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雪与身体的解放(原创:风雪夜归人)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选择如何前行。许多人,他们作出的选择也许不能为大多数的人所接受,但是他们自己陶醉于这种选择里,甚至为之付出一切——比如余纯顺,比如玉珠峰的遇难登山队员。
如果有一伙滑雪少年,背着滑雪板登上珠峰,准备在世界的最高处飞驰而下。所有人可能都觉得这些家伙疯了,我不这么想,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冒天下之大不违的勇气。我们只能踏着前人的脚窝,看着路边的风景,埋头前行,而他们不一样。
仔细想想那种充满激情的疯狂生活也许不适合大多数人,那里没有那么多让人感激的东西。我不想说滑雪是一种安全的健身方式,尤其是极限滑雪,因为有很多人是为极限滑雪来寻找刺激的,这是疯狂的人才想出的一场对生命的刺激玩笑,你可以想象,你的身后是被你刚刚炸开的雪山,而你必须借助这股山崩地裂的冲击气流去逃生,在这样一种境遇中,生命悬于一线,他们总是玩得比任何人都疯狂,这是强者血液中奔放狂野的性格使然,只有象他们这样疯狂的人才想出的玩法。
其实,普通人的生活境遇是完全的安全的吗?每次我登上怀北滑雪场高级道的最高处向北京张望的时候,生命的整个荒诞境遇在这一时全部剥露出来,在这座城市的头上凝聚着肮脏混浊、足以让生命咆哮的空气,人的生命是什么?不就在呼吸之间吗?而这之间却充满混浊。人的生命其实很脆弱,脆弱到一滴水,一粒米,一点点空气,就足以至人死命。
北京是一个形而上的城市,尤其到了晚上,城市的霓虹灯微弱的像厌世者的目光,在灯红酒绿的大街上,那些站在亚文化现象前端的人们,那些强烈的个性因素和居多的身体语言符号,早已经让道德恐慌的底线提前崩溃,在纵情享受的氛围中,感官的刺激已经无法让躯体来承载如此之多的理性色彩,靠药物的麻醉和精神的自我摧残艰难的煎熬着。这座城市曾经的理想浓缩了人类文明的精华,但是它太难而且艰涩,不如放纵来的痛快,所以在不忍心之下慢慢的堕落,想起这些,我们已无话可说。
除了疯狂,我想不到更贴切的词来形容滑雪,但是人生有多少时刻能让你疯狂呢?让你真正放下你的大脑,完全依赖身体的感觉去行事,只有在你上了高级道的时候,因为你已无路可逃,只有一往无前,永不回头。
其实,如果我们不能让自己偶尔疯狂一下,我们怎么能发掘自己内在的潜能呢?我们可以循规蹈矩下去,那不是不好,只是我们会少了一种经验,就少了一种体会,因为要逾越自己原来才是最困难的。
滑雪是有一定的危险的,但是如果你选择了参加,就选择了面对危险,就得做好防御措施,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大部分的人还是会顺利学会的。海洋和山峰是危险的,但对一些人来说,危险才是意义所在,“因为它在那里。”也就有了靠近它,掀开它,注视它的理由。你只能,尽全力,往前冲,在大方向中只有一个方向,身边人影已模糊,一片混乱的声音,一瞬间就到了终点,这就是雪,瞬间的美丽。
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为疯狂而生活,为疯狂而交谈,也在疯狂中得到拯救;他们渴望同时拥有一切东西。这些人从不抱怨,出语惊人,总是燃烧、燃烧、燃烧,就像传说中那些闪着蓝色幽光的罗马蜡烛一样,他们的生命光华四射,疯狂到舍命的地步。他们时刻充满激情,这里没有令人唾弃的艳俗音乐,这里没有令人唾弃装嫩扮甜的歌手,这里是身体自由的解放。
其实在二十世纪的一系列理论故事纵深演变的时候,“身体”成为一批风格激进的理论家共同聚焦的范畴。快感、欲望、力比多、无意识纷纷作为“身体”之下的种种分支主题得到了专注的考虑。从萨特、梅洛?庞蒂、福柯、罗兰?巴特到巴赫金、德勒兹、弗?詹姆逊、伊格尔顿,他们的理论话语正在愈来愈清晰地书写“身体”的形象及其意义。身体与灵魂二元论的观念以及蔑视身体的传统逐渐式微,身体作为一个不可化约的物质浮现在理论视域。“身体”这个范畴开始与阶级、党派、主体、社会关系或者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这些举足轻重的术语相提并论,共同组成了某种异于传统的理论框架。
“身体”范畴以及快感、欲望、力比多、无意识均包含了对于理性主义的反叛,解除理性主义的压抑无疑是许多理论家的战略目标。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工业文明、机械、商品社会并没有为身体制造真正的快乐;数额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发达的社会体系仿佛与身体日益脱节了。身体必须为一些遥不可及的渺茫远景从事种种苦役,社会生产似乎在某种神秘的逻辑支配之下自行运转。许多时候,人们无法发现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果没有一些陈陈相因的复杂推理,人们无法说明为什么必须召集世界上一流的智慧和工艺生产核弹头、生物武器或者航空母舰——尤其是在许多地区甚至还无力解决一系列医疗费用或者生态环境问题的时候。如同不少人察觉到的那样,现代社会是“非身体”的。
