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将不再拥有草原

过客过客

　内蒙古哭泣的草原<19984>字节sidlui 2005-7-20 10:41:25发表于房地产门户-搜房网>业主论坛> 碧桂园凤凰城业主论坛 fhc.gz.soufun.com
在我国，采挖药材，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蒙医都是传统的手段，“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讲的就是采挖和品尝草药的故事。
　　
　　“造物主”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同时也为人类留下了解除痛苦的“灵丹妙药”。这虽说是迷信说法，不足采信，但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先，用探寻、采挖草药来治病救人，强身固体的做法，却的确是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同行。
　　
　　 正如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任何事情都有“物极必反”的规律，采挖草药的“文明行为”如果做过了头儿，也会酿成祸害。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疯狂地采挖草药“防风”的人们给草原带来的就是一场灾难。
　　
　　“防风”伞型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产于我国东北和北部地区。中医学上以根入药，性微温，味辛甘，具有发表、祛风、胜湿之功效。主治外感风寒、发热、头痛、骨关节疼痛等症。
　　
　　素有野生植物王国之称的呼伦贝尔，生长着五百三十余种药用野生植物，“防风”其实只是它们其中的名不见经传的一种。采挖草药虽说也是蒙、汉族人民的一种生财之道，然而，世世代代的采药人，谁也没有把“防风”当成淘金的宝贝。
　　
　　 然而，在今年，“防风”却突然大行其道而备受采药者的青睐。一时间，采挖“防风”者犹如一片片乌云，成群结队地压到了呼伦贝尔草原。采挖者每到一地，美丽的草原上便会锹铲飞舞，“铁骑”轰鸣；采挖者像飓风一般地掠过以后，留给草原的便是千疮百孔的凄凉景色。
　　
　　在海拉尔，刚刚组建半年多的呼盟草原监理所王所长说，“防风”主要分布在呼盟的牧业4旗，其中尤以陈巴尔虎旗为主。
　　
　　陈巴尔虎旗又以西乌珠尔苏木最多。春天，呼伦贝尔草原的采挖药材队伍突然庞大起来，以往单枪匹马的采挖成了大兵团作战，三五百人成群结队，乘着大卡车浩浩荡荡开进草原。
　　
　　这些人被当地的一些不法分子组织起来，配有手机、大小汽车和职业打手，形成有组织、专业化采挖队，挖采、运输、销售一条龙作业体系。
　　
　　这些人极为嚣张，甚至把“眼线”放到了草原监管部门的眼皮底下，只要监管人员一有行动，电话马上打过去，采挖人员即会迅速转移。
　　
　　针对疯狂采挖药材的黑潮，呼盟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打击草原乱挖乱采活动的专项斗争，并成立了由公安、草原、森警、防火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各地方也成立了相应的工作组。
　　
　　他们深入林区、牧区，重点清查“三无”人员，共查处采挖药材人员六百余人，扣留各种车辆二十多台，没收采挖工具五百余件，捣毁违法药材收购点两处。
　　
　　然而，乱采乱挖药材的行动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彻底遏制。一些被遣送回家的非法采挖者不仅自己很快又跑了回来，还带回来一些风闻采挖“防风”有利可图的人。
　　
　　受到打击后，采挖人员的行动变得更加隐秘，他们改白天行动为晚间行动，有的手持矿灯、手电筒，有的甚至干脆用汽车灯光作照明工具。夜间行动一般都在十点来钟开始进行，由汽车将采挖人员送进，次日拂晓再用汽车接回，神出鬼没，给打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采挖者虽然行动诡秘，但也免不了与执法人员遭遇，遇到联合执法行动，采挖者就乖乖地束手就擒，如遇到较少的执法人员时，他们便会群起而攻之，草原管理人员这时也只好无功而返。
　　
　　经常遭遇执法人员的查抄，采挖者也变得“聪明”起来，他们发明了就地掩埋的办法，在地上挖一个大坑，将采好的药材装进麻袋，就地掩埋。这一可以防止突然到来执法人员的收缴，二可以保湿不掉分量。然而，这个一举两得的新招数却着实坑苦了当地的牧民，遍地的大坑不仅影响牧民打草机的正常作业，而且也成了杀机四伏的“陷马坑”，它随时都会给牧民和牲畜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据陈巴尔虎旗的一份专项报告称，工作组进入的西乌珠尔苏木草场，亲眼目睹了被采挖者破坏得伤痕累累的草原，其采挖密度竟然达到了每间隔四十厘米左右就是一片。
　　
　　据2000年8月31日的呼伦贝尔日报报道，在二千五百多万亩的陈巴尔虎草原上，因为乱挖药材而被毁坏的面积已经有500万亩。
　　
　　美丽草原缘何遭遇人间劫难
　　
　　“防风”到底有什么魔力，竟引得芸芸众生趋之若鹜。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字，“钱”。
　　
　　据知情人士介绍，过去，中药“防风”的市场收购价仅为人民币每500克0．5～0．6元，而如今不知为何市场价竟然陡涨到了每500克5～7元，晒干后的价格涨到了二三十元。
　　
　　在河北安国的药市上，据说甚至能卖到七八十元。一个好劳动力，一天能够挖三四十斤，这就是好几百块钱。而挖草药的组织者，一倒手就是几千块钱的利润。暴利之下必有勇夫，对于那些渴望发财的普通百姓和置法律、政策于不顾的不法之徒来说，这种几乎没有成本的营生足以使他们疯狂起来。
　　
　　在受害最严重的西乌珠尔苏木，党委苏书记说，采挖草药的人自80年代初开始逐年增多，与此同时，收购药材的地方和单位也逐渐增多，虽然地方政府也在不断加大管理的力度，但案件处理起来却往往由于缺乏政策、法规依据而显得力不从心。
　　
　　苏书记说，按照国家的规定，采挖药材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在指定的非沙化地区进行，采挖后的坑穴必须回填。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多年来回填问题基本是一句空话。
　　
