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在。”1925年3月12日,孙文病逝。其时,国民党东征大军正势如破竹。陈炯明失败在即。但是他仍有闲情为孙文写了一副这样的挽联。陈炯明在官方语境中(无论国共双方都是)一直都是乱臣贼子的形象,如果抛开主观印象,看到这样的挽联,我们不禁要追问,孙陈二人到底有怎样的恩怨情仇?这看来还要从头说起……..
独裁亦或自治——孙陈矛盾
陈炯明,字竞存,广东汕尾市海丰人(广东省惠州府海丰县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联安镇白町村)。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
其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陈炯明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有功名在身,是晚清秀才。却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是民国军阀,却没有好勇头狠, 其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陈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孙文所同意。孙文的理想是成立一个由自己一人说了算的,带有严重个人崇拜和黑帮组织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孙文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孙的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对此,陈炯明虽身在同盟会却并不赞同。其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
然而,孙文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文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并对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孙文的所谓真正民国,其实只是一个向他个人效忠的黑帮!直至这种会党习气的作风逼走了黄兴等一众精英也不曾消减。)
对孙文的选举主张,陈炯明及其追随者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谁见过这种选举?)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得扑街。但是,有碍于孙文在党内的“大佬”身份,以及其所谓“知难行易”的个性(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所不计!说好听叫“知难行易”也,说难听就是“脑子一根筋”)为了避免党内分裂,陈只好妥协,于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 “以示负责”。结果孙文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当年6月,孙文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北伐,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8月,粤军进驻南宁。孙文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催促出师援鄂。(民国时期很奇怪,入侵某地往往叫援某地。)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并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孙文恼羞成怒!10月29日,孙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兆铭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此事见于章太炎为陈炯明写的墓志铭,后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孙派亦或陈派——邓铿之死
1922年2月3日,孙文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常年战乱,湖南方面久已厌战,所以当时的湖南军阀赵恒惕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借道,入湘计划不得已只好作罢。孙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
不想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暨家人亲友以后事。”《陈炯明叛国史》也说:“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文的北伐,孙文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
4月9日,孙文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文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作乱亦或逼反——炮打司令部
其实,孙文急于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文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文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文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文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文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文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文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文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文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文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多么自大,而愚蠢的言论。)
然而,粤军并没有被吓倒,局势在不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文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对待同袍甚至是曾经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部下,使用毒气弹?我们只剩下呵呵了)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
有介于此,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文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文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
6月16日凌晨,叛乱终于发生了。粤军围攻炮轰总统府,孙文避逃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但是,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文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文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
孙文与陈炯明的恩怨情仇,沉沉浮浮,兜兜转转,最终难逃以武力相争的悲剧结尾……
贼子亦或君子——青史自有公断
1925年,孙文先后两次东征均告胜利。粤军惨败,四散星离。陈炯明的政治生命也随之宣告终结。事后陈炯明辗转避居香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极力拉拢陈,希望借他的积威为其侵略中国开道铺路,陈则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本人见拉拢不成,仍赠8万元支票,陈炯明在支票上打叉退还。
其后,陈派代表参与改组中国致公党(前身即洪门在海外分部,话事人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传奇大佬司徒美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直至今日仍是参政党之一。
1933年8月22日,陈炯明在贫困中病逝于香港(入殓时,竟然要用其母所备的棺木。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地方军政长官,结局如此凄惨,让人唏嘘)。据说,其逝世前索要笔墨,口中连呼“共和!”而死。谢文炳(同盟会早期会员,粤军营长,孙文大元帅府警卫,与孙陈都有交情)为其作挽联一副“成败是非,争百年,莫争一息。文章事业,为名将,亦为纯儒。”其中,前半句竟与陈炯明当年挽孙文联若合符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