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言说的快乐离我们多远？(ZT)

人在风中

　

我们离快乐有多远？这在不少人看来一定是一个无聊的问题。

那么，我们快乐吗？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除了那些在温饱线挣扎的人们，和刚刚失恋正在痛不欲生的姑娘小伙们，大多会有肯定的回答。也许还会有一个反问，我们为什么要不快乐？
是啊，吃饱了穿暖了，我们干吗还要不快乐？

一直以来，我们被这样告知：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前辈们替我们承受了黑暗时代的苦难，我们没有经受痛苦的折磨，我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痛苦，已经都是过往而遥远的事，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快乐了。

这次，李敖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纵横恣肆，嬉笑怒骂，畅快淋漓的演讲，会场里热烈鼓掌，网络上各抒己见，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而我发现的是，除了他演说的内容外，李敖还给我们带了快乐，一种再简单不过，但我们从未拥有和体验过的快乐。到演讲完毕，我眼里噙满了泪水，那是一种久违了的感动。这是一种在万马齐喑的噤若寒蝉的政治语境里，一声刺耳的惊声尖叫，是一种振臂一呼，一夫当关的气概和力量。也正是在我们当下的政治语境里才有的力量，在台湾，那个我们天天呼喊要“解放”的小岛上，这类已经不算尖刻犀利的演说已属稀松平常。

李敖告诉我们，自由言说是快乐的，而且很简单。而这种简单的快乐，其实我们从来就没有过。

北大的这次演讲，我看见了学生们舒心的笑脸，也看见了作为官僚的校长们的尴尬与窘迫。学生们是快乐的，校长则如坐针毡。那一刻，我忽然感觉到他们，包括场外的我们其实很可怜。坐在李敖旁边的是北大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我看见，惟有他是全场没有笑容的，不时还用笔记录着什么。书记一定不快乐，因为他有负担，僵化的政治教条和官本位的官僚习气束缚了他鲜活的人性，他失去了感受幽默的细胞。他正经危坐，法相庄严的样子，代表着党化政体里所有官僚的面貌。

什么叫慷慨陈词，什么叫怒诉，什么叫痛骂，什么叫酣畅淋漓？说到底，这就是痛快。一个思想者，唯唯诺诺，低眉顺眼，阿谀奉承，曲学阿世，说到底一个字：累！而且是心累，心灵套上了枷锁，快乐就离我们远去了。没有了心灵的自由，必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必没有创造的自由，没有创造的自由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失去生命活力的民族。

我们被形形色色的，明的暗的教条束缚着。我们抱怨中国的作家拿不了诺贝尔文学奖，科学家没有一流的理论建树和科学发现，其实根源都在思想的禁锢。不要以为思想禁锢和自然科学没有关系，思想禁锢可以磨灭一个研究者智慧的锋芒和灵光。尤其是政治先行党委挂帅的管理模式，淡化了科学研究纯粹的学术氛围，它让一个研究者处于一种被驭使的地位。研究者自己不能自由设立科研项目，不能自由科研支配经费，为了争取经费要仰为官者的鼻息。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创造更是致命的，因为社会科学研究更容易碰触统治当局倡导的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又是那么脆弱经不起推敲。文学创作也是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必有对人们生存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的终极关怀和深度质疑，这也是讳莫如深的问题。我们的作家在国内不能拿奖，出国了就可以了，比如高行健，因为他思想上的禁锢解除了。作为有道德良心的思想者，他有对于人们生存现状抱以巨大悲悯的痛苦，也有能自由思想和自由言说的快乐。

李敖说GCD不喜欢笑，我认为倒不全是心胸狭窄的问题，根源是因为心胸不够明澈。古语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心里有鬼，自然表情阴郁，笑也是皮笑肉不笑，没有发自内心的爽朗。这也是我们被剥夺自由言说的权利的原因，我们言说了，我们就快乐，但有人不快乐，他们便把持国家重器，以各种堂皇的理由让你住嘴。

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很多简单的快乐都是没有的，有时候会感觉到，我们这所谓幸福的一代，只不过是一群衣食无忧的只知道嗷嗷待哺的猪而已。我们听了无数次千篇一律的演讲说教，没有一次能象李敖的演讲给我们震撼和启迪，这也是这次李敖的演讲反响巨大的原因。且不说别的，他的演说至少向我们做出了一个示范：一个有思想的人，能自由说出自己的话，喊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

我们离自由言说的快乐有多远？问题只有自己来回答，因为没有人能给我们答案。那么今后，让我们为了快乐，真诚地自由地大声地言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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