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名胜－－子产墓

阳光路上情满怀

子产拟传
佚名
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以上是据史书记载，在此笔者将尝试为其作系统的传记。

一、人物生平简介
子产(？～前522年)，复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郑称公孙。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郑国为相数十年，他仁厚慈爱、轻财重德、爱民重民，执政期间在政治上颇多建树。被清朝的王源推许为“春秋第一人”。子产是郑穆公之孙，贵族子国之子。

子产所处的时代，正当“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周初以来的封建诸侯国数目由数百锐减至数十，由此可见当时土地兼并之激烈。郑国是西周后期兴起的一个小国，建都于今河南新郑。春秋初年，郑庄公曾辅佐周天子，称霸诸侯，独步天下。庄公死后，国难不断，自昭公而后，国君相继被杀，内乱不息，国运一蹶不振；至春秋中晚期，又屡遭晋、楚两国的反复侵略，“国境之上，无岁不是晋楚两家问罪之师”。子产应运而生，挺身支撑危局。

二、少年慧眼 初出茅庐
公元前565年，郑国司马子国打胜了蔡国，俘虏其大将，郑人都在庆幸，子国更是兴高采烈。子国的儿子子产冷静的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勿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子国喝道：“国家大事，有正卿做主，小孩子乱说，要被砍头的！”结果，没过一年，晋楚二国接连进攻郑国。

两年后，子国和正卿被一群叛徒杀死。正卿的儿子闻之，冒冒失失的跑出，吊了尸，便去追贼，可惜贼众已挟持了郑君，跑入了北宫。他只好跑回家调兵，但是家中的臣属奴婢已走散了一大半，兵也调不成了。子产闻到噩耗，反不慌不忙，先派人守住大门，然后聚集家臣吏属，监督他们封闭府库，布置防守；然后自己领十七乘兵车，吊了尸，便去攻贼，别的贵族闻风来助，反贼统统被杀死。此后，郑国的大臣都对子产另眼相看。

三、子产从政
1、受命于危难之际

当时，齐、晋、秦、楚诸国逐渐强大起来，地处各国之间的郑国就处在了火力交叉点上。各国争霸，使郑国兵连祸结，灾难深重。而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郑国的大家族为了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愈演愈烈，闹得郑国鸡犬不宁。“食指大动”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发生的，这一事件，也标志着郑国已经陷入内乱的深渊，难以解困。所谓“时势造英雄”，在郑国经历150多年的停滞和衰败后，子产应运而生，挺身支撑危局。

2、“博物君子”成为郑国执政

一次他出使晋国，适逢晋国国君患病，占卜的人认为是“实沈、台骀为祟”，但是晋国没人能知道这是什么神，于是求教于子产，子产将“实沈、台骀”二神的历史传说加以详细叙述，然后指出：“晋侯之疾，非由鬼神，实是饮食哀乐之事。”一番言语，让晋国国君对他大为赞赏，誉之为“博物君子”。

公元前５４３年，又一位执政伯有被杀，子皮被推举为执政，但他看到，只有子产能让郑国走出深重的灾难，极力保荐子产执政。子产起初没有接受，他推辞说：“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竭力劝他：“我带头听你的，还有谁敢说三道四呢？”于是，子产接受子皮的推荐，成为多灾多难的郑国的执政。

3子产政治改革

子产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受命执政的。当时，晋、楚争霸，郑介于两大国之间，随时有被侵袭的危险；国内政局动荡，强宗公族明争暗斗，随时可能发生变乱。面对“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子产语）的严峻形势，子产一上任，立即争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作封洫、作丘赋和铸刑鼎。

“作封洫”，就是改革田制。通过整治全国田地的疆界、沟渠，承认私田合法性，将农户按什伍加以编制，按田亩数量课税等措施，以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作丘赋”，就是改革军赋。即按丘（旧时一种社会基层组织。古有“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之说）向新的土地所有者征收军赋（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以增强国防实力。这可以说是“作封洫”的配套政策。因为改革后旧的井田制瓦解了，军赋形式自然也要改变。“铸刑鼎”，就是把新颁布的法律条文铸在青铜大鼎上，公布于众，昭示全国上下一律遵行，以限制强宗贵族的特权和不法行为，保护庶民百姓的利益，使国家走上政通人和的发展轨道。

4、人事选拔任用官员上

子产反对“任人为亲”的做法。郑虽小国，各种政治势力交织在一起，难免有裙带关系。这种中国官场上特有的习气一直延续至今，流毒甚深。子产是反对这样做的，但是他无法改变这种状况。值得后人学习的是，他在处理这类事情的时候并不是采取消极反对的态度，而是因势利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能够让他的上司听了心悦诚服，欣然受教。

为政之要，首在择人。子产的垂范也给后世深远的影响和教益。《春秋左传》称：“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说他根据每个下属的特长来安排工作。当时郑国有个叫冯简子的人，善于决断大事；有个叫子大叔的人，俊秀而有文采；有个叫公孙挥的人，深谙邻国诸侯的国情和动向，熟悉邻国诸大夫的家族底细、职务高下、地位尊卑、才干贤愚，并善于外交；一个叫裨谌的人，则善于谋划，在野外谋划多获成功，在城里谋划就会失败。于是每当郑国要开展外交活动时，子产就向公孙挥询问四周邻国的情况，制订外交策略和辞令。然后和裨谌驾车到野外，让他谋划。等到谋划完成后，再去请冯简子作决断。谋划敲定后就交给子太叔， 让他去执行，应对各国宾客。所以，子产执政期间很少有失误的事情发生。

5、子产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

在对外关系特别是在与当时晋、楚等大国的交往中，既不卑不亢，又谦虚礼让；既不失原则，又机智灵活，把以往“朝晋暮楚”调整为“从晋和楚”。通过平衡外交，在晋、楚争霸的夹缝中，为国家赢得了应有的尊严和较长时间的和平。

简公十五年(前551年），晋国以盟主身份命郑往晋朝聘。晋人责问郑国何以从楚。子产首先委婉地历叙了晋悼公以来郑晋的友好关系，指出郑国有时不能不“有贰于楚，”那也是因晋国没有尽到保护小国的责任。然后又软中带硬地说道：“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名焉？若不恤其患，而以为口实，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为仇雠，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大意就是说：“你们大国如果能够安定小国，那小国自然会朝夕去朝见晋庭，哪里用得着命令呢？如果不休恤小国的祸患，总以征朝为借口索受货贿，那小国恐怕不能忍受，就要变成仇敌了。这是我们忧虑的事情，岂敢忘记贵君的命令？晋侯听了这番话，自知理屈，再也不责备郑国了。

四、“人本主义”和“人道精神”的认同与坚持
子产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所以，治国应尽人事，不应迷信天道；祭天求神，“不如修德”。

“天道远，人道迩。” 这是标志了子产作为春秋时代杰出政治家的一个著名论断。在子产的意识里，也许他不否认鬼神和天道的存在吧，但是，他却知道所谓鬼神天道离自己太远，而人道离自己很近。他深知，在国家兴亡交替的过程中，人为的因素往往是决定性的。在天道和人道之间，子产的选择是先人道，后天道。2500年前郑国子产关于“人道”的认识和实践，正是中国“人本主义 ”精神的思想渊源。

