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者：珠峰留下他们的使命、荣耀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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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电影《攀登者》在珠峰大本营举行了关机仪式，确认9月30日上映，成为今年国庆档“最晚定档”的影片。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电影史上最高海拔的杀青。珠峰也给足面子，艳阳蓝天下，峰顶清晰可见。除了监制徐克，主演吴京、张译、何琳、曲尼次仁、拉旺罗布，曾经登顶珠峰的中国登山队队员桑珠也重回大本营。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中国登山队完成登顶，同时也是人类首次从北坡路线登上珠穆朗玛峰。距离首登15年后，当时23岁的桑珠和队员们又在峰顶树起测量觇标，测量出8848.13米的精确高度，并在北坡路线从北坳至峰顶全程架设路线绳，这样曾经的第一台阶、第二台阶、第三台阶架都有了金属梯，使被线也成为非专业登山者也相对安全的线路。

图：中国首次登顶珠峰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
登山于很多人确实是充满勇气和英雄浪漫主义的冒险。王小波在解释自己为何写作时也曾用登山举例，调侃「因为山在那里」的回答充满幽默感——明明自己要去尝试这种充满危险又未必有实际好处的事，偏说是山在哪里使人心里痒痒，如同反熵的现象。
即便如今以相同线路登顶珠峰变得常见，当年面对未知时的难度，也要远比如今想象的高很多。回溯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登珠峰先行者，1960年首登的一拨，1975年再登顶的一拨，他们的登顶绝非单纯体育运动的范畴，更像是在当时极度落后、条件又无法想象的艰苦情况下，展示出国家实力的行动。
登顶的荣耀之下，珠峰也见证了那一代攀登者的使命和牺牲。



首登珠峰的背景：要独立完成登峰，也要划分珠峰“归属”
人类攀登珠峰的历史不长。1953年，新西兰人艾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两人沿南坡登上珠峰，成为人类第一次有纪录的成功登顶。在此之前，无数登山家半途折戟，从海拔四五千米的垭口开始，上百座登山遇难者的衣冠冢都在证实，通往天堂的路也远比通往峰顶更容易些。
共和国建立之初，登山成为众多率先发展起来的运动项目之一。同样的，苏联老大哥也总是先抛出橄榄枝，而后新中国蹒跚学步，再独自上路。其中缘由脱离不了当时世界冷战格局下的复杂背景。
1955年，第一批中国登山队员们应邀前往苏联外高加索学习登山技术，他们也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职业登山运动员。次年，登山队在北京西郊八大处正式设立了训练基地。之后中国登山队和苏联登山队一起陆续完成了慕士塔格（7546米）、公格尔九别峰（7530米）等山，以及独立完成了贡嘎山（7556米）登顶。



1958年，苏联建议组织中苏联合探险队，争取第二年完成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北坡线路的难度远高于南坡，当时还没有登山队做到过。到了这一年6月，攀登珠穆朗玛峰第一次被正式提上日程，中苏双方都开始着手准备挑战北坡。
为了选拔攀登珠峰的队员，登山协会在香山公园举办了第一期训练班。首批学员90名，其中，科学工作者20名、大学生25名、解放军官兵26名、厂矿职工11名及其他人员8名。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都成了中国登山运动的骨干。

按原定计划，1958年中国登山队会派出两批运动员先后到苏联特训，而后次年两国登山队联合登顶。但该年年末，由于地区局势不稳，印度借机干涉，登顶计划不得不暂时中止。
中方提议改为1960年登顶，苏联却要求再推迟一年，到1961年再议。这背后是苏联在中印间选择的原因，苏联并不愿意放弃自身利益，又寄望能同时在中印两国得到更多好处。
中苏的蜜月期也从那时开始不再，直至后来彻底决裂。



另外也有一点，当时中国正在与尼泊尔明确两国的边界划分，关于珠穆朗玛峰（尼方称为萨加玛塔峰），中方提议应为两国共同所有，尼泊尔则略带嘲讽的表示，“如果你们都没有登顶过珠峰，为何我们要分享这座最高峰？” 中尼几次谈判期间，印度登山队也在加紧他们的登顶计划。
当时国内经济困难重重，这样的大背景下，共和国依然展现出要以国家的独立能力登顶珠峰的决心，并没有任何暂缓退让的余地。
所以说，当时的珠峰攀登从来不只是登山运动而已，某种程度上它和中国两弹一星、和苏联的卫星上天、美国的登月计划们类似，都有更深远的显示国家实力的一面。

