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博士县长的合作社实验

人在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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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日期：2005年5月12日      □今报记者 杨非 文\图  



何慧丽，女，34岁，北京大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两年前，她从北京到兰考挂职锻炼，任副县长，“进入了中国基层政治经济运行机制的核心轨道”。但是这个博士县长围绕着这个轨道所做的一切，迥异于我们以往的想象。

人物语录

“采访我的文章，发表可以，但你得资助一个兰考贫困学生。这要求可能不太合理，但我只能靠向朋友们强行推荐的办法，去关心可怜的孩子们。”
——2003年11月，何慧丽在接受一家媒体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买几个呗，你们记者也支持支持我们那儿的老人和妇女。”
——2004年7月，何慧丽在河北定州向记者推销兰考农民的鞋垫和手工艺品。
“你这不是‘腐败’吗，还不如把坐飞机的钱赞助给我们农村的孩子呢。”
——2005年4月，何慧丽责怪一位北京的记者。

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
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国情和常识相结合，就是黑板上养猪，实验室里种庄稼
从我省灵宝的农村姑娘到武汉大学的高才生，从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到北京大学博士，何慧丽的“学问路”走得一帆风顺。但是，在北大听课时，何慧丽感觉越听越困惑。很多非常有名的专家学者注重的都是逻辑的多元和学问的精致，讲究什么自由派、左派和右派。可她的感觉是，对这些东西，自己只有景仰的份儿，永远也够不着。
她最终选择回到乡土社会，走另外一条治学路径。她觉得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国情和常识相结合，就是黑板上养猪，实验室里种庄稼。
2003年8月，何慧丽从中国农业大学来到兰考县担任挂职副县长。
“我开始特别想为县里搞好招商引资，但是，我发现我不是那块料。”何慧丽说，她曾找过外商和兰考籍的“内商”，但都没有成功。商人有商人的运作逻辑，而她没有和商人打交道的特长。的确，将近两年的时间，何慧丽协议引资不到20万且尚未到账。
于是，学社会学的她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在兰考搞农民合作实验。
4个合作社的沉重寄托
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能人，他们应该和农民一起决定农村的发展方向
让合作社回到兰考农村。听到这个消息，别说是城里人，就是兰考县农民也感到稀罕，现在农民都是单干搞经济，成立合作社有啥用。不过与建国初期农业合作社不同的是，兰考农村合作社没有行政力量干预，由农民自愿加入。
何慧丽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一个规律：政府主导下或直接干预下的结构调整后遗症比较多，不能再强迫农民种大蒜、洋葱，要让农民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催生和速生的东西都是短命的。
何慧丽认为，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能人，自己只需为他们搭建一个平台，让这些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精英聚到一起，让他们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
把这些乡村的精英团结起来，组建成自助合作组织，往小里说是提高农村的经济收益，往大里说就是提高乡村的文化氛围，增强乡村的凝聚力，为生活在乡村的人提供一个符合乡村实际的文化系统和价值系统。
在我国著名学者温铁军、贺雪峰等主张搞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的直接指导下，借鉴印度喀拉拉邦的民众科学运动的经验，以及国内新乡村建设的既有资源，何慧丽开始了自己的兰考合作实验。从2003年8月至今，她共在6个乡6个村建起了4个合作社、5个农民文艺队和一个老年协会。
合作社曾被疑为传销组织
我个人给合作社1000元，只计股，永不退股，永不参加分红
葡萄架乡贺村农民、现任贺村合作社理事会会长的王德显是何慧丽兰考合作实验的重要参与者。
2004年7月6日上午，到贺村调研的河南大学三农研究会负责人赵晓峰向副县长何慧丽推荐了有经济头脑的中年农民王德显。这时的何慧丽急需物色年轻、有头脑和公益心的农民精英，希望他们能撒播更多合作社的种子。
“那天晚上谈到10点多，天热得很，也没有电，我给她找了把扇子。那时我卖的农药都在家里，药味呛得人都没法进，可何县长不在乎。”今年5月5日上午，王德显回忆说，去年7月6日下午何慧丽就来到了贺村。