尽管子产受到了传统的贵族教育，熟悉典章制度和历史掌故，是闻名遐尔的博雅君子 ，但他几乎绝口不谈天命；他“天道远，人道迩”的名言被认为是发挥人本主义思想的论断 ，似乎比稍后的孔子还要开明。为什么子产的思想集中在“人道”呢？自从执掌国政以后，子产食不甘味，居不安席，为社稷的安危和百姓的福祉而殚思竭虑，东奔西走，国家兴亡是他终其一生关注的焦点。子产的政治生涯一直致力于 外御晋楚、内抑强宗，匡救风雨飘摇的政治危局，披斩盘根错结的社会荆棘。应该说，子产这种政治生涯必然会成为其思想的深刻背景，他的职业经验反映在他的思想里，决定了他的思想旨趣。

天命的观念是笼罩在殷周思想里的决定性因素，春秋承殷周的余意，颇言天命或天道 。然而，随着理性因素的渐次展开，“德”的观念不断地黏合世俗价值观念，天命观念渐渐地剥落，人道思想渐渐凸显。《左传》所言“天道”，依稀有西周天命的背影，清代的钱大昕曾说：“经典言天道，皆以吉凶祸福言，”可见春秋时期的“天道”，实际上就是西周盛言的“天命”残余。不过，在子产生活的时代里，“天道”观念已经 或多或少地被理性的怀疑所动摇。

在一些事上， 子产对天道的怀疑表现无遗。公元前525年，鲁、郑等国的上空出现了慧星，擅长天文灾变的裨灶推测宋、卫、陈、郑四国将在同一天发生火灾，他请求子产说，如果用贵重的玉器来 祭神，可以使郑国消除火灾。子产没有理会他。不巧，第二年夏天，宋、卫、陈、郑四国都发生了火灾，裨灶警告说：“不用吾言，郑又将火。” 国人很害怕，恳求子产听从裨灶的话，消灾除害。子产依然故我，还是不同意。子大叔也企图说服子产：“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的回答颇富哲理：“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以多言也，岂不或信。”事实证明，子产的判断是正确的，郑国终究没有再发生火灾。从子产的言行来推断， 他对天道是置之不论的，这是他的一般态度；也可以说，他对天道抱以深深的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更有意义的是，子产力图切断天道和人道之间的必然联系，显示了较为彻底的理性精神。

子产谈论鬼神总是着眼于人事。《左传》中有子产谈鬼的一席话，渗透着理性的语言，力图用常识经验来解释鬼神；此外子产谈鬼神总是瞩目于人事，例如他谈到“伯有能为鬼” 的关键原因时，说：“其族又大，所凭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人的因素总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他的这种思想当然不是什么空谷来风，而是春秋初年以来瓦解“神话”的合逻辑的历史结果。

在子产看来，人道先于天道，天道可以存而不论，人道则不能不察。公元前526年，鲁、郑等国大旱，郑国的三位大夫为了祈雨，伐毁了山林。子产认为，尽管三位大夫是为了举行祭祀以祈雨，但他们毁坏山林，罪不在小，于是就剥夺了他们的官职和封邑。应该说，这种处罚是很严厉的。总之，子产关注的是人道而不是天道，他明确地反对祭祀鬼神，体现了遵从常识和理性的精神风范。

虽然在孟子看来子产不知为政也不能洞察秋毫，但在孔子的眼里，子产是值得赞赏的，因为在他身上有些非常可贵的品质，那就是有君子之雅、有仁爱之风。有人说，孔子之所以推崇子产还另有其因。春秋时的郑国是殷代的发祥地，现代考古认为河南郑州市正是殷代时期的毫都。孔子一直是以“殷人之后”自居的，也许，他已经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和子产联系在一起了。子产风雅，恰是殷人遗教呵。

实际上，孔子对于子产的赞赏和敬仰，最主要的还是源于对子产为政之时所体现出的仁爱精神和人本思想的认同，这恰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先儒所坚持和倡导的东西，自子产而后，千百年来一直传承于中国人文政治传统之中。这些思想和精神的存在，不是出于功利的需要，也不仅是一种学说或教义，而是中国历代圣贤经过深刻体悟而发自人性良知的理性之光。这种理性已经达到了人类精神思想的极致之境，彰显了中国人文政治的理想追求，遗憾的是，至今仍不为更多的人们所理解和认识。

五、评价
1、“春秋第一人”

清人王源从为政之要与施政之能来评价，推许子产为“春秋第一人”。他说“子产当国，内则制服强宗，外则接应大国，二者乃其治国大端……子产为春秋第一人。”国内要制服强大的宗族政治势力，对外要接待和应对晋楚这样的大国。这两个方面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事务，能在这两方面上都应付裕如，定国安邦，谈何容易。所以王源如此推崇子产，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2、子产不毁乡校

子产不毁乡校，见解高明。他们说的，“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表现了作为一位贤明政治家的治国、平天下的风度。乡校之毁，堵塞言路，耳根也许清净，但是，没有了人民的呼声，就如掌舵之人，容易迷失航向，飘流在汪洋大海之中那就太危险了。

3、《论语》中对其的评价

古今史家在谈到中国春秋之世的时候，有两个人必须是要提到的。这两个人，一个是管仲，另一个就是子产。《论语》记载孔子对管仲和子产都有评论。孔子说“管仲，人也”，说“子产，惠人也”。一字之差，显示孔子更为推崇子产。管仲才达到了“人”的境界，而子产不仅达到了人的境界，而且还做到了施恩惠及于人的人。

子产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论语》记述说孔子称赞他身上怀有君子的四种道术。这是孔子对子产的综合评价，非常之高。“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子产在做人做事的时候，表现很谦恭、低调；在为主公效力的时候，表现很恭敬、持重；在牧养人民的时候，表现很恩惠、宽容。在驱使群众的时候，表现很适宜、得当。这些表现只有君子才能做到，能做到其一，就已经算是一个君子了，何况能做到其四呢？有“爱”而有“道”，这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子产。

4、子产的为政之能

对子产的为政之能，太史公司马迁也颇有赞词，他说子产“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予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六、结语
已矣乎，哲人远逝，千古遗风，今何在哉？“郑迹多沦没，犹存遗爱祠。” 始建于宋代的子产祠，至今犹在。春秋之世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昔日的郑国遗址，也已随着历史的烟尘消迹隐去，子产大夫的言行风采，仅载《春秋左传》中。但我确信，时逾二千五百年，子产所遗下的仁爱之德却依然存留于无数郑人后裔的心中，他所昭示的人本主义精神至今仍令亿万中国人切切的追思与感怀。

余读史，每至“子产不毁乡校”处，总不禁掩卷唏嘘：儒雅其风，万古长存，美哉斯人，大哉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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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论尹何为邑》古文赏析
【作品介绍】
　　《子产论尹何为邑》讲的是郑国上卿子皮想派年轻而忠厚的尹何任邑大夫。子产不同意，认为应该先让尹何学习政事，然后再来治理政事。他采取了各种比喻，反复说明不经过学习就去从政的危险，终于使子皮心服。