当然,一些左翼理论家还直一步将身体想象为一座小型的活火山。在他们眼里,现代社会的专制体系——不论是源于极权政治还是源于资本和消费主义的强大控制——日益完善,大规模的革命并没有如期而至。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似乎无法掀起撼动这个体制的风暴。这时,理论家的目光收缩到身体内部——他们发现,无意识领域沸腾不已的力比多似乎积聚了不尽的能量。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只有身体内部不驯的欲望才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身体不仅是一个由骨骼、肌肉、内脏和五官组成的实体——身体不仅是医学或者生物学的对象;无意识领域发现之后,身体再度被赋予特殊的理论份量。
理论的意义上,身体的消失是不久以前的事情。根据约翰?奥尼尔的考察,历史上的许多时候,人类是以身体为模型构想自然与社会,或者说,人的身体与社会机制互相重构:“人类首先是将世界和社会构想为一个巨大的身体。以此出发,他们由身体的结构组成推衍出了世界、社会以及动物的种属类别。”“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17页,10页)这些观念在维柯的《新科学》之中得到了证实。在维柯看来,身体、感官产生的原始诗性逻辑是理性主义重构宇宙的基础。这种重构背后的思维被奥尼尔称之为“拟人论”。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身体形象得到了赞颂和讴歌,“这种形象一直都是宗教、科学、法律和诗歌的母胎”(同上,31页)。奥尼尔在谈论“社会身体”和“政治身体”时还发现,人们曾经以身体为比拟说明社会政治的整体性以及平衡观念。在奥尼尔看来,“拟人论”的终结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后果——“现代经验之抽象基于人形的消弥之上,因为人们更青睐于可算计测量之物,如数据、线条、符号、代码、指数等。作为人类自我赋形中的创造性力量,拟人论正在处处消退。”(同上,15页)在奥尼尔看来,资本主义文化以及种种技术神话已经作为另一种框架代替了拟人论。国家、社会、家庭的设想无一不在这种框架下面开始重新设计。身体完全丧失了基本蓝图的意义。于是,“人的每一种生理、精神和情感的需求最后都将被物化成化学物质或职业服务”。这时,身体很大程度地变成了经济的盘剥对象。案牍化的生活废弃了身体运动,商人们开始出售休闲、健康以及体育运动。身体体验的替代性消费是大众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性和暴力成为商品的主要成份(同上,参见100至101页)。身体被孤立起来予以专门的技术处理,这是工业社会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现代医学为之提供了越来越完善的条件。可是,这种进步同时还包含了隐蔽的控制。”关于生命基因学、健康、生存必需品、家庭条件、学习能力等的科学话语的膨胀之后果就是将生命带入了国家权力和工业化所控制的轨道上来了。”(同上,123页,144页)这个意义上,福柯对于性话语的精彩分析是一个经典的个案。
无庸讳言,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压抑身体的完整机制。欲望的禁锢或者转移是这一套机制的首要主题。显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从家庭内部的传奇开始追溯压抑的缘起。如今,人们已经对自我、本我、超我或者快乐原则、现实原则这一批术语耳熟能详。弗洛伊德以他独特的方式描述了性本能所遵循的快乐原则如何被坚固的现实原则挫败。弗洛伊德承认,压抑是文明的必要代价。如果文明驯服不了暴烈的欲望,基本的社会秩序将分崩离析。人们可以想象,这种压抑的一个有效策略即是:贬低身体,以至于让身体从视野之中消失。人们或许可以轻易地从语言学之中获得一个旁证:相对于实物命名或者理性思辩的词汇,表述身体感觉的词汇极其贫乏。