1960年成功从北线登顶的三位中国人里，突击队长王富洲（1935年－2015年）回忆当时，众人都抱着破釜沉舟不惜一死的决心，“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完成登顶任务”。


图：1960年珠穆朗玛峰北坡首次攀登时，队员在在8000米高的岩壁上练习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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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首次北坡登顶珠峰始末
整个北坡登顶的过程充满荣耀，也相当的悲壮。
距离登顶一年前，国家就分别在海拔5100米（绒布寺）、5120米、5500米和6400米建立了四所气象服务站，总计配备了16名气象工作者，相当于一个省级气象站的规模，来掌握珠峰周围全年的天气状况。
登峰前的三个月，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成立。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队伍，共有214人，其中三分之一藏族队员，另外也有11名女队员。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

国家此前还拨款了70万美元作为珠峰专项资金，专门从瑞士购买了6吨登山器材，加上其它所需物资近百吨。登山队额外还有一支150人的军队保卫，每位登山队员也必须要求携带枪支，以避免不测。
为了保证保存主力登顶队员的体力，登山队另外组织了一只先遣队，在5400米、5900米和6400米分别建立第一、二、三号营地，将数吨装备、食品等先行运抵。
这支先遣队有192人，他们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登顶成功的报纸里，他们同样为登顶付出相当大的贡献和牺牲。


图：珠峰大本营前的升旗仪式

图：1960年首攀前的誓师大会
从北坡登顶没有太多经验可循，直到正式登顶依然面临很多未知的危机。登顶队进行了三次高原适应性行军，一来适应高海拔环境，筛选身体状态最好的队员，二来继续人力运送更多物资，到海拔7000米的四号营地和8500米的突击营地。

图：登山队队员们进入拔海5900米高地的冰塔区。
这三次适应性行军同样充满危险。第二次行军中，兰州大学地理系助教汪玑因高反缺氧引发了内脏器官急性衰竭死亡。第三次行军，北京大学的教师邵子庆高反后发生脑溢血死亡，加上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导致全队50多人冻伤，多名原定登顶主力队员都有不同程度的身体状况，运输队物资也无法及时送达。
1960年的整个登顶过程中出现多次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教训，比如登顶队耗费了太多体能在营地运输上，而这种运输又并未给最终登顶提供充足物资。



图：《攀登者》片场照片，吴京说自己每天需要背负17公斤走很多路。也能看出当年真正的登山者们有多么艰辛。
运输队里有个27岁的藏族青年贡布，早年遇到解放军借宿家里，官兵自带口粮做饭，走的时候还留下居住费以示感谢，给贡布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贡布走了9天路来到日喀则营地参军，成了名警卫员战士。
几次适应性行军下来，贡布的身体状况很好，加上登山队人员折损，他就入选成为登顶突击队的一员。并最终成为后来登顶珠峰的三人之一。


图：1964年，贡布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图：晚年贡布，展示当年登山队得到共和国高层接见的照片。
适应性行军后，气象站发来消息，由于高压气团向珠峰地区移动，5月16日至20日为一等好天气，也是当年最后一个适宜登山的窗口期。到5月下旬天气会转坏，而后6月初进入雨季。如果此时无法完成登峰，就只能等到第二年了。
1960年5月17日，登顶队开始了第四次高山行军，这一次的目标也是突击珠峰主峰。

登顶队员分成二组，陆续抵达8100米的七号营地。5月23日下午2点，许竞、王富洲、刘连满、贡布4名突击珠峰的一线队员到达8500米，建好登顶突击营地。而后屈银华又带着10名二线运输队员将此前建立的营地，改建到一块极其难得的雪坡上。这样一行合计14人，按原定计划其中9人下撤至七号营地休息，屈银华、许竞、王富洲、刘连满、贡布则留在突击营地过夜，准备最终的登顶。
这五人里，屈银华（1935年－2016年）原本负责摄影摄像，其余四人是登顶突击队员。不过他们发现这时仅剩8筒氧气，只够四人使用，遂临时决定让屈银华留守营地，队长王富洲兼任摄像。到了23日晚上10点，三号营地发出信号弹，表明第二天是适合登顶的好天气。
1960年5月24日上午9点半，四位登顶突击队员用尼龙绳串连结组，开始向着珠峰进发了。