【原文】

　　《子产论尹何为邑》

　　出处：《左传》

　　子皮欲使尹何为邑①。子产曰：“少②，未知可否。”子皮曰：“愿③，吾爱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④，其伤实多。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子于郑国，栋也⑤。栋折榱崩⑥，侨将厌焉⑦，敢不尽言。子有美锦⑧，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⑨，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猎⑩，射御贯⑾，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⑿，何暇思获？”子皮曰：“善哉!虎不敏⒀。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远而慢之⒁，微子之言吾不知也⒂。他日我曰⒃：‘子为郑国，我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后知不足。自今请，虽吾家，听子而行。”子产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谓危⒄，亦以告也。”
　　子皮以为忠，故委政焉⒅。子产是以能为郑国⒆。
　　　　　　　　　　　　　　　　　　　　　　　　　　　　　　　　　　　　   ——选自《左传》
　　【注释】
　　①子皮：名罕虎，郑国的上卿。尹何：子皮的小臣。
　　②少：年轻。
　　③愿：老实。
　　④操刀：拿刀。
　　⑤栋：大梁。
　　⑥榱（cuī）:屋椽。
　　⑦侨：子产自称其名，子产即公孙侨。厌（yā）：同“压”。
　　⑧美锦：美丽的丝织物。
　　⑨庇：寄托，依赖。
　　⑩田猎：打猎。
　　⑾贯：同“惯”，习惯。
　　⑿败绩：翻车；厌覆：翻车被压。
　　⒀虎：子皮自称其名。
　　⒁慢：轻视。
　　⒂微：无，没有。
　　⒃他日：前日。
　　⒄抑：只不过。
　　⒅委：托付，交给。
　　⒆这句说，由于子皮的全力支持，所以子产能够治理郑国。

【白话翻译】
　　子皮想让尹何治理封邑。子产说：“年轻，不知道能不能胜任。”子皮说：“尹何谨慎老实，我喜欢他，他不会背叛我的。让他到那里再学习，他也就更懂得治理政事了。”子产说：“不行。人们爱一个人，总是希望对他有利。现在您爱一个人却把政事交给他，如同还不懂得拿刀却要他去割东西，那样造成的伤害实在很多。您喜爱一个人，不过是使他受到伤害罢了，那还会有谁敢来求得您的喜爱呢？您对于郑国，就如同栋梁。栋梁若是折断了，屋椽就会坍塌，我也将会被压在下面，岂敢不把话全部说出来？您有美丽的锦缎，是不会让人用来学裁制的。高级官员和重要城邑，是自身的庇护，您却让学习政事的人来治理，它们对于美丽的锦缎来说，不是更为重要吗？我听说要先学习然后去办理政事，没有听说拿办理政事作为学习的。如果这样做，一定有所危害。比如打猎，射箭驾车都很熟悉，就能够获取猎物，如果从来没有上车射箭驾驭，那么就只会担心车翻人压，还有什么工夫用于考虑捕获猎物？”子皮说：“说得好啊!我真是不聪明。我听说君子致力于懂得大的、深远的事情，小人致力于懂得小的、近的事情。我，是一个小人啊。衣服穿在我身上，我知道爱惜它；高级官员、重要城邑，是用来庇护自身的，我却疏远怠慢它们。没有您这番话，我还不知道啊。从前我说：‘您治理郑国，我只治理我的家族来庇护自身，就可以了。’现在知道这样做还不够。从现在起我请求即使是我家族内的事务，也听凭您的意见去办。”子产说：“每个人的心思不同就如同他的面孔，我怎敢说您的面孔像我的面孔呢？不过是我心里认为危险的事，也就把它告诉您了。”
   子皮认为子产忠实，所以就把政事全部交付给他，子产因此能够治理郑国。

【简析】
   本文记述了郑国的上卿子皮和继任子产的一段对话，表现了子产的远见卓识和知无不言的坦诚态度，而子皮则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二人互相信任、互相理解，堪称人际关系的楷模。文章围绕用人问题展开对话，人物形象鲜明突出，语言简练畅达，叙述线索清晰，善用比喻，层层论证，令人信服。

【艺术特色】
　　1 .文章显示了《左传》善于叙事，叙事线索分明，叙述描写详略得当、结构严谨的特点。全文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用人问题展开，下笔开门见山，收笔一唱三叹，中心突出，线索明确，结构严谨；重点描写子皮与子产的对话，通过对话展现二人在用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个性，表现作者对用人问题的深刻认识，而对子皮如何具体安排使用尹何、子产的想法和做法则一笔带过，可谓详略得当。更多文言文学习文章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古文观止栏目。(http://www.xigutang.com)
　　2 .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对子皮和子产的言行描述生动逼真，人物性格跃然纸上。子产对身为上级的子皮劝告，先是委婉的反对：“ 少，未知可否。”看到子皮仍坚持己见，并坦诚表明了内心想法，子产则斩钉截铁地进行反对：“ 不可。”然后细致晓畅而动情地分析了子皮思想的错误性，以自己的高瞻远瞩和诚恳态度感动了子皮，让子皮心服口服地接受了他的劝告，并加强了对他的信任和重视，显示了贤能之士的智慧和才能。而子皮在自己的想法遭到下属的反对之后，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坦诚表明自己的想法意图；在听了下属更为坚决的反对和详细分析之后，他不但对下属的见解大加赞赏，而且十分真诚地向对方表示了自己由衷的佩服，十分大度地接受子产的建议，并进一步加大了对子产的信任和重用，这正是作者在《左传》中极力推崇强调的明君典型。
　　3 .文章的语言，特别是子皮、子产二人的对话，简炼而丰润，含蕴而畅达，曲折而尽情，极富表现力，是典型的《左传》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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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传略
作者：[新法家] 来源：[网友推荐] 浏览：[2708]   2005-12-15

编者按：子产和伊尹一样被儒家视为政治典范，实际情况是二者皆为法家；孔子是明确反对以法治国的，当晋国也学子产将刑律公布于鼎上时，他就大呼，晋国将要亡了，失去了法度。并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有？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子产执政以前



子产，郑穆公之孙，子国之子，名侨，子产是其字。又字子美。他的家族就是“七穆”之一，即所谓“国氏”。公子之子称公孙，故他又叫做公孙侨。以父为字，故又叫做国侨。

子产的生年不详。郑简公元年，公元前565年，子国、子耳侵蔡。蔡是楚的属国，所以郑侵蔡必然会引起晋楚之争。《左传》襄公八年记载此事说：“郑子国、子耳侵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唯子产不顺。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无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后来，事实果如子产所说那样。子产当时还是童年，他的父亲子国一听到这话，就斥责说：“童子言焉，将为戮矣！”按古代15岁到19岁之间都是童年，我们假定子产这时就是十九岁，那么，子产当生于公元前584年，即郑成公元年。

子产的卒年，《左传》与《史记》记载也有出入。据《史记·郑世家》说，子产于声公五年卒，《循吏列传》又说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卒。考之《左传》，子产自简公十二年为卿（公元前554年，鲁襄公十九年），二十三年执政（公元前543年，鲁襄公三十年），至定公八年卒（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共计前后三十二年。若单以执政论，则治郑只有二十三年，与《循吏列传》所云，相差不多。倘照声公五年（公元前496年）卒计之，则前后达五十九年。单就执政而论，则治郑当在四十八年以上。《循吏列传》与《郑世家》比较，相差至二十余年之久。考定公八年以后，执政者已为子太叔，而献公九年以后，执政者又为驷颛。声公五年，执政驷颛卒。司马迁可能误驷颛为子产了。故《左传》以子产于定公八年卒，可能是正确的。这样，子产生于公元前584年，卒于前522年，享年六十二岁。

关于子产的少年时代，我们今日几乎一无所知。不过，他既然是生长在贵族家庭里的公孙，必定从小受到良好的诗礼教育，这在他所论侵蔡事件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他还是“童子”，就已有这样的政治见识了。他办理外交时，引用诗礼，非常得体，既可见他的智慧学识，又充分显示他的才华。

