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顶上的酥油茶】：从成都到日喀则，大川藏的杂谈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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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mentinpeking 发表于 2012-8-24 11:34
惭愧。

是小众书，一共也没印多少本，买的也多是事先已经了解一些的朋友。

嗯，自己在京东上买了一本，正在看。

给出版社提个意见，封面设计得太恶俗，花里胡哨的，再版的话别忘了改下，封面搞的没什么特点一不留神就错过去了。

amomentinpeking

【5、大渡桥横】


通过隧道后，前面很快就是泸定，顾名思义，这个地名无疑是取“泸水安定”或类似之意，况且它还是康熙皇帝御赐之名。可是博学的皇帝却记错了，桥下的大渡河古时候的称呼可并非“泸水”，而是后来出生于大渡河终点四川乐山的郭沫若名字中的“沫”水，但在那个金口玉言的时代，皇帝当然是永远不会错的，于是这个奇怪的名字便一直延续下来。



翻开任乃强先生的著作，泸定当年的特点跃然纸上，它在民国时康区各县中占据了许多“之最”：

面积最为狭小，物产最为丰富，人口最为稠密，历史最为久远，民族同化也最为彻底。沪定最南边的湾东河口，水面海拔九百多米，是康区最低的地方。在其附近不远的地方，康定和泸定交界处的木雅贡嘎雪山，海拔7587米（为民国时测量的海拔），是全国最高的地方（这当然是民国时人的看法，现在当然有所不同）。

而这高低两者之间仅仅相距大概二十六七公里，但高度差却达到了六千六百米，从而在它们构成的侧面上造就了世界上最倾斜的河谷。在这样又陡又急的河谷中，却又没有河水漂石这样的地质灾害，反而在从容间暇之间涌起磨西、湾东等大片平坦的原野，成为人员物资集中交汇的地方。

今天的人来到这里，可以发现它的这些地理特征至今未变。历史上的泸定似乎也从来没有脱离过中央政权的控制，比如由此向西的所有河流几乎都有藏语名字，但大渡河却是例外，学者们认为，大渡河之所以从来没有藏名，是因为藏族地方势力从来没有真正占据过这里。

现在的泸定，是一个人口不到十万的小县城，与内地其他小城市没有什么两样，而人们之所以知道它的名字，恐怕与当年红军在此“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有着很大关系。
在红军来这里之前七十年的公元1863年，同样经过数省的转战，石达开率领着最后残存的部队在大渡河全军覆没，为了保全部下的生命，他主动到清营束手就擒，被押解成都后凌迟处死。然而石达开的努力终究是一场空，大渡河畔剩下的两千多太平军将士仍全部被清廷杀害……

据说这位太平天国首义五王之一的翼王殿下在穷途末路之时，曾指挥亲信将最后一批财宝埋藏到进军沿途的一个秘密所在，而随着石达开等当事者最终全部被杀，藏宝的地点也就永远成谜，此后从贵州到四川，便一直流传着有关石达开宝藏的传说，许多人猜测，这笔宝藏也许就在大渡河畔的某处，也许某一天就会突然现世。

史料记载，石达开之所以在大渡河全军覆灭，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石的一个小妾当时正好生下儿子，全军为了庆祝这喜事而在河边耽搁了几天，等他们终于想要渡河时，河水却突然猛涨，逃出升天的机会一去再也不返。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太平军没有取得当地人的支持，导致这支人生地不熟的军队非常孤立，根本得不到任何援助。

同样的地方，兵贵神速的红军成功了，历史并没有重复，其具体经过早已被无数文学影视作品反复渲染，在此不再赘述，而红军在这里之所以能成功，除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外，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良好关系对其也大有裨益。