　　针对乱挖乱采、多头经营野生药材的混乱情况，呼盟出台了《呼伦贝尔盟野生药材管理办法》，该办法明确要求“凡在呼盟境内采挖野生药材，必须由盟内各医药（药材）公司按计划统一收购、统一经营”，“野生药材采挖者必须持有医药（药材）公司及旗市以上农牧部门发放的采药证和草原临时作业许可证，在指定的时间、地点作业，使用准许使用的工具，采取保护草原植被的措施进行作业。”
　　
　　然而，这一“办法”出台后的效果却不能令人满意，乱采乱挖者仍在与政府的管理部门“打游击”，公家的医药部门收购的药材仍是寥寥无几，来自吉林、河北以及南方的药材贩子收购活动依然十分猖獗。
　　
　　到过草原的人都知道，在那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进行执法监督，若没有一定数量的执法队伍，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呼盟草原管理所现在共有10名干部，4男6女。而他们的编制只有8人，现在已经属于超编单位了。该所的王所长说，过去我们连一台汽车都没有，后来上级给了我们一台车，偌大的草原，只有我们这么几个人，要想在全盟开展执法监督活动，力量实在是太单薄了。
　　
　　盟管理所是如此，到了旗里又如何呢？陈巴尔虎旗草原监理所和草原站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也是10个人。而他们管理的草原面积则多达二千五百多万亩。
　　
　　不仅如此，该所的一位工作人员说，由于他们没有治安处罚权，面对那么多的乱采乱挖者，也只能给他们讲政策、法规，执法力度十分有限。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草原监理的执法力度被大打折扣。陈巴尔虎旗草原监理所曾经有一次会同其他部门到巴彦哈达苏木境内对几个组织违法采挖药材的人进行查处，扣留了采挖药材的运输工具，没收了所挖药材。结果，这些人来到草原监理所对监理人员进行威胁报复，监理人员跟登的下唇被打裂。
　　
　　草原执法人员在执法时被打事件，在整个内蒙古草原上时有发生。草原执法人员经常抱怨说，我们像是后娘养的，你看人家林业、土地、环保、水利等执法部门都有硬梆梆的靠山，只有我们草原执法，靠山只是农业部畜牧司下面的一个草原管理处。国家才是一个处级单位在管理草原，到我们这个级别还有多少权力可言呢？
　　
　　倒不是说我们要权，但是在我们这个还是“官本位”的社会里，没有权力何谈管理力度呢？
　　
　　西乌珠尔苏木的苏书记还提到，草原法从1985年颁布到现在已经十五年有余了，许多情况早已发生了变化，但该法一直没有修订过，以不变应万变是不切合实际的。更何况，当时制定的法律过于原则也不易操作。
　　
　　一些法律界的专家也指出，在新修订的刑法中，虽然专门有一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该节中对非法捕猎、毁坏耕地、擅自开采、乱砍乱伐定罪非常明确，但惟独对破坏草原只字未提。
　　
　　当务之急依法治理呼伦贝尔
　　
　　“防风”除了可以入药治病以外，在大自然中，它还是一个护沙、固沙的勇士。中科院的植物学专家指出，“防风”是草原上一种护沙力极强的植物。呼伦贝尔草原的土壤属于粒盖土，大部分是沙质土壤，这种土壤养分含量比较低，有潜在的沙漠化趋势。一旦地表的植被和土壤遭到破坏，在风力的作用下，很容易引起风蚀和沙漠化。
　　
　　专家指出，盛行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乱采乱挖草药事件，与头些年发生在内蒙古中西部的“搂发菜”事件有着极其相似之处。这股乱采乱挖药材之风如不及时加以制止，不出10年这里将变成荒漠，其后果十分严重。
　　
　　专家的预言绝非危言耸听。目前，全国的医药生产单位越来越多，药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药材价格不断攀升。一些生产厂家开始把目光投向边远地区，有利可图必导致一些不法商人涌入资源丰富而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掠夺式的开采。我们绝不能对发生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乱采乱挖药材事件等闲视之。
　　
　　其实，构成对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威胁岂止是采挖药材：毫无节制地拖拉机开垦土地；无边无际的羊群在草原上游牧式的放养；像剃头发似的割草机在草原上贪婪地刈害等等，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上，青青的植被正在变成数字和钞票！而她留给人类的将是什么呢？
　　
　　呼伦贝尔的开荒问题曾经受到中央和自治区两级政府的严厉批评。但这种急功近利、迅速见钱的生产方式，要想一下子让它绝迹也并非易事。大规模的开垦虽然得到了遏制，而小规模的开垦和蚕食行为还是在偷偷地进行。
　　
　　据呼伦贝尔日报一则报道称，有一次，陈巴尔虎旗有关部门在查处一起非法开垦草原的案件时曾遭到现场二百多人的围攻，虽经多方努力，才保住了八千多亩草原。但是未被发现而被非法开垦的草原又有多少呢？
　　
　　超载过牧同样也是呼伦贝尔草原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建国五十多年来，呼伦贝尔草原的耕地面积增加了7．3倍，在草原面积逐年萎缩的情况下，牲畜总头数却增加了五倍多，且80％集中在以牧业为主的4个旗内，草原实在不堪如此的重负，还谈何可持续发展？
　　
　　剃头式的刈割，对草原退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呼伦贝尔草原有许多打草场，承包了草场的牧民，他们划定一块草场，雇一些人来打草，条件是你在划定的区域内给我打够多少车草，余下的草全归打草者所有。而打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不顾忌草场的可持续利用，总是希望在单位面积里多打出一些草来。于是他们不等草籽成熟就开始打草；打草时不留下草籽带。这两种掠夺式的打草方法给来年的草场牧草生长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草场草质降低，杂草得以丛生，许多原本优良的草场已开始退化。
　　
　　草场退化，草原涵养水分的能力减弱，干旱极易发生，为虫害、鼠害的发生提供了条件。据有关部门透露，去年呼盟发生鼠害的面积达到了1576．4万亩，比1998年增加了58．1％。
　　
　　有专家指出，草原轻度沙化，其恢复的时间需要100年，而重度沙化则至少需要150年的时间。他们警告说，呼伦贝尔草原如果还不立即加以治理的话，10年后将变成锡林郭勒；15年后将变成乌兰察布。