郑简公三年（公元前563年），正值子驷当国，郑国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暴乱。子驷被暴徒杀死了，子产的父亲子国也牺牲了。当时子产大约二十二岁，他勇敢地组织国人，抵抗暴徒。他帮助了在子驷以后当国的子孔，平定了乱事。

简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子孔与子驷一样专断独行，国人不满。是年，国人又杀死子孔。子展继位当国。子产为卿，开始了从政的生活，但他尚未插手于内政，而做了几件漂亮的外交活动。

简公十五年（公元前551年），晋国以盟主的身分命郑往晋朝聘。晋平公问郑国何以从楚。子产说：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简公）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指晋侯）。执事不礼于寡君。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晋是以有戏之役。楚人犹竞，而申礼于敝邑（郑国自称），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是以不敢携贰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谓我敝邑迩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不朝之间，无岁不骋，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元日不惕，岂敢忘职？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为口实，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为仇雠，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委诸执事，执事实重图之。①

这番话的前段历叙自悼公以来郑国与晋国友好的关系，虽然有时不能不“有贰于楚”，那也是因为晋国没有尽到保护小国的责任。后段的语气由委婉而转入严厉，大意说你们大国如果能够安定小国，那小国自然会朝夕去朝见晋庭。如果不怜恤小国的祸患，实际上是为了他项问题——如货贿，口头上却说是征朝，那么，小国负担不起剥削，就要变成仇雠，这是小国感到忧虑的事情。晋侯听了子产这番话之后，自知理屈，再也不责备郑国了。

郑简公十七年（公元前549年），子产寄信给晋范宣子，劝他减轻盟国对盟主纳币的负担。这也是一篇著名的有声有色的外交文件。原信说：

子（指范宣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有令德也夫！

宣子得信后，便不得不减轻诸侯贡物的负担。

这时，因为吴的强盛，在今长江淮水流域一带吴楚不断发生战争，楚国疲于奔命。晋在中间起着挑拨离间的作用。楚自平王以后，已经无力经营北方，因而郑国在外交上渐渐倾向于晋，同时为晋伐陈蔡许等从楚的小国。简公十八年（公元前548年），子展、子产帅师入陈。陈败。陈侯只好穿着丧服，怀抱社主，群众男女也分别系着绳子，作为俘虏，去欢迎郑国的军队，陈几乎灭亡。这次郑的入陈，原是为了讨盟主晋国的欢心，所以子产一待战争结束，便去向晋报捷。晋人间子产“何故侵小？”这大概是晋怕郑强大的缘故。子产也反问说：“今大国多数圻矣（意为土地不断扩大），若无侵小，何以至焉？”子产在外交上的成功，当然也不是只凭他的口才，而是由于他对当时的形势、各国的实力，都能了如指掌，因而能从容进退。简公十九年（公元前547年），楚为了替许报仇，起兵讨伐郑国。郑人准备抵抗。子产却说：“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意即贪功一来），不如使逞而归（逞，快也），乃易成也。”子展听从了子产的意见。后来楚师来到郑国耀武扬威了一番，便班师而回。郑国没有抵抗，也没有导致战争。

郑简公二十年（公元前547年），这一年由宋向戌发起第二次弭兵大会。这次大会参加的，有齐、秦、晋、楚、鲁、郑、陈、蔡、许、曹、卫等国。当时中原诸侯各国内部都发生“公室卑弱，大夫专政”的现象。长期的争霸战争，互相砍杀，弄得“夫妇男女，不遑启处，”民生凋敝已极。小国固然受害最深，大国也弄得精疲力竭。楚国虽无大夫专政的局面，但是吴在边境上的扰乱也使它穷于应付。因此，当时诸侯各国都有休兵停战的共同要求。大会期间虽然晋、楚、齐、秦四个大国之间发生一点矛盾，但是大会之后，晋楚两国与中原诸侯之间竟维持和平达四十年之久（自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到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

晋赵武自宋参加弭兵之会以后，经过郑国。郑简公亲自举行宴会，欢迎赵武。赵武有意试探一下郑国的态度，请郑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印段、公孙段赋诗。最后子产赋《隰桑》之诗曰：“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赵武说：“武请受其卒章。”①

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44年），吴季札聘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互相赠答。他对子产说：“郑难将至，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②。他已预料到子产将执政了。郑裨谌也对子产寄托很大的希望。次年（公元前543年），子产有事到晋国去，见到晋叔向。叔向问到郑国强族驷氏、良氏之间的斗争。子产没有表态。后来驷带（驷氏）率国人讨伐伯有。子产说：“兄弟如及此，吾从天所与。”他依然没有左右袒。伯有死后，他枕股而哭之，并且以礼把伯有的尸体埋葬了。驷氏的人要打子产。子皮劝止他们，说：“礼，国之干也。杀有礼，祸莫大焉。”③

这年，应该轮到子皮执政。但是他保荐子产执政。子产推辞说：“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但子皮竭力支持他，终于接受了执政④。子皮是属于罕氏强族，他没有参与驷良之间的斗争。子产执政以后的内政外交活动，都得到子皮的支持。因此子皮死时，他不禁失声而哭，说：“我已，无为为善矣！唯夫子知我！”


子产执政期间的内政外交


还在子产年轻时，有一次他问然明“为政”。然明回答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很同意他的见解，并去告诉子太叔。子太叔就是子产执政以后的继承者①。又有一次，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回答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②这话比然明所说，似乎要更稳重些。后来子产执政，他的内政外交基本上按照他的这个言论去做的。

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子产从陈结盟回来，他对郑大夫们说：“陈，亡国也，不可与也。聚米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门，以介于大国，能无亡乎？不过十年矣”③。这种情形，与子产自谓郑“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无何不同，虽然陈当时确比郑要弱小得多。由子产对陈的评论看来，他是有意维护公室的权力，而反对私家贵族的“政多门”的现象。

在子产刚执政前，驷良方争，他并不左右袒。这可能是他自己感到政治力量还不稳固的缘故。在“七穆”的强族中，以驷良两族最为强横。后来，良氏被驷氏赶出国外，不久又被杀死了，从此驷氏独强。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1年，公孙楚（游氏）与公孙黑（驷氏）为争夺一个女人而发生斗争，公孙黑表现得更加横蛮。子产反而把公孙楚放逐出国。董隧之盟，罕虎等六族私盟，公孙黑知道了，硬要参加。子产也不加讨罪。这样过了一年，公孙黑将作乱，其族人和诸大夫都反对他。子产乘机把公孙黑处死。驷氏强族才稍衰。

其次，丰氏罕氏也很强大。子展、子皮即属罕氏，是子产执政的支持者。子产执政不久，丰卷要求田猎一次以便获取新鲜禽兽作为祭祀品。子产说：“唯君用鲜，众给而已”，没有答应。丰卷便准备动武，赶走子产。子皮又支持子产，丰卷反而被迫逃奔晋国。子产把丰卷的田里全部保存起来。三年后，丰卷回国，子产又把田里，包括三年内田里的收入，归还给丰氏。由此可见子产对贵族的曲意回护了。西周时土地本是王有的，但是贵族既然可以长期占有，实际上也就等于私有了。此由丰卷的田里一例可以看出。