（民国时期的泸定桥，拍摄于红军经过之后）

大渡河以西，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川边”，那里是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人居住的区域，与大渡河以东朝廷任命的有任期的流动官员相对应，统治川边的是大大小小世袭的土官。这里有春科、高日、林葱、纳夺、孔萨、麻书、白利、东科、朱倭、单东、余科、绰斯甲、咱里、冷边、沈边、崇喜、毛垭、曲登等上百家土司，其中最突出的是号称“川边四大土司”的德格宣慰司、明正宣慰司、理塘宣抚司以及巴塘宣抚司，他们管辖着有着安抚司、长官司、土千户等头衔的其他三十多个土司，以及八十多个土百户。

我国自古以来人必分三六九等，因而这些土官也是分等级的，他们中最高级的是宣慰司，正三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部级；其次是宣抚司，正四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司局或地区级；再次是从四品安抚司，以下还有长官司、千户、百户等，不一而足。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这些边远地方的土司势力只要不谋反，朝廷一般是不干涉其内部事务的，因此他们也就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进入藏区以后，人们随处可以见到身披暗红色袈裟袒露右臂的喇嘛们。现在许多人已经知道了，其实并非所有的藏传佛教僧侣都可以称为“喇嘛”，这个词藏语意为“上师”，原来仅是对有资格指导信徒修行的高级僧侣的尊称，而藏传佛教的普通僧人一般只能称为“阿卡”。后来随着汉藏混居，没那么多讲究的人们叫得也就随便一些，僧人是否“喇嘛”区分得便没那么严格了。

当年，川边的另一个庞大的势力便是寺院集团，它们不仅占据了许多庄园和牧场，还吸收了大量人口，而这些人出家后就基本上不事生产了。藏区的寺院以藏传佛教为主，藏传佛教即藏语系佛教，在汉文典籍中曾被称为“喇嘛教”，其中又分为格鲁派（俗称黄教）、萨迦派（俗称花教）、噶举派（俗称白教）以及宁玛派（俗称红教），一些大派别下面还有小派别。

此外，藏区中还有虽然并非佛教但形式上已与藏传佛教十分接近的苯教（即俗称的黑教）。关于这些教派，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们会一一介绍。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民主改革时，根据当地社会调查结果，甘孜州共有僧人、觉姆（藏传佛教中出家的尼姑）8万人，约占当时全州人口的14.7%，想必读者们已经反向推算出来了，也就是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甘孜州的全部人口也不过五六十万，那它的面积有多大呢，超过十五万平方公里，当真是地广人稀。

如此荒无人烟的地方，自然像其他荒无人烟的地方一样，是行路人之间口耳相传恐怖故事诞生的极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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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东方汉藏两地的交接处，

汉藏杂居之地的康定，

是空行部众经常相聚的地方。

——《墨尔多神山志》


泸定过后是著名的康定，那个“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的康定。这曲子其实来自于康定的一首民歌，当地人称之为“溜溜调”，1944年，音乐家沙梅把这首歌曲收录出版在他的《沙梅歌曲集》中，命名为《跑马溜溜的山上》。后来，作曲家江定仙又将《跑马溜溜的山上》改为《康定情歌》，由当时著名歌手喻宜萱演唱，随即在全国迅速走红。

与“泸定”类似，顾名思义，“康定”这个地名寓意的是“康区安定”。“康区”是藏族古代地理区划的名称，“康”意为“边”，康区就是古代藏族的边缘地带，其范围大致包括现在的西藏昌都地区除波密县之外的地方、青海玉树州、云南迪庆州、四川甘孜州除色达县和泸定县之外的区域以及凉山州木里县。康区在中国古代的书籍中曾被称为“喀木”，直到清末仍如此称呼。

众所周知的“康巴人”，其实是个含义重复的词语，“康巴”在藏语中指的就已经是“康区的人”了，但后来因约定俗成，“康巴人”也就一直这样叫下去了。


【1、商人的乐土】


康定小城的城区面积只有三平方公里，但却汇聚了世界上众多宗教：这里有汉传佛教的寺院、藏传佛教的喇嘛庙、天主的天主堂、新教的基督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道教的道观、当地本土信仰的川主庙、关帝庙、将军庙等，各种宗教在这里并行不悖，基本没有冲突，因为这里是民族交汇地区和贸易枢纽，人们为了做生意，就必须敞开胸怀，接纳各种文化。