◎◎◎锡林浩特草原上的开矿污染◎◎◎
　　
　　　 2003年6月，一个微弱的声音飘在互联网上。一个名为“曾经草原”的人在网络中到处张贴一封申诉信：“我的家乡东乌旗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优良的天然牧场……但是，我们旗委……这些年从各地招商引资兴办企业……在牧民们承包的草场上兴建造纸厂，没有污水净化设备，更不做环保评估，将工业废水直接向牧民承包的草原上排放……污水流遍周边草原，污染了18户牧民的承包草原1.5万亩，造成牲畜中毒、死亡、流产，直接经济损失二三十万元。牧民长年饮用被污染的水源，也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
　　
　　　 “最后，旗主要领导竟把15年前明确划分给我们大队的草场（有蓝图为证，并已承包给牧民，共约1万亩）以‘当时划分有误’为理由收回……”
　　
　　　 信的落款是：内蒙古、锡盟、东乌旗、乌里雅斯太镇、恩和吉日嘎朗嘎查（大队）、原党支部书记苏乙拉图。
　　
　　　 这些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怎么会使用互联网呢？
　　
　　　 这个网名为“曾经草原”的人，一个在草原上生活过13年的北京知青。这封申述就是他从蒙文翻译成汉文又贴上网的。
　　
　　　 他叫陈继群，职业画家。
　　
　　　 1967年，陈继群插队到内蒙古最北边的大草原上。这里叫东乌珠穆沁，意思是：长满葡萄的地方。
　　
　　　 说起当年的草原，陈继群一个劲儿赞叹：你想吧，齐腿高的草，绿油油的，那么开阔的视野，那么清新的空气……
　　
　　　 回北京后，陈继群每年都要回草原写生。每年回去，陈继群都发现草原有些变化：锡林浩特的沙子已经上房了；很多牧民养起了骆驼；沙化的草原面积越来越大；大片的草地被出租给农民“开荒”；草原上甚至开始出现了工厂、矿山、钻井机……
　　
　　　 陈继群坐不住了。
　　
　　　 2000年，在陈继群曾经插队的草原上，突然出现了几家工矿企业，引起了他的关注。它们不仅侵占了牧民承包的草场，还将生产过后的污水废物随便遗弃在草原上。牛羊成群地死去了，牧民的水井遭到了污染。
　　
　　　 “草原的生态结构是非常脆弱的，怎么禁得起这么污染？”陈继群决心帮牧民“抗一抗”。然而他发现：牧民们根本不了解能够保护自己的法律。他和几个知青跑遍了北京、呼市的各大书店，一本蒙文版的法律书都没找到。
　　
　　　他们开始自已集资请专业人员将有关法律译成蒙文，再请出版社出版。曾在法律出版社工作过的程小路女士听说了这件事，找到他们，说自己非常内疚，因为这本应是出版社的工作。程小路捐了1500元钱，说“我帮不了什么忙，就出点钱吧”。就这样，第一本供牧民使用的法律合订本就这样面世了，包括《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书出版后，他们开车到牧区，无偿交到牧民手中。最初印的1000册，很快就发光了。
　　
　　　 “让他们知道法律法规还只是第一步，要有人去帮他们普法。很多单词蒙文中没有，都是汉语音译过去，我们不是专业人员，也讲不明白，现在只能靠牧民们自己悟。”陈继群依然很忧虑。
　　
　　　 “牧民们生活在偏远的草原上，交通通讯不便，又与内地语言不通。他们是弱势中的弱势，却守着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生态环境，总得有人帮帮他们啊。”
　　
　　　 “我们不能接受这个决定，我们不能就这么妥协”
　　
　　　 达木林扎布家，是被侵占牧场的7户牧民之一，就居住在离这片污水池500米左右的地方。他是1991年前的大队老支部书记，也是被占用草场7户牧民上访的带头人。
　　
　　　据他介绍，1984年，国家开始实行草场承包制。1986年，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口号和旗政府的领导下，这里开办了一家造纸厂。由于生产技术一直不过关，开开停停，1999年宣布破产。2000年，盟里招商引资，将厂房以每年50万元的租金、租期15年，租给一个从河北来的私营企业主，更名为东乌旗淀花浆板厂，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和污水排放。
　　
　　　 老人清楚地记得，2000年3月，几辆推土机开了进来，在草场上垒起了坝。“没有跟我们打过任何招呼，没有协商，没有征用，凭什么这么破坏我们承包的草场？”
　　
　　　 当年6月，达木林扎布和苏乙拉图联合受害牧民写了第一份抗议书，要求尽快恢复被侵占草场的所有权，恢复生态环境，并对牧民的损失予以赔偿。
　　
　　　 “你们把这封抗议书送到哪里了？”我问。
　　
　　　 “哪里都送了，镇里、旗里、盟里，自治区都去了两次。”
　　
　　　 结果，当时的旗长训斥他们：造纸厂的事我不知道，你想告就告去！
　　
　　　在自治区，他们被从人大信访办推到农牧厅，又推到草原监理站。监理站的人对他们说：破坏草场我们能管，环境污染我们管不了，你们得去找环保局。环保局的人打电话问锡盟环保处，对方说：造纸厂确实有点污染，但这是厂方和盟公署、旗政府签的合同，他们管不了。这么跑了好几个月，不是说“过几天解决”，就是根本没人搭理。
　　
　　　 “你们没找造纸厂理论吗？”我问。
　　
　　　 “咋没找呢！”格日勒说，“造纸厂说，这地是政府给他们的，厂子也是租政府的，要找也得找政府呀！”
　　
　　　 2000年10月25日，东乌旗政府下达了一份给牧民补偿的通知。通知中说：按每亩每年3元标准，对牧户进行为期15年的补偿（浆板厂的租赁期为15 年）。“我们不能接受这个决定。”达木林说，“这个数字没有同我们协商过，也没有明确对草场污染问题的处理，我们不能就这么妥协。”
　　
　　　 造纸厂开工不到一年，附近的牧户就发现自己的井水出了问题。
　　
　　　 “煮奶茶，明明都出颜色了，盛出来，就分出两层：有颜色的凝固在下面，上面还是清水。”达木林说。达木林的三儿子还特意从井里打了一杯水回来给我看，静置不到5分钟，杯底就出现一层白色沉淀物，将水烧开，沉淀物更多了。
　　
　　　 “我们家的井水都黄了，一看就不能喝了。”乌日图说。
　　
　　　 从那时起，有条件的人家，都开着车到十几里地外的井里去打水，供人饮用，但牲畜仍只能喝原来的井水。
　　
　　　 上访迟迟没有结果，污水一天天增多。终于，2001年12月14日，由于污水结冰膨胀，挤压堤坝，引发了大规模的溃坝。污水喷涌而出，所淹之处，迅速地蒙上了一层黑褐色，牧民们看着被污水围困的牛羊，不知所措。
　　
　　　 牧民巴特尔说：那水，就像酱油似的，粘粘乎乎的，流到哪儿，就粘到哪儿。
　　
　　　 牧民图门吉日格拉说：我们的网围栏有4尺多高，水淹得只剩一个小头儿。
　　
　　　 牧民们找到旗政府，答复说：你们不是能告状吗，告状救牲畜吧！