但是也有相反的例子，郑简公三年，公元前539年，公孙段相郑伯骋晋，晋平公很喜欢他，把州的一块土地赐给公孙段。但是这块土地（在晋郑交界之处）已经历过多次主人，韩宣子、范宣子、赵文子三家又争着要它。所以公孙段一死，子产劝公孙段的儿子丰施把这块土地归还晋国。丰施已同意了。当时晋韩宣子执政，子产对韩宣子说：“日君以夫公孙段为能任其事，而赐之州田，今无禄早世，不获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闻于君，私致诸子。”这就是土地只能占有的例子。当然，如果这块土地原是郑国的土地，那么丰施继承其父是理所当然的。

自弭兵之会以后，晋楚之间保持和平。子产是比较亲晋的，他为卿时就曾数次骋晋。由于他的外交辞令和利用周礼，他在朝骋和轻币等问题上，都给郑国争得光彩。执政以后，他也几次赴骋，可以算是礼仪性的。郑定公元年，公元前529年，晋会诸侯于平丘，子产和子太叔相郑赴会。鲁、周、齐、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也都参加了。这却是一次重大的会盟。在开会前一日（七月癸酉）先举行朝晋礼。子产命外仆（官名）速张幄幕，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到了晚上，子产听说子太叔还未张幄幕，使速往，却无余地了。仅此小事，也可见子产的外交经验和才能都要比子太叔为高明。次晨甲戌，会盟典礼开始，而又发生“争承”问题。《正义》解释：承，就是贡赋，言诸侯所出贡赋，各国按照班爵大小而有不同。子产认为郑是伯男，不该与公侯同列。子产根据周礼，说了下面的一番话：

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言郑国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应出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使人通骋问者）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犹缺，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

子产理直气壮，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终于不得不答应。结盟之后，子太叔责怪子产，他说：“诸侯若讨，其可读乎？”子产回答说：“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国不竟亦陵，何国之为！”子产对于当时晋国六卿专政的情形，是很清楚的。据说，后来孔子听到子产为国争承的事情，赞叹说：“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且曰合诸侯，艺贡事，礼也。”②

郑定公四年（公元前526年），晋韩宣子骋郑。郑伯欢迎他，举行宴会。郑大夫孔张后到，立于客间。掌司仪的纠正了他。孔张走到客的后面，客不让进去。他到挂乐器的地方站着。这种失礼的行为是要被贵族阶级所讪笑的。郑大夫富子因此向子产谏议道：“国而无礼，何以求荣？孔张失礼，吾子之耻”。他是想子产惩罚孔张，以讨好于大国的权臣，子产为了保持郑国的尊严，很不高兴富子的媚外态度，怒斥了富子一顿①。

又，晋韩宣子有一只玉环，另一只在郑国的商人那里，因此他趁骋郑之际，要求子产给他配成一对。这本是韩宣子的私事，但郑国子太叔、子羽等怕得罪于晋，不得不要求商人给他。独子产不肯。他说，政府与商人世有盟誓：“尔（指商人）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所以他不能为韩宣子强迫商人一定要卖给韩宣子。子产接着严正地说：“今吾子（韩宣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韩宣子听了子产的话，再不敢要玉环了，说：“起（宣子名）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失诸侯和鄙郑国），敢辞之。”此与上事同样，子产维持了郑国的尊严②。

这时期，子产对于楚国也保持和平的关系。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1年，楚公子围骋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将入馆舍时，郑发现楚人带着兵器，使行人（办外交的）子羽与楚交涉。公子围让步，倒挂着弓衣（橐）以示无弓，进入馆舍，迎接新妇。这件事虽由子羽出面交涉，实际上也是子产的意思③。

当时，正值楚郏敖在位，公子围篡位的野心已日益暴露。他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在郑边境修筑犨、栎、郏三城，郑人害怕起来。子产知道公子围的目的是在转移国人的目标，而不是真正要攻郑，所以他说：“不害，令尹（指公子围）将行大事（言将弑君）而先除二子（指黑肱及伯州犁）也，祸不及郑，何患焉！”①这年冬，公子围果然弑死郏敖自己即位，是为灵王。由此可见子产对于当时列国形势是瞭如指掌的，所以他能断定公子围筑城的目的不在郑国。

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楚公子弃疾赴晋过郑。郑罕虎、子产、游吉从郑伯在相欢迎他。弃疾很有礼貌，见郑伯以马八匹作为礼物，如见楚王一样，见子皮（罕虎）如上卿，以马六匹作为礼物，见子产以马四匹，见子太叔以马二匹，各如其分。并且下令他的随从士兵，不刍牧，不进入田中，不砍伐树木，不强买等等。这是过去楚人进入小国境内所没有过的现象。因此子皮、子产、子太叔推测弃疾将有为王的野心。后来灵王被弑，公子弃疾为王，是为平王。这个例子同样说明子产能够洞察列国形势，所以料事如神。


子产的三项改革


子产政治生活上最大的成就，是他执政后立即进行的三项改革。

第一项是田制的整理、改革。《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此事云：（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这次田制改革实际是二十年前子驷“为田洫”的继续。《孔疏》解释“为田洫”说：“为田造洫，故称田洫。此四族皆是富家，占田过制。子驷为此田洫，正其封疆，于分有剩则减给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孔疏》的解释是正确的。《左传》记述子产的改革特别说“大人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一语也可证明。这就是说，春秋以后原来的井田制已经逐渐破坏了。破坏的原因就是有一些贵族“占田过制”，不但原来的公田已由贵族占有而变为私有，而且农民的私田也可能被他们所掠夺，从而代耕公田也就成徭役剥削了。这自然会引起广大的人民和一部分没落的贫穷贵族（包括“士”在内）的不满。而这种改革必然会牵涉到既得者的利益，子驷那次改革的失败，就是四族丧田者引起来的暴乱。故子产改革之后一年，舆人之诵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这几乎又要酿成与二十年前同样的暴乱。《左传》记载那次暴乱，特别引用《郑书》称“盗”者并非大夫，因此“舆人”可能主要指“士”（上文“大人”指大夫，见杜注）。他们是有田的（即所谓“士食田”）。也有“隶子弟”（见《左传》桓公二年）。因此，舆人之诵说：“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他们中间必定也有占田过制的，因而也必定有没落的贫穷的人。三年之后，大概是因为生产发展了，而且土地不均的现象停止了，他们就普遍地对子产的改革表示拥护，所以舆人之诵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子产这次改革，恐怕是整理多于改革。因为从“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看来，他并不废除国野（乡、遂）的制度。服，不是车服，而是服役之服，即所谓“上所以事神，下所以事上”的等级服役制度。

第二项改革是“作丘赋”。这是在郑简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38年），距他的作田洫的改革只五年，距鲁国作丘甲则晚五十二年。《谷梁传》对鲁作丘甲说：“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按丘本是被征服部落的地区，他们是不服兵役的，因而也无作甲的义务。现在鲁国统治阶级要被统治的野人也制作甲，当然是“非正”的，郑作丘赋，大概与鲁作丘甲相同。就是说，郑国统治阶级从此也要丘所在的被统治阶级供应军赋了。赋本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等，所以郑作丘甲与鲁作赋并无不同。这是春秋以来由于战争的频繁，各国普遍地有加赋的趋势。统治阶级不一定预料到，这样一来，国野的界限却不知不觉地取消了。