康定的商业是在古粮台基础上发展起来，乾隆年间平定西藏后，自康定至日喀则，中间设立了理塘、巴塘、昌都、那曲的嘉黎、拉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等粮台，以进行军粮转运，这些粮台后来就发展成市场，而粮台的商人一开始多是随军驿卒、营屯士兵以及随军小官吏等，他们在当地落籍经商。


（民国时期康定鸟瞰）

在历史上，康定一直叫做“打箭炉”，并在民国时期成为西康省的名义省会，所谓的“名义”是指尽管它是法律规定的省会，但由于交通不便，史载“当时全国要乘肩舆才能到达的省会，只有康定”，因此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离成都更近的雅安办公。尽管如此，清末民国时期康定小城的经济却绝对繁荣，商旅马帮络绎不绝，后世描写这里的小说、诗歌数不胜数，康定也被学者们看作是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


（民国西康省政府）

茶叶是打箭炉输往西藏最重要的商品之一，这里的茶叶被称为“边茶”，多来自雅安。关于边茶的制作和物流，邢肃芝在《雪域求法记》里回忆道：

“大多数的康藏茶商因为气候和语言的关系，只到康定而不来稚安。大茶商每年到康定买一次茶，每次采购上千上万驮的茶叶。每驮约五十斤，用生牛皮打包，接缝的地方用猪血徐抹，防止被雨水淋湿。外包牛皮晒干后，就用耗牛和骡马运往各地。每一个大茶商每次来康定时都带有大批牲畜和夫役，每个夫役身上背着步枪或毛瑟枪，腰间还挎着一把腰刀，用来防盗。康藏地方，人稀地广，政府的势力有限，商人只好想法自己保护自己。”


（民国时的康定茶商，他正在往茶包上写发货地址。）

其实，四川茶马古道的源头即雅安到康定这一段，在当年与马没有多大关系，那时在这段路上运茶的交通工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骡子，另一种竟然是人类本身。史载，从康定往西藏方向，汉族人需要的粮食杂货金属用具和烟酒，以及藏族人日用的茶烟布匹绸缎针线杂物，许多都是通过骡队由雅安那边运进来的，这样的骡队俗称“驮脚”，而经营这种骡队的人则被称为“赶脚”。

运输的人则被称为“背子”，顾名思义他们是靠背驮来干这行，“背子”们以汉源（今雅安市汉源县）人为主，据记载汉源人除了家庭特别富裕的外，无论男孩还是女孩，从八九岁起就要练习背货物，身体强壮者能比一匹骡子背的还多，他们都是在农闲时候做这个，一干就持续一辈子，背运的货物以茶叶为主，其次是生肉等食品。

为方便骡子运输和背夫背运，边茶往往被压制成块状，每块约一斤，每二十块边茶装成一条，用篾条编织的框密封起来，称为茶包子。这些茶包子到了康定后又被二次包装，每条茶包子会被从正中拦腰割开，对叠起来包装在一起，然后用牛皮裹住，缝制成牛皮口袋，随着牛皮包越来越干燥，茶包也随之收紧，从而更适合长途运输。改装后的茶包子，才由马驮进西藏，通常情况下，一匹马驮两个牛皮茶包子。

据说这些背子们的背部每天与茶包子压在一起，久而久之皮肤感染糜烂，每到运输的终点，他们被迫用茶叶搓掉背部溃烂的肌肉，惨叫声不绝于耳……

康定的一个特色是著名的锅庄。任乃强先生记述说：

“昔明正土司盛时，炉城俨如国都，各方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辐辏，骡马络绎，珍宝荟萃。凡其大臣所居，即为驮商集息之所，称为锅庄，共48家。最大有８家，称八大锅庄。有瓦斯碉者，锅庄之巨擘也。碉在二水汇流之处，建筑之丽，积蓄之富，并推炉城第一。” 随着明正土司的垮台，锅庄也逐渐失去了当初的综合功能，变成了单纯的旅馆和客栈。