　　
　　　 据牧民们统计，这次溃坝共造成18户牧民约2000头（只）牲畜的损失，污染了草场2000多亩。而据东乌旗政府2002年3月发布的文件，这次溃坝污染的草场面积达到4293亩，相当于又建了另一个污水池。
　　
　　　 溃坝的第二天，达木林又写了第二份上诉材料。
　　
　　　 结果是，盟公署派工作组，到牧民家做了一个月的工作，告诉牧民：告状需要大量时间、金钱，又不一定能解决；应以大局为重，通过协商解决问题，造纸厂对旗里有很大贡献，不能停产。
　　
　　　 格日勒说：“他们还跟我们讲，这水是没有毒害的，经过净化达标的，过不了多久，还能让我们喝！”她撇撇嘴，“我才不信咧。”
　　
　　　 “我要问问他们，为什么造纸厂重要，我们牧民、牲畜都不重要？”
　　
　　　 2001年溃坝的污水一直存留在草原上，直到第二年夏天才渐渐消失。
　　
　　　 除了在溃坝中死亡了大量牲畜，污水的影响越发明显。靠近污水池的牧民们反映，他们牲畜近两年抓膘率下降，每只羊平均少产半斤至一斤肉；春季接羔率也从原来的100％下降到70％；绵羊开始大量掉毛，山羊产绒量下降。
　　
　　　 污水池长年随风蔓延的恶臭，熏得大家头晕，恶心，晚上睡不着觉。
　　
　　　 看到上访解决不了问题，牧民们在大队书记苏乙拉图的带领下，拿着自己的《草场承包使用证》，准备通过法律渠道，收回被侵占的牧场，关闭污染企业。
　　
　　　 2002年8月7日，内蒙古锡盟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并根据租赁合同，将东乌旗政府列为第三人。
　　
　　　 在离污水池几十里地外，我们找到了苏乙拉图。
　　
　　　 法院立案后，苏乙拉图一天也没闲着。
　　
　　　 他说，从2002年11月起，镇党委、旗党委就隔三差五地找他谈话，告诫他：“你不要老领着牧民打官司，把牧民变成贫困户。”还说，“应该尽量协商调节，不要闹到法院去。”
　　
　　　 不久，盟里又派下来工作组，要求苏乙拉图一同到牧民家做工作，把污水池占用的牧场“收归回去”。苏乙拉图说：“和牧民签了30年的承包合同，怎么能说收回去就收回去？”他要求开个群众会议，投票表决，如果大家都同意收回去，他就同意。
　工作组说他“不服从组织”。
　　
　　2002年12月14日，苏乙拉图被通知到镇党委开会。他一到，就听到宣布决定：罢免苏乙拉图的大队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职务，没有给他任何理由和解释。“我对职务没有任何兴趣。”他说得十分沉重：“但是，地上被污染了，地下被挖空了，将来子孙们还怎么生存？！”
　　
　　　 在工作组的“工作”下，起诉的7户牧民有4户撤诉了。
　　
　　　 乌日图、巴特尔、图门吉日格拉说，旗政府一天找他们两三次，两三天到家里来一次，动员他们撤诉，还要收回污水池占用的牧场。
　　
　　　 乌日图说：“他们当时跟我们说，快撤诉吧，其他人都撤诉了，就剩你一个人，怎么能打赢呢？”其余几户纷纷点头：也是这么和我们说的，还许诺了很多优惠条件，我们就撤诉了。
　　
　　　 乌日图的妻子莲花在一旁比比划划大声说：“他们的条件是骗局！我根本不同意撤诉。”
　　
　　　 “你怎么知道？”我问。“我要求他们，把答应的条件都写下来，盖上章，他们不干，还不是骗局？”
　　
　　　 坚持继续打官司的其实就是达木林一家，另外那两户，一个是他大儿子芒来，一个是他弟弟巴特尔。
　　
　　　 达木林对工作组的回答是：“盟委的决定，对的，我听；错的，我坚决不听。”
　　
　　　 2002年末，东乌旗乌里雅苏台镇人大会议期间，66名人大代表中的33人联名提案，要求依法停办东乌旗淀花桨板厂。
　　
　　　 然而石沉大海。与会人员称，提案根本没在大会上宣读，事后也没有任何有关部门给予答复。
　　
　　　 乌镇镇委书记鄂尔登陶克陶在接受采访时坦然地说：
　　
　　　 “苏乙拉图不领着牧民发家致富，反倒领着几户牧民到处上访，还大搞个人主义，不把镇、旗政府的决定放在眼里，是不合格的支部书记。
　　
　　　 “至于人大提案，那不是我们镇政府能够答复的。我们已经向上级机关汇报过了。”
　　
　　　 2003年3月，污水池再次发生溃堤，乌日图家淹死了67只羊。“大水一冲，羊都吓坏了，反倒跑到水里去，眼睁睁地看着淹死了。”莲花几乎哭出来。
　　
　　“国家要用，收回来不行啊？你们北京要修路架桥，让老百姓搬还能不搬？”
　　
　　　 东乌旗政府主管工业和交通的副旗长刘阿军接受了采访。据他介绍，这家工厂去年产值已达8600万元，上缴利税200多万元，算上带动的其他产业，给旗创造的利税有400多万元，相当于全旗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对于造纸厂存在的问题，他说，“造纸么，我们原来真的不了解。谁想到天天用的纸还有污染啊！”
　　
　　　 “难道浆板厂的老板没提醒你们？”“这种事你不提谁说呀？”他回答。
　　
　　　 但是，在2000年河北安新寨里造纸厂承租合同的附件里，东乌旗政府作出了这样的承诺：
　　
　　　 为承租方办理各项相关手续给予大力协助（如“排污许可”、工商登记、注册、税务登记等）；同意承租方按照国家产业政策，以“污水黑白液分流、氧化塘处理”的方式，对造纸污水进行治理，并向承租方“无偿划拨足够排污及治理的场地”……
　　
　　　 而据浆板厂厂长孙国庆讲，当时是镇党委书记骑着摩托领着他来划地，“不然我也不会来的”。
　　
　　　 至于污水池占地问题，刘旗长和孙国庆都说：那儿原来就是碱水泡子，根本不长草。锡盟造纸集团是国有企业，土地理应也变成国有。但是，1997年第二轮承包时，企业正在破产，就承包给牧民了。
　　
　　　 “这是个错误，我们将牧场收回，只是为了纠正错误。”他说。
　　
　　　 我要求看看整个旗里的土地划分示意图。刘旗长表示，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详细的牧场归属图可供参考。
　　
　　　 当地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极不耐烦地说：“你理这干啥？这地都是国家的，又不是个人的，国家要用，收回来不行啊？你们北京要修路架桥，让老百姓搬还能不搬？”
　　
　　　 我提醒他：城镇用地和牧民承包的草场是两回事，何况牧民手里还有承包证书。
　　
　　　 他说：“承包给你的就是你的了？不还是国家的？”
　　
　　　 2003年1月，东乌旗政府以1997年第二次承包草场划分错误为由，将淀花浆板厂厂房及附近的10730亩牧场，化整为零，同时签发了5份《国有土地使用证》，正式“收归国有”，租赁给淀花浆板厂使用。在这些证书中，除了有牧场的面积外，没有四至界线，没有地号，没有图号。
　　