然而,人们可能追问的是,身体的压抑是否存在一个历史的界限?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是否指向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物质财富的积累是否可能结束异化的历史,解除社会对于身体的压抑?社会生产是否将这种前景视为一个目标:人类的身体不再是某种生产或者生殖的工具,而是一个快乐之源?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围绕这些思想展开了论辩。马尔库塞认为,文明对于身体快乐的剥夺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取缔身体和感性的享受是维持社会纲纪的需要。许多时候,感性的快乐只能缩小到审美之中予以实现。然而,现今已经到了中止这种压抑的时候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条件已经成熟,社会财富的总量已经有能力造就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爱欲与文明》之中,马尔库塞企图在身体的交汇点上结束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的分裂。他赋予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正面的涵义——马尔库塞将性欲扩展为爱欲的意义即是将快乐的范围扩展到整个身体:
由力比多的这种扩展导致的倒退首先表现为所有性欲区的复活,因而也表现为前生殖器多形态性欲的苏醒和性器至高无上性的削弱。整个身体都成了力比多贯注的对象,成了可以享受的东西,成了快乐的工具。(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147页)
显而易见,如果马尔库塞的历史设想遭到了现实的拒绝,那么,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负有首要责任。社会财富的总量无法保证人均财富达到马尔库塞设想的标准。换言之,如果权力或者资本的运作还在加剧贫富悬殊,那么,身体的快乐与异化的解除必定遥遥无期。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提出了身体和力比多并不是从社会退回一个狭小的区域,倡导人们津津乐道某些肌肉的痉挛或者酒吧里诱惑异性的表情。这里,身体的强调无宁说是向发达工业社会的运行体制发出根本的质问。
滑雪更象审美过程,无功利目的,纯粹是身体的愉悦,如同马尔库塞一样,另一个左翼理论家伊格尔顿也将美学、身体与政治联系起来。他在《美学意识形态》中申明:“对肉体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在伊格尔顿对于审美所作的系谱学分析之中,审美源于哲学对于身体的控制——身体是精神飞地之外的一个不可放弃的领域。鲍姆加登的《美学》试图将理性遣入不无混乱的感性领域。这个意义上,美学推行的是“理性的殖民化”:美学的任务就是要以类似于恰当的理性的运作方式(即使是相对自律地),把这个领域整理成明晰的或完全确定的表象。感觉和经验的世界不可能只起源于抽象的普遍法则,它需要自身恰当的话语和表现自身内在的、尽管还是低级的逻辑,美学就是诞生于对这一点的再认识。
滑雪就是通过对自身身体的控制而达到合谐,这与美学十分的相似,美学的出现至少有可能将身体和感性纳入概念话语的网络。这是对于主体的巧妙操纵,伊格尔顿甚至从这个意义上解释康德的“无法律之合法性”——审美的训练终于使身体与法律制度合二而一:
与专制主义的强制性机构相反的是,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最根本的力量将会是习惯、虔诚、情感和爱。这就等于说,这种制度里的那种力量已被审美化。这种力量与肉体的自发冲动之间彼此统一,与情感和爱紧密相联,存在于不假思索的习俗中。如今,权力被镌刻在主观经验的细节里,因而抽象的责任和快乐的倾向之间的鸿沟也就相应地得以弥合。全新的主体自我指认地赋予自己以与自己的直接经验相一致的法律,在自身的必然性中找到自由后便开始仿效审美艺术品。
这样,即使在中心权威淡隐的时候,美学承担起主体的内在化管理重任。自然的、感性的自律代替了法治的外在他律。这种自律部分似乎在某一个更高的意义上神秘地体现了总体的“法则”。在伊格尔顿看来,新兴的中产阶级一方面将自己视为普遍的主体,另一方面又崇尚粗俗的个人主义——审美恰好充当了普遍与个别之间的“和解之梦”。这是“把必然当作自由,把强制当作自律”。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阐述了审美的双重涵义:首先,审美是一种解放,主体是通过感觉冲动和同情——而不是外在法律——联系在一起,欲望和法律、道德和知识以及个体和总体之间的关系无不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这种内在化的压抑可能将某种统治更深地置入被征服者的身体之中。换一句话说,审美提请人们正视身体的存在;同时,审美又试图驯服身体和感性、本能。按照这种解释,审美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唤醒的身体非常可能挣脱预设的观念之链而放纵暴烈的冲动——“因为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所以,伊格尔顿不无感慨地说:“统治性的社会秩序所渴望的正是这种‘深层的’主体性,最能引起恐惧的也是这种主体性。”现在,人们可以回到既定的主题:影像空间的身体——这里的身体叙说了什么?