各地的客商都有其固定投宿的锅庄，他们闲暇之余也在锅庄里面和当地人一起歌舞，从而形成了锅庄舞。邢肃芝这样回忆三十年代末的锅庄和锅庄舞：

“我在锅庄住中住了二日，觉得每个锅庄都各有地区特色，例如康北德格一带的客商，大都是投宿白家锅庄，而康定附近木牙乡来的客商，大都是寄居罗家锅庄。其他如南路理塘、巴墉等地，都有自己的锅庄，康藏人民也像汉人一样有很浓厚的乡情观念。住在锅庄的人，客居无聊时，也有一种娱乐方式，叫作跳锅庄，就是召集一班善于歌舞的男女围成一圈，男女一唱一和，载歌载舞，常常闹得通宵达旦。主人则用藏酒及干牛肉、葡萄干、杏脯等物招待，或直截了当给康洋作为酬劳。”

可惜茶马古道的繁花早已凋零，现在的康定给初来的人留下的印象往往只是一个狭长逼仄的汉地小城，在穿过城市的公路上走马观花，很难发现什么特色，满街都是汉族人或汉族人打扮的人们，只有那些用汉藏两种语言标明某某寺或某某山的指路牌，才能提醒你还身在藏区，也许安下心来去旁边的跑马山或木格措体会一下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可是过路的旅人通常却没有那么多时间，人们还要赶往更西边的藏区。

当年由康定进藏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出炉”或“出关”。根据学者的研究，由于藏汉两个民族语言差异巨大，生活习惯殊异，汉族人到了藏区，言语不通，情愫无法表达，生活不习惯，宛如置身异域，因此内地来人称藏区为关外，为草地，从康定出南门或北门到藏区，有只身离乡之感，称为出关。而出东门则如还乡，有亲切之感。所以称康定以东为内地，称出东门为进关。相沿日久，遂成习惯，干是关外或草地遂成了康定以西藏区的代名词，而从康定南门或北门出城称为出关，这种称呼不用解释，尽人皆知。


（民国时期的康藏马帮）

也许是距离四川本土实在太近，蜀国诸葛丞相的故事在康定流传甚广，但可能因游牧民族崇尚勇武的传统习俗所致，这位往日里只是羽扇纶巾的智慧化身，到了这边却平添了许多彪悍狡诈的色彩。

其中的一个传说是，话说孔明远征云南，七擒孟获后率军来到了当时还是羌人占据的雅安，孔明见这片区域是四方往来的交通咽喉，位置非常重要，于是便想占为己有派军戍守，可当地人勇悍非常，蜀军很难征服。孔明于是就设下一计，和当地首领交好并馈赠甚多，首领感谢之余不知何以为报，孔明便说以一箭之地回报自己足矣。

首领答应了，但没想到孔明的臂膀不知道是什么超级材料做的，这一箭竟然飞到了几百里外的康定跑马山，就这样，康定从此归属了汉族。后来当地人发觉上当，说孔明这厮也忒不地道，原来这家伙早早就派人把箭偷偷插到了那儿！

这个故事还有继续，传说占据这片区域后，孔明派出将军郭达（旧时泸定桥西侧建有据说是纪念郭达的‘郭达庙’）率兵到这边建立兵工厂制造弓箭，康定每日铸造箭头的炉火冲天，于是便有了“打箭炉”的名字，其简称就是“炉城”。另外一种说法是，当初为孔明跑到康定插箭的那个家伙其实就是郭达，后来他听说秘密泄露，就跳入铸箭炉里自焚而亡，从而死无对证，后人敬佩他是舍生为主的勇士，就以炉为地名，并把当年他插箭的那座山命名为“郭达山”。