　　　 根据1988年通过的《土地管理法》（修正）规定：一个建设项目需要使用的土地，应当根据总体设计一次申请批准，不得化整为零。分期建设的项目，应当分期征地，不得先征待用；国家建设征用耕地一千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千亩以上，应由国务院批准。
　　
　　　 2003年3月，锡盟行署向国家环保局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清楚地说明：“关于造纸厂及排污池占地，至今未能找到证明其四至界线和权属面积的文件”。
　　
　　　这份报告还提到：“1986年成立的造纸厂，设计产量为年产1000吨”。而据刘旗长和孙厂长的介绍，现在的东乌旗浆板厂，设计产量为年产5万吨，已经达到年产两万吨的生产能力。一个年产1000吨工厂的排污量和所占面积，怎么能和一个年产两万吨工厂的排污量和面积相当呢？
　　
　　　如果污水池本来就在造纸厂占地范围内，为什么旗政府还要承诺“无偿划拨”？为什么在村民最初反映问题时，政府没有发现承包时划分牧场有“错误”，还下发了一份承认污水池占用牧场的文件？为什么在事隔1年后，当牧民们诉诸法律解决时，政府才“恍然大悟”发现了错误，急忙“纠正”征回？为什么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上，没有地号图号
　　
　　　 牧民们给了一个最直接的回答：不知道谁在瞎说！谁能想像全国公认最好的一片草场，能有几千亩不长草的荒地？
　　
　　　 内蒙古大学环境与生态科学院的刘钟龄教授在2001年就听说了这家造纸厂，并到当地了解过具体情况。他坚定地说：“那里原来肯定不是荒地。我去时，污水还不深，从水面上还能看到许多露出的芨芨草。我判断那里原来是芨芨草滩，是冬天放牧不可缺少的避风地。”
　　
　　　 “早知道交这么多排污费，我在河北还不是一样开厂？”
　　
　　　 说到污染问题，刘旗长和孙厂长显然自信多了。
　　
　　　 2002年，浆板厂安装了中段废水处理设备，并于9月通过了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的监测。
　　
　　　 我问孙国庆：什么是中段废水？
　　
　　　 这位自称从1987年开始办造纸厂的企业主答：就是蒸煮出来的水啊！
　　
　　　 “那造纸过程中，除了中段废水，还有哪些废水？”
　　
　　　 答：“那就是生活废水了。”
　　
　　　 但是，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站曹立平处长的回答是：中段废水是指造纸过程中的纸机废水，我们通常叫“白液”；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废水是蒸煮出来的废水，也就是“黑液”，这也是污染最严重的工业废水。
　　
　　　 而孙厂长对纸机废水的说法是：那是干净的，根本不需要净化处理。
　　
　　　 曹处长说，即使是合格排放的废水，也并非没有害处，应该存放在防渗漏的地方，防止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2002年6月，他接到牧民举报，曾亲自到东乌旗浆板厂实地考察。他说，即使有新建的防渗漏污水池，原来污水池里的水也根本没有补救办法，浅层地下水肯定已受到污染。
　　
　　　 孙厂长和刘旗长都说：伴随污水处理设备上马新建的水塘是防渗的。他们还强调，这个地区地下四五米深就是粘土，这种地质本身就是防渗的。
　　
　　　 “啥防漏，就是拿点编织袋子，装满土堆上。”始终观察造纸厂一举一动的牧民们说。东乌旗环保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从没有对造纸厂污水池所在地做过详细地质分析，也没有证据表明红粘土就能防渗；就算是能防渗，也不能防止污水在粘土层以上横向扩散，污染更大面积的浅层地表水。
　　
　　经向负责污水设备监测的内蒙环境监测中心站询问，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只负责废水处理设施的监测，没专门对水塘进行监测。
　　
　　锡盟环保局回答是：惟一一个懂技术的人外出学习，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没有办法回答。
　　
　　北方交通大学环境工程系教师尹承龙在2002年6月对造纸厂进行了实地调查：“这里面的数据太惊心了！污水里的酚、汞含量都严重超标。”
　　
　　他一直摇头：“最关键的是，这些污水没有去处，只能堆放在地表。即使是合格排放，是防渗水池，年复一年的生产应该修多大的污水池才够用呢？还不是要继续侵占牧民的草场？”
　　
　　他更肯定地说：“何况，从专业角度判断，以这家造纸厂的规模，如果要对污水完全处理，那就几乎无利可图了。”
　　
　　旗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还透露，按照该厂的排污量，他们预计应该缴纳排污费64.8万元。然而当他们下达缴费通知单时，厂方却十分不满地说：“早知道交这么多排污费，我在河北还不是一样开厂？”最后，由旗政府出面做工作，浆板厂只交了两万元的排污费，还总是拖延。“就是这点钱，后来也被变相地还给造纸厂了。”
　　
　　从东乌旗水利监察大队，得到了大致相同的信息：由于没有水表，据水利局估算，浆板厂每年使用深层地下水约200万至300万吨，但在旗政府的交待下，每年只交纳1万元的水资源使用费，最多一年，也只交了1.5万元。
　　
　　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对此十分担忧：“除去闻得到的空气污染之外，会不会导致深层不可再生地下水的枯竭，我没有把握。”他说曾向旗领导反映，旗领导总是回答 “够用”，但没有一份对地下水资源总量的勘测报告，他始终放不下心。“用这么点经济利润造成这么严重的环境问题，我认为是得不偿失的。”
　　
　　从2000年起，因连年自然灾害，国家决定免收牧民的牧业税。
　　
　　“如果牧民纳税，我们本来能有5000多万元的收入，这一免，就跌到底了。”“全旗这么多职工等着发工资，国家要求修公路要补贴，教育部要求实现某某规划要花钱，没有税收，钱从哪儿来？”
　　
　　 农业部畜牧兽医局局长贾幼陵说：在牧区发展工业要依法进行，从建厂前的环境评估，到生产后的生态恢复，该履行的手续一个不能少。
　　
　　“但是，我们希望尽量不要占用草原。对占用草原的，除了要依法办理征用手续外，还应该交纳高额的草原补偿费，由政府负责对牧民进行补偿，对草原进行回填，尽可能恢复草原植被和生态。”
　　
　　贾局长说：“这当然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他认为，说牧业税减免影响了地方的财政收入是无稽之谈。据他了解，国家减免牧业税后，对地方政府给予了大量的财政补贴。
　　