然而登顶突击队的出发并不顺利，由于副队长许竞数日以来由于一直担任侦察开路任务，体力透支，头十米路就两次跌倒，只好又再次安排屈银华替换许竞的登顶任务，而许竞则在突击营地留守。
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刘连满，成为突击珠峰最后300米高差的最终队员。



图：王富洲和屈银华
到了这个海拔高度，每走一步都需要极大的体能付出。四人用了整整3个小时，来到海拔8680米的“第二台阶”。“第二台阶”是北侧攀登路线必经之地，其中一段近乎直立的4米高度峭壁立在通往山顶的唯一通途上。这里也称得上通往顶峰的最后一道鬼门关。

从1921年到1938年，英国人曾用了整整17年时间、七次尝试北坡均无功而返，“第二台阶”是他们抵达过最高的地方。英国人的登顶总结里，“第二台阶”被描述为是“横亘着世界上最长的路线，无尽无边，没有攀援的支点。”而北坡这条攀登路线，简直连“鸟都无法逾越。”
那块巨大岩壁表面只有一些很小的棱角，整块岩壁的裂缝却达到1.5米左右，完全无法用于攀登。
四人俩俩组队，刘连满（1933年－2016年）先进行了尝试，他打了两个钢锥，但很快摔下来，与队长王富洲协力了三次未果，体力耗竭大半。贡布和屈银华也分别尝试了两次，又都失败了。登顶珠峰的最佳时机在飞速流逝。消防队出身的刘连满对王富洲们说，要不你们踩着我的肩膀上吧。
在登峰的紧要关头，刘连满想出了“搭人梯”的方法，并主动当人梯的底座。

屈银华第一个上“梯”。他脱掉了高山靴，在当时的海拔和气温下，这个举动无疑非常危险。屈银华执意脱掉靴子，因为穿着厚重坚硬的高山靴太容易伤到刘连满了。而后又因为外层的鸭绒袜太滑，无法在刘连满的肩膀上踩结实，他又把袜子也脱掉了。
屈银华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两只脚完全冻伤。



图：屈银华登顶成功后的奖状，当时珠峰仍以8882米为海拔数。
就这样，屈银华踩着刘连满的肩，在岩壁上打了岩石锥以固定保护绳，1个多小时后，屈银华终于登上“第二台阶”顶部。5月24日下午5点，4人跨国过了“第二台阶”。
由于体力急剧消耗，加上高反加剧，过了海拔8700米，充当了人梯的刘连满已经虚弱到无法站立。作为突击队负责人，王富洲决定留下刘连满，其余三人继续向顶峰攀登。

如今网络上有诸如「如何评价中国首次攀登珠峰时把刘连满扔在半路上的行为？」，显然颇有何不食肉糜的错误认知。登山队的每个人都抱着必死的决心，以完成登顶为唯一目标。当时的情况与其说牺牲队友，不如说壮士断腕。


图：首次登顶50周年，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刘连满再次见面
刘连满被安置在一处避风的弧形坳槽中休息，等他们登顶后再看是否还有可能接回山下。王富洲也为刘连满留下一瓶氧气，还有兜里的几块水果糖。
当时是傍晚7点。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刘连满非常虚弱，这个休息处也很可能就是他的最终归宿。刘连满稍微清醒一点后，掏出日记本，用红铅笔写下遗书，静候死亡到来——

王富洲同志：
我知道我不行了，任务交给你们三个人去完成吧！我看氧气瓶里还有点氧，留给你们三个人胜利回来时用吧!也许管用。永别了！同志们。
你们的同志 刘连满

事后王富洲们回忆，他们都以为分开就是诀别，再也见不到对方了。

写完遗书后，刘连满再次昏睡过去。没想到后来醒来后刘连满发现身体似乎恢复了一些，于是尝试重新站起来，并见到了已经登顶成功后撤回的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尽管并未最终登顶，“珠峰人梯”刘连满同样享受到最高级别的赞誉。