子产这次改革，同样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这是必然的。如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已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产毫不动摇，他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吾不迁矣。”这种坚定的意志，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所少有的，也就是他所以成功的原因。

第三项改革，是铸刑书。这是在郑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它与晋铸刑鼎应该相同，而时间上却早于晋国二十三年（前513年），《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这是我国文献上第一次明确用铁的记载。虽然郑铸刑书是否铸在铁铸的刑鼎上，不能断定，但既然说“铸”，很可能也是铁鼎，郑铸刑书，晋叔向写信给子产表示反对，他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他的言论与二十三年后晋铸刑鼎，孔子所反对的言论全出一辙。孔子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两相比较，可知铸刑书和铸刑鼎，就是把贵族阶级的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加以公布。在此以前，只是贵族阶级的习惯法，不成文法，也即所谓“礼”，而铸刑书以后，则是成文法。礼只施于贵族，刑（指体罚）则施于平民、奴隶。因此铸刑书和铸刑鼎必然对于贵族不利，而引起叔向、孔子等人的反对。

应该指出，刑书的公布必定是阶级矛盾的结果。因为子产给叔向的回信说：“侨（子产）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倘使不是为了无法解决的阶级矛盾，何以说话如此严重！子产于临死前给子太叔的遗嘱说：“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子产死后数月，子太叔执政，他不忍猛而宽，结果是“郑国多盗，取（聚）人于萑苻之泽。太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子产），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①依《左传》的记载，萑苻之盗似乎发生在子产死后数月，这或是为了故意给子产隐讳，而在子产生前已经发生，就是说，在子产铸刑书时必定已经发生，否则子产给叔向的回信说：“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就不能理解他死前的遗嘱里，说什么宽猛云云，也就成为无的放矢了。

我们知道，雅典公布德拉古成文法，罗马公布十二铜表法，都是平民不断地剧烈地反对贵族特权才取得的。尽管那些成文法还很不平等，条文非常之残酷，但是有了成文法的公布，总比把法律藏在贵族手里，要对平民有利。以此类推，我们认为郑晋刑书的公布，对平民也可能比较有利，而这正是叔向、孔子等人反对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子产的改革虽然有其抑制贵族的一面，但是他对于贵族也有曲意回护的一面。


子产的思想


子产不只是政治家，而且是思想家。他的政治活动，可以说只属于郑国，而他的思想，不只影响于春秋时期，而且影响于后代。

子产是一个很博学的人，这与他少年时受到良好的诗礼教育是分不开的。郑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1年），子产到晋去问候晋平公疾病。叔向问子产说：“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回答说：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日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萦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萦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

叔向听了这番话后，说：“肸（叔向）未闻也，此皆然矣”。晋侯听到子产的话，说：“博物君子也”①。他不但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参、商二星的神话传说，而且说明了男女同姓不婚，其生不蕃的生理原因，指出晋侯的疾病不是由于实沈台骀为宗，而是由于男女饮食的缘故。

又如后来子产第二次骋晋，晋侯生病，已经三月，梦见黄熊。韩宣子问是什么厉鬼。子产回答说“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首先他驳韩宣子厉鬼之说，接着他又讲述黄熊的故事说：

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子产强调人事，但是他并不否认鬼神的祭祀的意义。这种态度与孔子“祭神如神在”一样。简公三十年、三十一年间（公元前536、535年）郑国发生一次闹鬼事件，人们纷纷传说“伯有至矣！”（伯有被子晢驷带所杀）而且有人传说，梦见伯有披着兵甲走过，某月某日要杀死驷带和公孙段。后来驷带和公孙段果然如期而死，因此众人惊慌得很。子产在这种情况下，为伯有立了庙，并让良止（伯有子）和公孙泄（子孔子。子孔也是被国人杀死的）继为大夫。子太叔不解其故。子产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意思是说要使他的魂魄有所归宿。太叔又问：“公孙泄何为？”（子孔不为害，问何为立公孙泄）子产曰：“为身无义而图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意思是说，为了满足群众的心理要求，有时政治上不能不反其道行之。公孙泄虽非冤死，但是借伯有立庙，只是“无义而图说”而已。因此，子产虽然不是无鬼神论者，但是他仍然重在人事，或者只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这和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其义实在相似。后来子产到晋国去，赵景子还问：“伯有能为鬼乎？”

子产也不否认鬼神，他接着说，伯有是大族，而且从政三世，不幸“强死”（即被人杀死），能为鬼，不亦宜乎？”②说穿了，伯有为鬼害，就因为他是大族。

春秋时期，贵族阶级内部还保持着氏族贵族的民主精神，古代所谓“德治”、“仁政”。尽管有后人的夸张，其实就是氏族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决不是儒家空想出来的。子产从政，他没有子驷、子孔那样专断，而是相反。《左传》襄公三十年云：“子产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太叔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①。由此可见子产执政时期，尽管郑仍旧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强族也仍旧专横，但当时无论内政外交都比过去要稳定得多。这不仅是子产一人的智慧才能，而是他的班子比过去要健全得多，也就是他能够更多地发扬了贵族民主的精神。

子产的民主精神，在“不毁乡校”一事上也表现得很明显。《左传》记载道：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仲尼闻是语也，曰：“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②

传说，“乡校”即古之“明堂”，为讨论、执行政治的地方，春秋时是否尚有此制，已不可知，不过它可能还作为古建筑保留下来，而且为人游观之所，并按照旧习惯大家在这里议论政治。然明主张“毁”，子产不主张“毁”，正可说明子产的民主精神。

子产不但尊礼，知礼，而且《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产论礼的一大段话，从内容看来，却可证明子产是礼的专家。有云：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命，因天之性，生其大气，用其

五行。……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

赵简子听了子产的议论之后，赞叹他说：“甚哉！礼之大地！”

在礼法的问题上，子产仍旧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礼是第一位的，不得已才用法或刑罚。他之铸刑书就是其例。

在天道观方面，子产确有超出同辈的人的地方。他的一句名言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他说：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这是郑定公六年（公元前524年），宋、卫、陈、郑四国发生大火，裨灶是懂天文的，他预先警告过子产，要子产以瓘斝玉瓒禳火，子产弗听。后来宋、卫、陈、郑果然大火，而且依裨灶说郑还要大火。子产没有听从裨灶的话去禳火，因此说了上面这话的。依子产的意思，天道就是自然的规律，它与人的规律是无关的，所以并不同意裨灶的话，至于禳火更是迷信之举。子产不只不听从裨灶的话去禳火，反而对于防火却做了充分的准备。郑国也未发生第二次大火①。子产认为“天道”与“人道”是没有关系的，而应尽力于人事方面，这种观点与孔子基本上也一致的。

又郑国旱灾，子产使屠击、祝欵、竖树三人到桑林祭祀求雨。他们到后，反而把桑林砍伐了，不雨。子产说：“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②因此把屠击等三人的官邑夺取了。天旱到桑林求雨，这是商代以来的老风俗，不过大片的森林可以引雨，这在科学上有一定的道理。子产命屠击等到桑林祭祀，这是他遵守传统的风俗的一面，但他既说“艺山林也”也似乎认识到森林与天雨的关系。

有一次，郑又大水。据说，在郑城外洧渊出现龙斗，国人要求萦祭，子产不答应。他说：“我斗，龙不我觌（见也）也，龙斗，我独何觌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①这仍是“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思想。