　　“这和地方的政府体制也有很大关系。东乌旗只有5万多人口，却是党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俱全，这么少的人口养活这么多的公务员，确实负担很重。”
　　
　　“我个人认为，在草原上发展造纸工业是极不合适的。”贾局长说，“草原上的造纸原料就是芦苇，或者柳条，而它们都是重要的保水植物，对草原生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能够随便砍伐使用的。”
　　
　　国家环保总局的曹处长告诉我：如果到西部多走走，会发现这样的企业特别多，管都管不过来。“有的时候我就想，国家真的缺那么几千吨矿、几万吨纸吗？”他摇头，“我看不缺。可我们缺那样的草原。”
　　
　　农业部新成立了草原监理中心。中心主任宗锦耀认为：“政府应该是市场规则的制订者、企业行为的监督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环保工作的执行者。但从事情的经过看，东乌旗政府似乎是为企业说话的，这可非常耐人寻味呀！”
　　
　　　 据他介绍，我国共有60亿亩草原（草地），内蒙古自治区就有11.8亿亩。“但是，内蒙古地区90％以上的草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沙化、退化、盐碱化现象。”
　　
　　有人说，东乌旗草原是我国最好的天然牧场和保存最好的草甸草原，是吗？”
　　
　　两位农业部的官员都毫不犹豫地点头说：“是！”
　　
　　但是，为保护这片最好的草原，在法庭的一边，只是一户牧民；另一边，是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税收的污染企业和大力支持企业的旗政府，双方强弱之势不成比例，法律将站在哪一方呢？

◎◎◎内蒙古乌拉盖开发区进退两难的开发◎◎◎
　　
　　新华社呼和浩特2004年１２月１９日电（刘军、张云龙）总面积约５０００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１０个上海市的内蒙古乌拉盖开发区，开发１０年来不仅难见经济效益，而且造成草原生态严重破坏。开发面积大得吓人、经济总量小得可怜、生态安全遭遇挑战、人员安置进退两难……乌拉盖开发区在开发与破坏、撤销与维持的两难选择中迷失了方向。
　　
　　 手续不全的开发区
　　
　　 在乌拉盖开发区的许多干部群众都说，乌拉盖开发区面积达到５０１３平方公里，是“全国面积最大的开发区”。
　　
　　 国土资源部开发区清理整顿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回答说：“对于开发区没有‘最大面积’的统计，但可以肯定，这个开发区没有经过国务院批准。”
　　
　　据日前召开的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会议提供的消息，目前我国已经通过验收的４９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用地总面积才５７０平方公里。对于这些开发区而言，乌拉盖开发区５０００平方公里的面积的确是个天文数字。不难看出，这是前些年盲目设立开发区、乱占滥用土地热潮的产物。
　　
　　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一个开发区？乌拉盖开发区管委会提供的一份材料解释，乌拉盖开发区的前身为乌拉盖农牧场管理局，由于地处大兴安岭西麓，属温带草原区，乌拉盖草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天然草原自然风貌保存最好的一块黄金牧场”，同时水资源、矿产、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具有发展高技术农牧业、草原生态旅游、草业开发、绿色食品的良好条件。
　　
　　 为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利用资源优势带动当地百姓致富，１９９３年２月，经锡林郭勒盟盟委、行署决定，并报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批准，乌拉盖在农牧场管理局的基础上建立了乌拉盖综合开发区。
　　
　　 经过数年发展，２０００年１２月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升级为自治区级绿色产业开发区，并出台了《乌拉盖开发区关于加强外引内联的优惠政策》。２００４年６月乌拉盖绿色产业开发区被排除在自治区级开发区之列，重又改名为乌拉盖综合经济开发区。
　　
　　从严格意义上讲，乌拉盖开发区手续不全，仅仅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办公厅批复成立的，连自治区政府的批文都没有。而这个开发区机构完备：设有正处级的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副主任，直接属锡林郭勒盟领导，辖３个国营农牧场、１个镇９个行政村、１个水库农牧业经营公司，总人口１．８万人。
　　
　　 在成立开发区之前，乌拉盖是草原、湿地的名称。乌拉盖草原总面积与现开发区面积大体相当，其中有湿地２０００平方公里，占草原总面积的４０％。
　　
　　 开发：在草原的心脏进行
　　
　　 乌拉盖的开发利用一直以开垦种植为主。从国营乌拉盖机耕农场到生产建设兵团，再到乌拉盖农垦局，乌拉盖的耕地面积最高达到７０万亩，开发区成立后，仍然延续着农耕式的开发，草原不断遭到破坏。
　　
　　乌拉盖地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通辽市三地接壤处，草原深处地广人稀。长期以来，兴安盟、通辽市的农牧民不断进入本属锡盟管辖的乌拉盖地区开地、放牧，锡盟方面也不肯相让，于是这块生态“宝地”成了大家争相进入的开发热土。据乌拉盖开发区管委会有关人员介绍，经年累月的越界开垦和放牧蚕食了乌拉盖大片土地，而且一次次在重新划界中合法化，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是，原本属乌拉盖地区的一个农场场部竟然“跑”到了锡盟外。
　　
　　１９９３年，乌拉盖开发区成立。为争取“主动”，锡林郭勒盟以开发区规划要求的名义，从南部太仆寺旗等五个旗县选了２８００名精干的农牧民，移民乌拉盖草原深处，编为９个行政村，沿边界一字排开，抵御土地蚕食。移民户莘昌印说，选拔移民户时，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每户必须至少有一台小型农用拖拉机，以方便开垦土地。
　　
