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赔90万死刑改死缓，难道真的没问题？
原创 2018-01-24 沈默克 七使
一审时被判死刑的聂李强
早几天，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一个很神奇的判决。
陕西“应急救援总队特勤支队”队长聂李强深夜尾随一对年仅16岁和14岁的姐妹，意图强奸。在受害人回到住所，用钥匙开门时，聂李强手持榔头扑上去，狠砸两姐妹的后脑勺，将二人砸得一死一重伤昏迷，还脱掉受害人的裤子实行性侵。
案发现场模拟图
2016年12月5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聂李强死刑。但聂李强提出上诉。两年后的2018年1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聂李强死缓。
根据媒体报道，陕西高院在判决前“对该案民事部分进行了‘背对背’调解，最终聂李强家属答应赔偿受害者家属90万元，赔偿款已交到法院”，于是对凶手改判死缓了。
这个判决真是向我们作了一次“普法教育”，原来强奸杀人案可以调解，法院可以“赔偿款已经到位”为由，将死刑改为死缓。
有人说，其中一个受重伤的被害人欠下医院巨额医疗费，而且已经成为八级伤残，以后生活都有严重的问题，有钱拿还不是好事么？法院判决兼顾了各方诉求，挺合适的。
还有媒体评论道，刑罚除了惩罚、教育、警示，还要弥合社会关系，重大刑事案中，以往是犯罪分子被处以极刑，而受害人却难以获得民事赔偿。然而，赔偿既能体现犯罪分子的悔罪态度，也能补偿受害人及其亲属，恢复撕裂的社会关系。赔偿免死，理所当然啊，否则以后谁还肯赔偿？新京报还说：“本案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在某种意义上便是践行修复性司法的具体体现”。
这些认知都是异常荒谬的。
《刑法》规定得非常清楚，中国大陆的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有期徒刑、死刑这些属于主刑，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这些属于附加刑。
而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这里的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是属于罚金的部分，也就是附加刑部分。
附加刑，是因为主刑对犯罪分子的处罚还不够全面，所以要附加更多的处罚。
警方认定犯罪嫌疑人聂李强有重大作案嫌疑
当初西安警方通缉聂李强的新闻报道
换言之，就算杀人犯聂李强和律师不主动提出赔偿给受害者，因为本案受害者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法院本来就应该判处聂李强向受害者赔偿损失。也就是说，杀人犯聂李强这90万本来就应该给，也必须给，不给不行。
目前，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律里，谋杀案都不适用调解程序。在中国大陆的《刑法》以及各种司法解释、最高法指导意见里，也从没说过谋杀案可以调解。
按照美国现行司法实践，谋杀案的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完全分开。被告人判不判死刑，只与该案情节相关，与赔不赔偿完全无关。有时候即便被告在刑事诉讼中无罪释放，也难逃被民事诉讼要求巨额赔偿的结局。闻名遐迩的辛普森杀妻案就是这样。
谋杀案不能调解，谋杀案的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完全分离，这是普世司法的基本准则。中国司法也不例外，至少没有任何条文和意见，足以支持法庭作出“被告赔偿款已经到位，所以可获轻判”的判决。
至于有些人说，如果由法院强制判决被告缴纳罚金、赔偿款，而不是让被告自愿缴纳，会受到被告人家属抵触，根本收不了。这是纯属扯淡。被告人聂李强有车有房，法院一纸令下查封拍卖，哪有收不到款之理？你试试看欠银行90万，看银行能不能追到你的欠款？
至于说受害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所以杀人犯积极赔偿，可以帮助受害人脱离经济困境云云，那更是奇谈怪论。本来，个体与国家之间就存在“契约关系”，大家遵守法律，是因为当局有义务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执行法律，不但要事后追索犯罪者的责任，更要在事前保护守法者的人身安全。在罪案发生后，当局理应对受害者进行司法救助，帮助其支付医疗费用，并对受害者予以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也是履行保护人身职责的一部分。法庭更应该做的是，推动司法救助程序运转，而不是搞“背对背调解”。
何况，据媒体报道透露，被害人完全是因为山穷水尽，不得不接受杀人犯的赔偿款，但依旧坚持不肯出具《谅解书》。既然被害人不肯谅解，这又谈何“司法修复”？
杀人犯聂李强赔偿90万并不是轻判的理由。但除了他“积极赔偿90万”，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个案件可以从轻判决的任何理由。
1、聂李强实际上并没有“自首”情节。西安警方在2016年1月19日已经将他列为嫌疑人，悬赏通缉。而聂李强是1月22日才跑到派出所投案的。
2、聂李强对两名受害人先杀后奸，脱下裤子性侵，行为极其恶劣，理应加重惩罚，而不是从轻发落。
3、聂李强属于累犯。2010年他就在路边强行将女子拉上车强奸，被过路警察当场抓获，服刑直至2013年。五年内不思悔改又犯下强奸杀人案，理应加重惩罚，而不是从轻发落。
就算“积极赔偿”在刑法里属于减轻刑罚的情节，但该案中至少有整整三个理应加重刑罚的情节，法庭怎么能够以一抵三，完全无视其他三大情节呢？
中国的司法传统，至少从唐代开始，就有了“备偿”制度，也就是损害赔偿。蒙古人的元代法律规定，杀人者，将其财产断付死者之家；伤害致死者，追给埋葬银（元史刑法志四：“諸殺人者死，仍於家屬征燒埋銀五十兩給苦主”）；伤人致残疾者，将犯人财产一半断付给受害人作赡养费。明律、清律的规定基本差不多。这个“备偿”制度，也是“故杀”罪的附加刑罚，是强制要求杀人犯对被害人之家进行赔偿。
中国古代司法实践是有“以钱赎刑”的传统，但针对的都是轻罪，故、谋、斗三大杀人罪，历来不得赦免，更不能用钱赎刑的。
汉书刑法志引荀子的话说：“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宽恶也”。
死者娟娟生前照片
有人问大儒朱熹，杀人罪可不可以出钱赎刑？朱子说：“古之所谓‘赎刑’者，赎鞭扑耳。夫既已杀人伤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赎，则有财者皆可以杀人伤人，而无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杀之者安然居乎乡里，彼孝子顺孙之欲报其亲者，岂肯安於此乎！”
意思是，古代可以出钱赎的，都是打鞭子的轻刑。如果富人出点钱就可以杀人，这就违反了正义原则，对被害者是大不幸，而且会导致血亲复仇。
明代理学名臣、明孝宗时期的文渊阁大学士丘浚说：“至于赎刑，……而真犯死罪者，则否。……富者不以财而幸免，贫者不以匮而独死。”意思是，富人杀了人不能靠出钱来赎罪，否则贫者就只能独死了。
杀人者死，天经地义，这是几千年来人类所尊崇的自然法信条。“慎杀”可以，但要举得出能说服人的道理：或者有疑点，或者有从宽的情节。综上所述，犯了故、谋二杀而“拿钱买命”，这是历朝历代都难以找到先例的，也是先贤不支持的。
任何“新型司法实践”，首先必须顾及司法的本质是伸张正义。若果违背了这个本质，所谓“司法性修复”，除了聂李强的生命之外，究竟修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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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8-1-24 22: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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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4 23:0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