻天平反追悼大会上代表党中央致《悼词》，公布了张闻天与遵义会议有关的三件重大史实:一是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二是张闻天受会议委托起草了决议，三是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悼词》的这个说法，与前引毛泽东五条语录的说法是贯通的、一致的。

后来，由于一份传达提纲的发现和一个批示，“总书记”一称在一些文章中被“负总责”一称所替换。但无论是称为“总书记”，还是叫“负总责”，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说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担任了党的最高领袖。

三

     有一种观点认为，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只是组织名义上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才是实际上的最高领袖，甚至认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只是个基本不管事的总书记”，“处处听从毛的意见”。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是“想当然”，持这种观点者，其实大多并未做过相关的实证研究。这种观点的形成，说到底是受了对毛个人崇拜的风气的影响。
    我看不能这样截然区分所谓“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和“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实际情况应该是:遵义会议后，中共形成了新的领导集体，即列宁所说的那种“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在这个领袖集体中，张毛是两位主要领袖，史称“洛毛”或“毛洛”，从组织上说，最高领袖是张闻天，但毛作为主要领袖之一，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共同构成中共中央最核心的领导层:一位在党中央负总责，主持中央常务工作，一位既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又为最高军事统帅。在“洛毛（毛洛）合作”中，张闻天绝不是个基本不管事的总书记，而是一位起过重大作用的总书记。
    关于最高领袖的变动过程，我想，应该这样描述:遵义会议后，从组织上“洛主毛副”、操作上“洛毛合作”的格局发轫，历三四年，逐渐呈洛降毛升之态，以致毛的核心作用越来越明显，“洛毛”逐步向“毛洛”演变，实质上的最高领袖地位也逐渐过渡为毛泽东，但最终从名义上过渡为毛泽东，则又延长了相当一段时间。这个变动过程，总长达八年。
    前引陈晋文章中有一句话:“正是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期间，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对这一史实，我想再做如下稍具体些的表述:张闻天以最高领袖的身份地位，起到了推进和促成毛泽东替换自己而成为下一届最高领袖的作用，这个替换过程是渐进的，张闻天是逐步地退居次要位置，逐步地加大支持毛泽东走向最高领袖岗位的力度的。
   

      2012年8月22日定稿

唐潮

挺喜欢看老彭的帖子，人呢？

瓜仔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