　　 ２０００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重新裁定了锡盟、兴安盟、通辽市的行政界限后，乌拉盖地区没有发生新的开垦草原事件发生。然而乌拉盖草原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记者从乌拉盖开发区巴音胡硕镇出发，经过四个小时的颠簸，才到达９０公里远的移民村舍伯尔图嘎查。农民马永清１９９５年从锡盟正蓝旗羊群庙苏木搬到这里，他说：“刚来的时候，周围的草很高，羊走进去根本看不到。现在９年过去了，家门口的山坡已经变秃了。”由于他家的草场已经超载一倍，他只好租用搬迁到别处的移民户草场。
　　
　　 据乌拉盖开发区管委会的资料，呼仍陶勒盖村、温都尔敖包村、德勒哈达村草场超载已达３倍。不少移民户因超载又随意搬迁，对生态造成新的破坏。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一个调查组沿三盟市边界线实地勘查时看到，边界线附近大片肥沃的草场被通辽市霍林河煤业集团东蒙公司开垦，种着一望无际的小麦、油菜，还有一部分撂荒地等待来年耕种，大面积的草场已经退化，沙化。
　　
　　乌拉盖贺斯格淖尔湿地保护区２００１年正式被批准为内蒙古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７１万亩，然而核心区位置竟然居住着６８户农牧民。内蒙古草原资源监测管理站专家调查认为，多年来，由于全球性气候变暖，天气干旱，湿地呈现不同程度的萎缩趋势。加上人为破坏作用，草地资源呈现不同程度退化，对乌拉盖地区的湿地生态构成潜在威胁，使其应有的功能不能完全发挥。
　　
　　 经济开发不易 生态保护也难
　　
　　为加快乌拉盖的开发步伐，地方政府曾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大力招商。内蒙古、锡盟的一些行政部门也纷纷投资圈地。但是这些“开发”不论算经济账还是算生态账都得不偿失。据开发区管委会发布的资料，乌拉盖开发区成立以来至２００３年底，共引进各类企业３０多户，大部分进行农牧业开发。投资额度普遍较少，超过１０００万元的仅６户。而３个国营农牧场，２００３年的纯利润加起来只有１２万元。
　　
　　 面对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之间的矛盾，当地显得左右为难：
　　
　　 为减少对湿地的破坏，锡林郭勒盟准备把多年前移入草原湿地的农牧民再移出来，但同时有不少干部说：为了巩固“移民实边”的成果，地方政府又准备尽快给移民们核发《草场使用权证》，让移民的身份合法化，因为兴安盟、通辽市正在加紧做这项工作。
　　
　　 锡盟曾经清理了大量有关乌拉盖开发的优惠政策，然而，由于开发区早与开发商签订了合同，文件可以清理，而合同内容却不能随意更改。要进行生态保护，只能在协商的情况下，让开发商适当改变经营方式，压缩经营面积，使乱开滥垦行为不能得到根本性制止。
　　
　　内蒙古草原资源监测管理站负责人特日贡说，乌拉盖开发区很少享受上级政府的各类政策性补贴，全部退耕影响开发区农牧场职工和农牧民的年均收入。目前的耕地面积已到了维持开发区生存的临界点，退耕又必须移民，包括干部的安置，这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当地根本无力承担。
　　
　　 据了解，乌拉盖湿地的无序开发已经引起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高度重视。自治区主席杨晶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尽快解决乌拉盖开发区的移民、湿地保护问题。
　　
　　特日贡说，目前可以从技术角度保护乌拉盖草原。种植多年生牧草和使用免耕翻技术改良草场，尽快由种植业向以草原保护与建设为主的养殖业方向转变，严格限种一年生牧草和高产饲料作物；科学合理地确定放牧强度；草原监测部门将进一步规划评估乌拉盖的生态功能，着手建设自治区级乌拉盖天然草原保护区。
　　
　◎◎◎稀土污染袭击草原◎◎◎
　　
　　
　　 ■达茂草原上因受污染而死亡的牛羊牙齿都参差不齐。
　　
　　 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白音敖包苏木有190户牧民，但这些牧民平均每户每年就有700～800头（只）牲畜死亡或发病。从1996年到2003年，白音敖包苏木牧民们牲畜的死亡数达到了6万头（只）。
　　
　　 究其寻源，罪魁祸首竟是附近几家稀土厂违规操作排放出的氟气和粉尘。
　　
　　白音敖包苏木牧业二队老牧民刘白小，现年６６岁，祖辈一直在这里生活，以牧为生。据他讲，在１９９６年以前，他的牧场上有８００多只羊，１８头牛。当时小羊羔以每年６０％的速度递增，小牛犊也以每年１０多头的速度递增。老人与老伴及４个子女每天围着这些牲畜转。但在１９９７年春天山羊下绒时，刘白小无意中掰开一只山羊的嘴，想看看这只山羊几岁了。但山羊嘴内的牙却让他吃了一惊，“山羊的牙是齐的呀，这怎么又长又尖且参差不齐呢？” 他嘟囔着又掰开了另一只羊的嘴，还是一样，数不清是几颗牙。第二天他与另一位牧民谈起此事，另一位牧民告诉刘白小，他家鸡的腿上长了癣，而且不下蛋，两人虽纳闷，但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过了几天，他在公路上等车时遇上了两位操河北口音的年轻人，互相闲聊中，两位年轻人告诉他：在这里居住久了的牧民骨头是酥的，而且断了接不上，因为稀土厂排出的烟雾中有毒，对周围的人和牲畜有危害。
　　
　　 刘白小当时半信半疑。两个年轻人又问他，家里牲畜的牙是不是变形了，刘白小一想，山羊的牙又尖又长，确实与原来不一样了。这时他感到很害怕，急忙奔回村，将这一信息告诉了周围的牧民，牧民们一阵骚动。
　　
　　 为了了解信息是否准确，他们找专家咨询后得知，稀土厂排放出的黑烟是有污染的。牧民们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准备找稀土厂商谈解决办法。
　　
　　户均年收入降低四五万元
　　
　　从１９９７年开始，牧民们的牲畜死亡得越来越多，损失也在逐渐增加。每户牧民每年死亡的牲畜竟达７００～８００头（只），少的也有几十头（只），而且死亡的羊头骨呈黑灰色（正常死亡的羊头骨呈灰白色）。以前刚出生的小羊羔没有牙，在日后成长中慢慢长出，而现在却是一出生就有尖牙。
　　
　　 小牛则浑身没毛，之后也长出尖牙，腿细得直径只有三四厘米，根本无法站起来，最后这些小生命便一个个夭折。到后来，村里小孩的牙齿也开始有变化，用手轻轻一动就一块块脱落，更不能咬硬东西。
　　
　　 在白音敖包苏木牧业二队干部的一个本子上看到这样一些数字：从１９９７年2003年，牧民们饲养的羊的死亡率达到了总数的２０％左右，母羊的堕胎率达９０％，羊绒减产５０％。