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孔子耳里（时孔子29岁）他流着眼泪说：“古之遗爱也！”②孔子与子产生前似未谋面，但是孔子是深深地敬爱子产的为人的，他这一叹语与“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正是因为他们思想上有共鸣的地方，才可能说出这么深切的话。

注释：

①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①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②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③ 《左传》，襄公三十年。
④ 《左传》，襄公三十年。
①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②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③ 《左传》，襄公三十年。
① 《左传》，昭公十三年。
② 《左传》，昭公十三年。
① 《左传》，昭公十六年。
② 《左传》，昭公十六年。
③ 《左传》，昭公元年。
① 《左传》，昭公六年。
① 《左传》，昭公二十年。
① 《左传》，昭公元年。
① 《左传》，昭公七年。
② 《左传》，昭公七年。
①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②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① 《左传》，昭公十八年。
② 《左传》，昭公十六年。
① 《左传》，昭公十九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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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与金水河 (2010-05-03 07:32:42)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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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产，字产，名侨，春秋末期郑国人（今河南新郑县人）。子产的父亲公子发，是郑穆公的儿子。根据当时的称谓规定，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所以子产也叫公孙侨。子产出生于公元前580年，卒于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他在郑国执政二十六年，“为人仁爱，事君忠厚”。无论是在内政方面，还是在外交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子产的生平，思想和活动，旧史无详细的记载，主要散见于《左传》、《国语》、《史记》等文献中。
    子产墓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西南17公里陉山顶上。墓冢高6米，周长约50米。 据《新郑县志》载:“子产墓累石为方坟，东有庙。”庙早毁，庙围墙础轮廓尚存。其墓因年久垒石下陷，已成堆状。在新郑市西北0.5 公里处，还有一座子产祠。原祠已毁，现存一名碑。碑高2.3米、宽1米，正面刻《子产祠》诗一首:“溱洧河边子产祠，郑侯城下黍离离。惠人遗范应难见，君子高风何处追。尘世几更山色在，英雄如梦鸟声悲。行人门上空回首，落日荒郊不尽思。”下款刻“几川子杨彝书”。草书苍劲有力。据传，书者游子产祠，见新碑未书，就地捡一沾泥瓜皮，在新碑上做书，抒发情思。干后字迹清晰，人见其书法高妙，随刻之，因名“瓜皮碑”，拓印甚多。
   河南省郑州市市区内有一条著名的金水河，据说此河名称的由来也有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传说公元522年，执政26年的郑国名相子产逝世，因他一贯廉洁奉公，家中没有积蓄为他办丧事，儿子和家人只得用筐子背土在陉上埋葬他的尸体。郑国的臣民们闻讯，纷纷捐献珠宝玉器，帮助他办理丧事。子产的儿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老百姓只好把捐献的大量财物抛到子产封邑的这条河水中，悼念这位值得敬仰而又知心的人物。珠宝在碧绿的河水中放射出绚丽的色彩，泛起金色的波澜，从此这条河被称为金水河。
    春秋末期，周室衰微，诸侯兼并，战争频仍。郑国“国小而逼”，处于晋楚两大国之间，“南北有事，郑先被兵”，备受两国欺凌。在郑国国内，“族大宠多”,“疆场日骇，民生垫隘”，矛盾重重，祸乱不已。子产在青年时期就已具有政治家的眼光。鲁襄公八年（前565年），郑国为了献媚晋国，派子产的父亲子国和子耳率兵入侵南邻的小国蔡国，出其不意，一举俘虏了蔡国的司马公子燮，打得蔡国落花流水。当郑国为此而欢庆时，子产却忧心忡忡地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弱小的国家，不去好好整顿内政，励精图治，却去发动对外战争，这样做有亡国的危险。他父亲呵斥他说：“童子言焉，将为戮矣。”结果当年冬天楚国率兵讨伐郑国，“讨其侵蔡也”。鲁襄公十年（前563年），子产的父亲同“当国”的子驷和“司空”子耳一同在郑国的尉氏、司氏等人发动的叛乱中被杀。子产积极率领家兵平叛，同年任郑国的少正，从此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郑国的这次叛乱被平息后，国内陷入混乱。当此内忧外患深重，国家面临崩溃之时，子产于鲁襄公十九年（前554年）被立为卿，参与国政。并在十一年后，由子皮授政而为郑国之相。子产在郑国对内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改革，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对外则采取了灵活巧妙的斗争策略，同大国进行周旋，使郑国由乱到治，由弱变强。司马迁说子产“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不争田)；二年，市不予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据韩非说“为政五年，国无盗贼，道不拾遗，桃枣阴于街者，莫有援者。锥刀遗道三日可返。三年不变，民无饥也。”（《韩非子·外诸说上》）。子产死的时候，“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史记·循吏列传》）郑人“悲之如亡亲戚”。
    子产的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在郑国实行的“作封洫，作丘赋，铸刑书”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上。“作封洫”，主要就是丈量土地，划分疆界，编制田亩，沟通水利渠道，承认土地私有权，并对私田实行课税。子产在执政的第一年（即襄公三十年）就规定“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都鄙有章”，目的在于使城乡各有区别；“上下有服”指贵族平民各有不同的衣冠服饰，以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庐井有伍”，“庐井”指邑，伍即实行五家为伍的制度，建立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田有封洫”，封即田界；洫即沟洫；封洫即划分土地的界限,“田有封洫”就是整理土地的边界，重新丈量编制公私田和居民生产。作封洫实际上是确立土地私有制。这必然会遭到国内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当时郑国的丰卷就强烈反对，并召集部下攻打子产，结果被老将子皮赶出了郑国。一些土地私有者也误认为“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赋)之”，并扬言“孰杀子产，我其与之”。三年后，这项措施显现了它的成效：有助于农田的灌溉，提高了农业产量，增加了国家收入，维护了国内的稳定，避免了纷争局面的出现。
    在作封洫之后第四年，子产又作丘赋。子产执政以前的郑国和各诸侯国一样，土地定期分配使用，每个劳动力大体上耕种差不多的土地，服军役的人要自己置备军用品。作丘赋主要是在田地改革的基础上，实行按田亩征税，服兵役，以充国库，增强军备，强化中央集权，削弱旧贵族的势力，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子产对军赋的改革，是符合土地制度改革要求的。它保证了国家军费的收入，扩大了兵源，增强了国力。对土地私有者来说，增加了一些负担，但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得到了承认，并取得了作“甲士”的资格，这对他们还是有利的。