2004年7月10日，王德显和单春华、郭炳辰等村民自发成立了筹备小组，开始商量合作社事宜，并安排人去动员更多的村民参加，理由很简单——合作社是为大家谋福利的，愿意参加就来开会。
随后每个星期六晚上，筹备小组就在王德显家开会。这个时候出现了质疑的声音，因为何慧丽曾带农民搞军训，紧握拳头高喊合作口号：“改变自我，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乡村。”有人据此说何慧丽在村里搞传销，村民王德显是她的合伙人。为此，王德显气得摔过手机。
何慧丽给村民讲，“有人说搞合作社和搞传销一样，我现在承诺：我个人给合作社1000元，只计股，永不退股，永不参加分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村民担心何慧丽将来拿着钱跑了。
2004年9月1日，贺村合作社成立，合作社设有种植组、养殖组、信息组、技术组和监事会等机构。建社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社员垫平了多年无人问津的被大水冲毁的路面。
“自己”的合作社
出来考察学习，吃咸菜、喝稀饭，自己掏腰包
2004年7月7日下午，在何慧丽的带领下，王德显与仪封乡胡寨村经济能人王继伟、三义寨乡南马庄村村干部张砚斌一起，来到位于河北定州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这所学院的院长是我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在这里，王德显、王继伟和张砚斌第一次接触了合作理念。
在学院学习的4天时间里，何慧丽、王德显他们一起吃咸菜、喝稀饭，参加学院的各种义务劳动。在教室里，王德显他们坐在凳子上，何慧丽坐在离黑板最近的地板上。
按照王德显们的理解，跟着县长出来学习是公事，可是他们四个人来往的路费都自掏腰包。王德显他们感到，这个县长的脾气怪怪的。
王继伟告诉记者，除了那次去河北学习外，何慧丽还曾带着他和张砚斌去过漯河市南街村和新乡刘庄村。但是，考察前，何慧丽让他们每人预交了100元的食宿费。
开会时负责人在后排吞云吐雾
“今天这会你必须来主持，你给我坐前面去！”何慧丽常常无法忍受农民们习以为常的散漫和无所谓
兰考县城关乡陈寨村合作社是何慧丽合作实验的6个点之一。
2004年10月16日，何慧丽带着美国、荷兰的专家到陈寨村考察。但是，陈寨村合作社筹委会负责人、村民刘平均却不积极，若无其事地与几个村民猫腰坐在后排的座位上吞云吐雾。
“怎么坐在这里？你这个会长应该主持啊，为什么不上前面？客人来了坐在哪里，怎么个发言顺序？这些你这个会长怎么安排的？”何慧丽着了急，而刘平均则笑嘻嘻，“咋坐？！就这么坐呗，一个挨一个的发言呗！我就不用坐前面了！不就是开个会儿吗？”这时简陋的主席台上一片乱哄哄，来客谁也不知如何落座。
“今天这会你必须来主持，你给我坐前面去！”何慧丽忍不住发了脾气。
“呒事儿——”刘平均还是不紧不慢，不动屁股。
何慧丽站在刘平均身后不作声，刘平均旁边的几个农民有些坐不住了，站起来拉了拉刘平均。这时，刘平均才慢慢站起身来。
和村民睡一个炕头
居景枝睡西头，何慧丽睡东头。嘻嘻哈哈的，两个人在被窝里说到凌晨两点多钟
今年40岁的居景枝，是兰考县葡萄架乡贺村合作社理事。因为家贫，考上高中的她最终选择了辍学。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贺村合作社召开社内例会。前来参加例会的何慧丽决定找居景枝谈心。何慧丽是居景枝20多年来见到的最大的官。晚上何慧丽住在了居景枝家里，居景枝睡西头，何慧丽睡东头。嘻嘻哈哈的，两个人在被窝里说到凌晨两点多钟。
用贺村合作社理事单春华的话说，不少村民甚至怀疑过她的身份，一个副县长咋能这样和农民相处：与农民住在一起，自己生火做饭，和到村里调研的大学生睡地铺。一般县领导下来都是乡领导陪着，村干部跟着，可这个女县长咋就一个人来了呢？
一分钱都不能带回北京
何慧丽接待上面来人时大部分是请吃3.5元一碗的米线，外加一元一根的烤肠。就连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这样的人也不例外
“我不能把兰考县给我的工资和补助拿回北京自己花。”何慧丽说，“凭什么说兰考给的补助是我的钱呢？这是兰考人民的财富，我为什么要带到北京呢？中国农大保留了我的最低工资。兰考给了我名号，我沾了光，就得做事。”
何慧丽的合作实验资金主要来自开封市和兰考县给她个人的生活补助。何慧丽认为，花自己的钱自由而且不受牵制，更重要的是，群众会认为她是在用心做事。
兰考县政府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何慧丽刚下乡时遇见困难群众总是给他们200元或者300元。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她，“你这个给法不行，有多少钱也不够。”
三义寨乡南马庄村村干部张砚斌说，无论何慧丽在谁家吃饭，吃过后都要付5元餐费，如果农民不收钱她就不走。
刚到兰考时，有一位农妇到何慧丽办公室哭诉，一年前丈夫死了，留下一万多元钱的债务和两个孩子，80岁的公公上厕所都要让人扶。听过农妇的诉说，何慧丽当即自掏腰包给了她200元又送了20元车费。
河南大学三农研究会负责人赵晓峰告诉记者，何慧丽接待上面来人时大部分是请吃3.5元一碗的米线，外加一元一根的烤肠。就连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这样的人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