　　
　　 为了保证羊群的数量，牧民们每年花高价从外地购买成年羊。但购买回的成年羊最多活一年。由于污染导致牧草适口性降低，牧民也得从外地购买大量牧草和饲料。平均一户牧民每年收入降低４万至５万元。
　　
　　以前很富有的牧民现在却变成了刚够维持生活的牧民。他们面对死去的羊欲哭无泪，面对生病的羊心痛不已。于是，他们找到距苏木仅３公里的包头市达茂旗稀土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距苏木２５公里的白云鄂博金瓷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和包钢白云铁矿建安公司稀土材料厂，在与各厂领导交谈时，没有达成一致。
　　
　　１４２公里范围内都会受污染
　　
　　自治区环保部门派专员实地检测化验后发现，３个稀土厂违规超标排放的气体和粉尘中含有大量的硫、氯、氟等有害物质，这些有害气体和粉尘在空气中弥漫和扩散，１４２公里的范围内都会受到污染，空气、水源、草木以及牛、羊和人的正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环保部门遂作出决定，责令３个稀土厂停产整顿，安装环保设备，对释放的有害气体进行过滤。同时，达茂旗政府责令３个稀土厂向受污染的牧民补偿２５万元。
　　
　　据当地牧民反映，１９０户牧民共拿到了１０万元补偿。他们觉得补偿与损失不成正比，每家损失虽不相同，但仅仅收到平均每家３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的补偿费根本无济于事，这大大加重了牧民的忧虑。尽管损失很大，但牧民们从此以后再未拿到任何补偿。直到目前，他们依然在寻求补偿及更好的解决办法。
　　
　　稀土厂：有无污染没法说
　　
　　包头市达茂旗稀土有限责任公司陈副总经理介绍，公司的前身是１９８８年达茂旗政府组织成立的乡镇企业，年生产稀土精矿粉６０００吨。在１９９６年他们接手后于１９９９年转制成股份制企业，公司新增添了一些项目。直到现在已不再是一个选矿厂，还增设了冶炼厂、分离厂，年产精矿粉１．５万吨，冶炼１．４万吨，在这样大规模生产的同时，有关人员称不知道排污到底有多大。
　　
　　陈副总经理说：“１９９７年，我们接到环保部门的整改通知，之后上了环保设备，排污已达到了国家标准。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厂方每年对附近的牧民补偿１０万元。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２年每年分别以２０万元作为污染补偿款。至于牧民实际损失多少，我们并不知晓，只是按规定将补偿款交到旗政府手中。”
　　
　　 现在，该公司的产品远销欧洲、韩国等国外市场，每天都在大规模地生产矿粉，至于现在还有无污染，陈副总经理说：“这没法说，只能说是达标了，因为有环保处理设备。而且也没有牧民找上门来，旗政府也没再说什么。”
　　
　　当地政府：９０％的土地受影响
　　
　　当地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苏木１１００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苏木牧业二队和三队所占的９００平方公里都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每户牧民的牲畜有７０％至９０％受到了影响。达茂旗政府也做过检验，直到现在牧民们一直在追要３家稀土厂对他们的补偿，但没有得到解决。”
　　
　　２００３年６月份，离稀土厂最近的一处牧民接到了达茂旗政府遵照自治区统一规划园区移民的“口头通知”（乡政府在传达时未出示任何书面材料），让牧民们迁移到苏木牧业二队的另一片土地上去。牧业二队和三队都是污染重灾区。这位负责人说：“此次作出的移民搬迁实际上也是一次污染搬迁。”
　　
　　“黄河应急小组”锁定稀土污染
　　
　　 由于包头市民喝的是黄河水，而一些稀土厂对黄河水造成了污染，另因2003年黄河水位偏低，包头市环保部门成立了“黄河应急小组”，将包头市的稀土厂关闭了近一个多月，避免了老百姓喝上被污染的水，但重新生产后的稀土厂依然会有有害气体排出。
　　
　　 包头市环保局污染科的马科长说，从环保的角度来说，他们鼓励稀土厂推广中、下游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因为科技含量高的产品生产时排污量少，既能提高经济效益，又可保护环境。
　　
　　由于包头市近年来受稀土污染较重，环保局将稀土污染定为近年来的整治重点，并专程将稀土界的专家请到包头座谈稀土的发展及环保问题，听取好的建议。现在环保局准备出台一项“稀土企业可持续发展与水源地发展对策”报告和一份“包头段饮用水源保护方案”，想从稀土行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方面彻底解决污染问题。（内蒙古晨报）
　　
　　
　　“稀土之乡”环保任重道远
　　
　　 尽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包头建设成中国的“稀土谷”，已成为内蒙古包头市新一届市委、市政府的既定方针。要将其做大做强，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制约稀土产业发展的环境制约因素，拉动稀土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就必须依法推行清洁生产。
　　
　　 镧、铈、镨、钕等１７种稀土元素，由于原子结构的特殊，电子能级异常丰富，具有许多优异的光、电、磁等物理特性，加之它化学性质也十分活泼，能与其他元素组成品种繁多、功能千变万化、用途各异的新型材料，被称为“现代工业的维生素和神奇的新材料宝库”。
　　
　　包头又称“稀土之乡”，截至２００２年，共有稀土企业２４家，拥有固定资产约１０亿元、净资产８亿元，已形成年选稀土精矿１０万吨、年处理稀土精矿８万吨、年生产混合稀土６万余吨、稀土金属０．５万吨的生产能力。但是，稀土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包头地表水、地下水和饮用水的污染。

阿拉善草原旱情日趋严重
　　
　　　在阿拉善左旗木仁高勒一个牧场，羊儿在稀疏的草地上食草（7月2日）。据了解，从去年冬季以来，内蒙古西部地区阿拉善盟持续少雨，旱情日趋严重，可食牧草返青和生长缓慢，草场一片枯黄，牲畜膘情差，缺草、缺料现象比较普遍。目前，阿拉善盟有关部门正在加紧调运饲草料，组织农牧民开展生产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