图：刘连满
跨过“第二台阶”后，距离峰顶只有140米之遥，登顶突击队剩下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人又面临了新的状况。他们的攀登时间超过预期，氧气已消耗殆尽。三人决心“死也要死在山顶”，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继续冒着风雪摸黑登顶。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他们终于成功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峰的峰顶。这也是人类第一次从北坡实现登顶，也是首次夜间攀登珠峰，同时创造了前后14个小时无氧气携带登峰的奇迹。
三人在峰顶停留了15分钟，他们留下国旗、写下记录登顶人员和登顶具体时间的字条，以及还有背上去的20cm高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

下撤同样危机重重。他们先是惊喜的遇到依然活着、还有行动能力的刘连满，三人将刘连满保留下的氧气分着吸用。此时距离登顶冲峰过去了超过24个小时，天气情况开始恶劣，能见度也极低，下撤过程中，几次差点坠落裂缝。5月25日当晚9点，四人才返回到8500米突击营地。
在突击营地，四人商议决定分批下撤，由当时体能较好的贡布和刘连满在一天内下至北坳顶营地向大本营求援，王富洲与屈银华则于稍晚一日撤到北坳顶营地。此前屈银华的双脚已经严重冻伤，他感觉自己双脚如同结冰，用力跺下就会碎了似的。到了6400米的三号营地时他才发现因为中间在第二台阶的 穿脱，鞋和脚早已冻在一起，只能用剪刀一点点剖开高山靴，才把双脚拿了出来。


图：屈银华
1960年5月30日下午1点半，所有登山队员下撤至珠峰大本营。
由于没有登顶后的照片，部分西方国家登山界最初并不相信中国的登顶。4名突击登顶者练习专业登山不过两年而已，且他们此前的职业也与登山运动并无关联——队长王富洲是地质学研究生、屈银华是伐木工人、贡布是警卫员、刘连满是消防员，这四人怎么能做到北坡登顶？对于“珠峰人梯”也存在诸多质疑。


图：1960年5月30日，王富洲等凯旋回到大本营。
很多年后随着更多登峰细节的披露，以及中国官方非常详细描述了北坡路线的细节，质疑声才逐渐减弱。其它疑点，诸如1960年代公认的无氧登峰是天方夜谭、已经超过人体生理极限，也在后面越来越多的无氧气瓶登峰中得到正确判定。

图：1960年首次登顶珠峰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很多影像资料的缺失。期待国庆档《攀登者》能再现当年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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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再次登顶为珠峰精准丈量“身高”
受限当时国民经济依然贫弱，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存在，登顶珠峰后，登山运动并未在中国突飞猛进。而后“某十年运动”的出现，登山也陷入长期停滞状态。直到1972年，中国登山队才逐渐重整旗鼓，也有了再度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计划。
然而事实上，1960年到1975年、中间长达15年的停滞期，登峰的“想法”却没有中断过。其中出现过一举上去22人、超过美印英瑞等国历来南坡登顶总人数（1967年）这样的设想。听起来非常激进。

1960年中国完成北坡首登后，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并不承认中国人征服珠峰，甚至于在很多国家半官方资料中，压根没有给这次意义巨大的登顶留下资料。进入7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国家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这时候的珠峰在突破（登顶）有无的同时，又成为技术的角逐场。
相当于，登顶本身已经算不上稀奇，稀奇的是如何留下点有技术含量的东西。

1975年1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一声号令，开始组建中国珠峰登山队。此行目的除了更大规模的北坡登顶外，也要测量珠峰的具体高度。

图：当年参与珠峰海拔测量的测绘员们
当时西藏登山队已经解散，22岁的桑珠回到部队服役，某天他接到一个任务，要他赶快做好准备到北京报到。桑珠直到北京才知道自己已是登顶预备队队员，而这个预备队规模空前庞大，达到上千人。他们来自中国各地，成员也有汉、藏、回等民族。
预备队的选拔非常严格，男性预备队员身高必须达到1米75，不能近视，甚至不能是左撇子。经过四个月的层层筛选，预备队留下500人左右。而后这些预备队员开始高海拔的负重和长跑训练，很多低海拔地区的队员一旦高反就直接退回。