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改革，关系到郑国人的切身利益。刚开始时曾遭到一些人反对。晋国的叔向曾说：“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即子产作丘赋时，国人诽谤他，浑罕说他贪。虽然有人曾威胁要杀死他，但子产革意志坚定，“为善者不改其度”，把生死置之度外，终于使改革取得了成功。昭公元年（前536年），子产为巩固作封洫、作丘赋取得的成果，又“铸刑书”，以巩固经济制度改革的成果。他把法律条文铸在铁鼎上，公布于众，史称“铸刑书”。刑书的具体内容已经不可考。根据相关资料分析，大致是鼓励开垦荒地，承认土地私有,国家的军赋按“丘”向土地私有者征税等等。刑书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土地私有制及赋税改革的成果而立，多少有些限制贵族特权的作用，对新兴的地主阶级是有利的。
子产的铸刑书，早于晋国铸刑鼎二十年，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成文法之一，这有利于封建法制的建设。在中国治国思想史上，子产作为法家的先驱应占有一席之地。
    在用人方面，子产反对用人唯亲，主张择能而使。据《左传》记载：子皮很欣赏一个叫尹何的年轻人，想任命他做一个城邑的大夫。子产反对说：“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子皮遂作罢。
子产善于识人用人，在其周围集中了一批有各种才干的人，如冯简子、子太叔、子羽(即公孙挥)和裨谌。大夫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太叔是个眉清目秀、才华出众的人。子羽通晓各国各种情况、各种情报，譬如某国某人是何等任务，从家谱到身份、能力，他都掌握有详细的情报，此外，他还善辞令。裨谌更是名怪才，在制定战略、战策方面没人能敌得过他。怪在他拟定方案时必须到旷野去。在空旷郊外，他便能思考、策划、整理出一个准确的方案。子产能发挥个人所长，各施其才。当郑国需要向某国采取外交行动时，子产首先就四方诸侯情况问子羽求问，掌握最新形势动态，并请子羽草拟交涉文稿；接着，他就与裨谌同车到郊外旷野，请他判断方案是否可行；再将同裨谌研究的结果告诉冯简子，由他做出判断；最后授权子太叔作为使者前往当事国进行谈判。每遇大事，经过这样集思广益，发挥集体的外交智慧，对外交涉几乎没有不成功的。总之，子产是把各方面有头脑，有学识，有能力的人选为各级官吏，发挥其各自所长，共谋国家大事。由于子产的善于用人，在其执政的二十六年里，处理国家大事很少有失误。
    子产作为一个比较开明的政治家，不仅主张选贤任能，还广开言路，倾听不同的意见，实行以众为师，以群言为疗药的开明政治。公元前563年，子孔当政，独断专行。襄公十年，子孔拟定了一份誓约，要贵族们签约，各按职位听命行事，今后不再干预政事。贵族们都不服从，眼看内乱又将发生。这时子产赶忙站出来劝阻子孔，请他毁约。起初子孔不肯，强调说∶“约文已经公布了，如因众人反对就取消，这就有失政府威信。”子产道:“众怒难犯。固执己见的事，难以办成。倒不如毁了誓约，以安定人心为好。”子孔勉强答应毁约，从而使郑国避免了一场内乱。子产以“众欲难犯，专欲难成”的深刻道理，指出如不废除以位序参政的腐败制度，就会“犯众兴祸”，使国家动乱，难以维持统治；只有实行“众为政”，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襄公三十一年，因乡人在“乡校”（当时的公共聚集场所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议事的地方）议论国家政事，大夫然明欲关闭“乡校”，取缔这种聚会活动。子产不赞成,他认为，不应当以强制措施制止这种活动，而应加以重视，好的就实行，不好就改正。如果不让大家说话，必然积聚不满情绪，导致他们群起反抗，后果不堪设想。子产在奴隶社会瓦解时期，比较能够认识群众的力量，提倡人民议政，对人民的言论采取疏导的方针，其治国思想具有古典民主色彩。这也是他执政二十一年所取得政绩的主要原因。
    子产在治国措施上，主张刚柔并用，宽猛相济。他认为，像郑国这样的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是很难治理好的。首先要以德服人。子产在他给晋国范宣子的信中更加明确了上述主张，“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文德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是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以文德治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在子产看来，“德”主要就是“惠民”或“抚民”，“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取)我以生乎。”即对人民实行宽宏的统治，而不是不顾人民死活对人民横征暴敛，只有这样，才能国泰民安。他曾告戒郑国的大夫们说：“陈，亡国也。不可与也。聚禾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傲)，政多门。以介于大国，能无亡守，不过十年矣。”但子产认为在实行宽政的同时，还要实行猛政，要有必要的刑罚。不然，统治者就难以有威力去贯彻自己的措施。子产作丘赋遭受国人诽谤时，他旗帜鲜明地说：“何害。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他的这种‘生死以之’‘不改其度’的决心，属于他猛政的内容，这也是他完成改革的必要条件。同时，他也认识到，他实行的“作封洫，作丘赋，铸刑书”是为了“惠民”，但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韩非子·内诸说上》载：“子产相政，病将死，谓游吉（即子太叔）曰；‘我死后，子必为政，唯有德者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孔子曾对子产的宽猛相济的思想给以高度评价：“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当孔子听说子产死讯时，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子产的宽猛相济的治国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不少思想家提出礼法并用，德刑结合等，都是子产宽猛相济思想的发展。郑国周围有晋、楚、秦等大国环伺，为了生存，首先必须安内，在安内的基础上也要同大国进行周旋，以免被大国所灭。根据当时的环境，子产在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措施，举措得宜，维护了郑国的主权和国家荣誉。
    子产的外交方针是“善事大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善用高超的外交手段和巧妙的外交辞令与大国周旋。子产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周旋于大国之间，使郑国得以安然自立。同时，他在与大国打交道中，还能始终不失国格与尊严。其外交风格大体表现为：临强不惧，坚持原则；随机应变，力争主动。
郑国虽然弱小，但子产从不自卑，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该坚持的原则，坚不退让，平丘之会，便是一例。
郑定公元年（公元前529年），晋国在平丘召集诸侯举行会盟。子产代表郑国与会。盟主晋王为了夸耀自己的武力，以甲车4000乘包围会场，令诸侯在刀光剑影下一个个歃血誓盟，实际上是以武力胁迫他国签字画押。此时，惟有子产稳坐不动，坚持要求减少郑国的盟费，他才肯誓盟。晋国是盟主，对子产的这个要求不能轻易允诺，因为如果答应了郑国的要求，其他诸侯也会纷纷提出同样的要求，故坚持维持原议。双方僵持不下，从中午一直讨论到傍晚，仍无结论，子产据理百般申诉，毫不松口。此时，晋王担心此事久拖不决，会导致这次会盟流产，那样一来，晋国盟主的地位会受到影响。考虑再三，他最后只好接受了子产的要求。会盟结束以后，子产的随从子太叔对子产说：“我真的为你捏了一把汗，要是你穷缠不放而触怒了晋王，他发兵攻打郑国，那不就惨了吗？”子产笑着回答说：“晋国目前分成许多派，如一盘散沙，它哪还有余力攻打别国呢？再说，如果我们不把当说的坚持到底，吞吞吐吐，畏畏缩缩，反而会使人家瞧不起，受人欺侮啊！”
弱国的外交，无强大的实力做后盾，就要求外交家必须有很强的应变能力，方能变被动为主动。子产在这方面也极为出色。
    鲁襄公三十一年六月（公元前642年），子产为相后一年，他随同郑简公出访晋国。晋王有意怠慢郑简公，借口正为鲁襄公服丧，迟迟不安排会见。子产想出一策，他命令随从把宾馆的土墙捣毁，将一行人的车马全牵入院内。晋国的礼宾官士文伯闻讯赶来，见状，向子产提出抗议：“近来敝国盗贼横行，为使各国来宾不受骚扰，我们刚把土墙砌高。你居然把墙给毁了，这还了得。你等着瞧吧！”他威胁着要给子产颜色看。子产当即讲出一番道理，责备是晋国失礼。子产所言，句句在理。晋国宰相不得不通过士文伯向子产道歉。晋王亲切地会见了郑简公，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还下令重建了迎宾馆。
   总之，子产治政，时间不长，但政绩赫赫。他在郑国实行改革，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的法治思想和无神论思想，对后代也有积极的影响。总的来说，子产是一位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我国古代史上应占有一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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