摄影是对于视觉无意识的解放——如果重提本雅明的观点,那么,人们不难觉察,影像空间的身体意象是对于某种欲望的隐秘呼应。这时人们才意识到,人们的视线始终渴望遭遇身体。摄像机力图切割出理想的视觉景框。摄像机将焦点集聚到人的身体之上,并且提供了种种观看身体的特殊方位、角度和距离——这些方位、角度和距离时常遭到现实的否决,或者由于过分熟悉因而视若无睹。这样,影像恢复了身体的核心位置,解除了视觉禁忌。现实之中潜在的视觉压抑揭去了,直视影像之中的身体——不少时候甚至是身体的隐私——不再遭受礼仪的非议。反之,如果电影或者电视的摄像镜头在杳无人烟的荒漠逗留得太久,人们就会感到不适——这是身体的匮乏导致的视觉不适。
考察影像与身体的关系,人们首先想到了活跃在影像空间的明星。明星的形成是一个有趣的文化事件。明星们制造时尚,扮演偶象,成为大众追慕与模仿的对象。明星周围形成了一种崇拜的气氛。人们时常询问的是,充当明星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我曾经发现,明星的形成不仅源于某一方面的成就,同时还因为明星形象与这种成就不可分割地镶嵌在一起。另一些成就显赫的专家——例如核导弹专家,史学专家或者金融专家——通常因为个人形象的缺席而无法赢得类似的崇拜。为什么明星时常诞生于演员、运动员、歌舞表演者之间?身体的魅力是造就明星的前提。他们均是身体表演者。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明星崇拜的巨大冲动背后隐藏了强大的原始情绪。无论如何,身体影像是一个极富号召力的符号。
阐述影像制作对于身体的热衷,人们时常会想到电视之中的体育频道。为什么人们可以长时间地锁定体育频道,甚至在电视机之前如痴如醉,形同狂人?不言而喻,身体主题的召唤是无与伦比的。体育频道集中了精彩的身体意象;古铜色的强壮肌肉,速度和力量,有力的心脏搏动与急剧的血液循环,一种古老的欲望奔涌而出。相对于种种线索纷乱的故事,体育赛事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人们对于身体主题的投入程度甚至超出了自己的想象。粗重的呼吸,失控的心跳,两眼闪出疯狂的光芒,胳膊忘乎所以地向空中挥舞,变形的脸缀满了汗水,嘶哑的喉咙不断地吼叫,一串串粗话与欢呼不知不觉地脱口而出……这的确令人迷惑:屏幕上那几具奔窜跳跃的身体为什么具有如此之大的魔力?一些无关大局的胜负游戏与体能纪录为什么使这么多人激动得难以自持?显然,身体承担的是一种原始抒情的符号。涌动于无意识之中的某些激情和能量转移到这些身体之上,运动的身体表述着一种不可遏止的激动。他们的力量与速度在观众的身体之中产生了巨大的回响。我在另一个场合的断言并没有太多的夸张:”不论这个世界出现了多少话语体系,躯体仍然是最有力的语言。语词只能与语词对话,躯体却能感动躯体,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
体育竞赛时常是一种身体的对决。身体之所以激动人心,恰是因为这种对决某种程度地重演了奥尼尔提到的“拟人论”。
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体,无数因素参与了社会的发展。人们时常看到,一些白发苍苍、行动迟缓的社会权威人士掌管着这个世界。或许,白发苍苍表明了权威人士积累个人资本的必要时间。然而,体育馆里面却出现了另一种景象。一批肌肉发达、充满活力的躯体占据了核心。他们通过力量、速度和技术的角逐层层选拔,最终推举出一批竞技场上的王者。尽管这些躯体的胜利者不可能如同远古社会一样介入军事、政治和领导机构,尽管他们的胜利更像是象征性的,但是,他们赢得的荣誉与崇拜表明,另一种假想的权威、社会结构与历史图像至少在体育馆内部得到了确认。体育馆里面简单得多:躯体的最强者同时也就是这个空间的统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