但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认为，打箭炉三字，其实应该是藏语“打折多”的译音，明初就有这个译称了，而到了乾隆时期，开始有人捏造诸葛亮派将军郭达在这里造箭的说法并在世间流传很广，这个故事实在是荒谬之极的。

与汉族半人半神的孔明对应，康定藏族则流传着罗布桑波的故事，据说他是第一位成为商人的藏族人，足迹踏遍全藏区，最后相中了打箭炉。随后，他便率领着庞大的商队来到这里交易，从此往返于藏汉区之间，把茶叶运到藏地，把马匹送到汉区。传说罗布桑波还是黄教祖师宗喀巴大师的商队总管，宗喀巴修建黄教祖寺甘丹寺时，他捐献了大量钱财，从而名垂千古。

罗布桑波死后被尊为商人之神，藏区许多城镇的商业中心和农牧区季节性的集市贸易场地，传说都是他亲自开辟并立有他的神庙或塑像，康定也不例外。每次大型的贸易活动或庙会之前，照例要祭祀罗布桑波，藏族商人们诚惶诚恐地顶礼膜拜，祈求他保佑财源茂盛。

神人孔明和罗布桑波都云山雾罩，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让人难以决定该相信他们几分，真正在康定深深印下自己个人痕迹的历史名人，要数两个顶着奇特绰号的男人，他们一武一文，分别是“岳公爷”和“赵屠户”。

erpingzhang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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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收藏。{:soso_e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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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岳公爷”和“赵屠户”】


清朝名将岳钟琪，就是当地人口口相传中的“岳公爷”。

岳钟琪字东美，甘肃临洮人，生于四川成都，相传是岳飞的二十一代孙，他原在名将年羹尧麾下，飞扬跋扈的年大将军垮台后他继任统帅，曾先后打败入侵西藏的准噶尔汗国和反叛朝廷的青海罗布藏丹津蒙古军队，但后来由于在新疆作战不利差点被雍正皇帝处死，再往后，赋闲在家的他又被乾隆起用，并且在金川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岳钟琪戎马一生，差不多参与了康熙、雍正时期以及乾隆前期所有与藏区有关的战争。


（岳钟琪画像）

打箭炉是岳钟琪纵横藏区一生功业的开始。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朝派往西藏驱逐准噶尔人的远征军在藏北中伏全军覆灭，康熙大怒，派清军南北分进杀向西藏。其中南路由四川巡抚年羹尧统率，当时三十四岁的副将岳钟琪奉命开进打箭炉，随后奔赴现在的理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了当地抗命不逊的三个头人，并向西一直抵达现在的西藏昌都。第二年，南路清军改由定西将军噶尔弼统辖，岳钟琪又一次担任前锋，由昌都火速西进，于1720年9月29日率先进入拉萨，比其他将领足足早了二十多天，由此他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进入拉萨的汉族将军。

岳钟琪曾被朝廷封为三等威信公，故藏族民间他称为“岳公爷”，他甚至被人们起了一个藏语名字——“迦朵阿巴”，传说这位迦朵阿巴只带了三十八个士兵就击溃了进攻藏区的蒙古大军，后来他们留了下来，从而形成了著名的“霍尔三十九族”。

其实，霍尔三十九族是清代对游牧于今西藏那曲地区西部与昌都地区西北部一带各部落的统呼，归驻藏大臣直辖而不属达赖喇嘛，辛亥革命以后，三十九族地区被西藏地方政府占领，部落被西藏地方征收繁重的赋税，因此当地人一直对拉萨政权恨之入骨，后来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在当地受到了热烈欢迎。

天葬无疑是内地人眼中最神秘的藏区风俗之一，传说中它也与“岳公爷”有关。上世纪二十年代，英国人孔贝在其所著《藏人言藏——孔贝康藏闻见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天葬起源的故事：康藏民间传说，岳公爷发现藏区有许多龙脉，如果死者埋在那里，其后代很可能出统治天下的皇帝，他便谎言劝导人们说，如果将去世的人埋在地里，对其本身和家人都没有任何用处，而如果将尸体喂给老鹰却可以积善业造福田，当地人相信了他，天葬于是就这样流行起来。