这样的几番高反测试，最终只有百来人成为登山队员，这里面包括了38名女队员。另外再加上科研和后勤服务人员，合计有434人，成为了再次登顶珠峰的中坚力量。


图：吴京、张译与1975年登顶珠峰的桑珠合影
与登山队员训练同时进行的还有测绘工作，珠峰海拔的测量主要交给成都军区第一测绘大队负责，其前身是解放军二野测绘部队。他们先完成了青藏高原大地测量和地形测量，而后在登山队员攀登珠峰前，38名测绘官兵和11名地方测绘工作者又先一步从海拔5400米的绒布寺大本营出发，把大地控制网推向珠峰北麓的3条大冰川。


图：1975年登峰前后，测量的风速数据
测绘人员面临的挑战丝毫不亚于登山队员，为了数据的精准性，他们需要得到水准、导线、天文、气象、重力、三角各方面的测量，测量环境相当恶劣。
其中打破了重力测量世界纪录的藏族战士普布，在海拔7790米、零下40℃的高空风口，4根手指头冻伤坏死，不得不截指。
1975年再登珠峰，客观条件上要比1960年好一些。首次登顶的队员耗费了太多体力在前期运输上，这次就直接从日喀则到登峰大本营间修了条380公里的公路。在高原恶劣的条件下，这条公路只能算勉强堪用，但也解决了非常重要的运输问题。

珠峰登顶窗口期开启后，珠峰山脚下一下子多了上百顶大型军用帐篷，有如忽然多了一个高原村落。129个登山队员被分成6个小分队，桑珠所在的第6分队是里面公认登顶希望最大的。
5月26日晚，这庞大的6个分队从海拔7200米的第二营地开始出发，浩浩荡荡的登山队伍，也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珠峰登顶活动。


图：登顶前夕，珠峰大本营外建起了登山“村落”

图：1975年，为登山队送行的藏族舞蹈团

图：1975年，登山气象预报组在珠峰大本营
5月27日，代表可以登峰的3颗红色信号弹发出，登山队员开始他们的最终攀登。面对“第二台阶”也有了解决办法，登山队员带了五节、每节长度为1.2米的金属梯。在“第二台阶”的高度，20名登山队员协助搭起梯子，这样冲顶突击队的9人只用了20分钟便顺利通过天险。
后来这条梯子又继续服务了整整33年、帮助了1300人从北坡登顶，直到2007年才光荣退休。国际上也确认此处为珠峰第二阶梯。

图：服役了33年的“中国阶梯”，如今成了珠穆朗玛博物馆里的珍贵展物
下午2时30分，中国登山队的女队员潘多（1939年-2014年）和8名男队员索南罗布、罗则、候生福、桑珠、大平措、贡嘎巴桑、次仁多吉、阿布钦，再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并树起了3.5米高的红色测量觇标。在世界登山史上，这是一次男女混合集体登上世界最高峰人数最多的世界新纪录。

图：成功登顶并留下完整影像资料的9位中国登山运动员

图：西藏和平解放前，潘多还是一个“农奴”，而后她加入登山队，最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女性
分布在珠峰左右两肩之上的10个观测点，测绘兵也早已架好仪器，调节归准，当气象条件良好时，10个观测点交会目标，收获了大量第一手珍贵的珠峰测量数据。
当时测得的珠峰“雪面高度”(即包括峰顶冰雪层的厚度)为8849.05米，其中女队员潘多用测得冰雪层的深度为92厘米，这样得到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程为8848.13米。这个数据也很快成为国际公认标准。测量高度使用的觇标也留在了峰顶上，成为地球最高点上的高点。

1975年登顶珠峰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大量详实的资料和数据证明，也让西方最终认可了中国前两次登顶的成就。

图：《攀登者》杀青合影。徐克监制，李仁港导演，阿来编剧，吴京、章子怡、张译、井柏然、胡歌、王景春、何琳、陈龙、曲尼次仁、拉旺罗布、刘小锋、多布杰主演，成龙友情出演。期待这部电影还原当时故事，在国庆档创佳绩。

大东

期待《攀登者》上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