这显然是一个荒诞的传说，因为天葬的历史比岳钟琪时代早得多，而也许受汉族葬俗影响，康定当地天葬并不普遍，火葬和土葬一直更加流行，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据笔者所知川藏路上最近的一个天葬台也在康定过后的折多山附近。

最终，在康巴藏人的心目中，岳公爷成为了一个武圣人般的人物，根据任乃强先生的考察，“康人于康藏军事，但知有‘岳公爷’，任何战功皆归之。”

与“岳公爷”英明神武的形象相反，另一个男人却曾经让当地人恨得咬牙切齿，同时又怕得心惊胆战，他就是“赵屠户”——晚清“改土归流”政策的倡导者和最积极的执行者，曾任川滇边务大臣和驻藏大臣的赵尔丰。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3年），年近六旬的赵尔丰正混迹于一大批等待退休的官员中，心中想必相当郁闷。

这个表字季和的老人，其原籍是那个“比较大的城市“——辽宁铁岭，但他家既不是满人也不是汉人，更非其他少数民族，而是属于“汉军正蓝旗人”。这个名称是清朝特有的古怪制度的产物——清朝初期为了解决满族兵源不足的问题，将投降过来的汉人仿照八旗制度编为各汉军旗，其属下及后代就被称为“汉军旗人”，可以与满人通婚，大致相当于享受满人待遇的汉人。

赵尔丰兄弟四人，另三个尔震、尔巽、尔萃都早早中了进士，惟独老三尔丰考试成绩实在太差，屡试不第后只好花钱捐了个前程，由管盐的小官开始，慢慢熬了起来。直到赵尔丰四十三岁担任山西永济知县，遇到了时任按察使相当于省政法委书记的锡良，其前途才渐渐明朗，也就从那时起，赵决定今后就跟随这位小自己八岁的老大混了。

锡良任四川总督后，调赵尔丰为永宁道道员，这是一个正四品的职位，其级别在相当于省部级的巡抚和略低于地市级的知府之间，大致相当于地区专员，而此时，赵尔丰的二哥赵尔巽已经是从一品的户部尚书了。

这种临近出局的年龄和不上不下的职位，可能让当时的赵尔丰非常尴尬，既然晋升的希望十分渺茫，那么是否就和其他人一起喝茶混事，等着几年后朝廷批准致仕？古代官员的退休时间大致在六十岁到七十岁之间，清朝一般是七十岁，但执行起来并不严格。没准他告老还乡时，朝廷念及其多年苦劳，兴许还能赐块“大夫第”之类的匾额，回到家乡也能拉风一把。

但这并不是赵尔丰的选择。也许是前辈姜太公八十岁才参加工作的事迹一直激励着他，也许是英国对西藏领土的逐步蚕食和达赖喇嘛的桀骜不逊强烈刺激了他，更也许是朝廷对西藏政策之糜烂实在让他忍无可忍不得不说，总之就在这一年，赵尔丰毅然向朝廷上书，这就是著名的《平康三策》。

所谓《平康三策》，是赵尔丰对处理西藏问题的三条纲领性建议，头一策是整顿川滇之际一向放任自流的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并派官治理；第二策是将康区单独建为行省并实行改土归流，即仿造内地设置州县，以有限任期的朝廷官员代替世袭土司来治理，以保障西南边陲的安定；第三策是第二策的继续和延伸，将川、康、藏联合起来成立总督辖区，仿造东三省设立西三省总督统一管理，以杜绝英国人对西藏的觊觎，并消除达赖喇嘛依附外国的念想。

奏章上报后如泥牛入海，尽管赵尔丰的老大四川总督锡良对《平康三策》相当欣赏，但很明显正忙于庚子善后的老佛爷并不打算采纳他的建议。

事情到1905年，终于发生了转机。就在那一年，身为皇亲国戚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川藏南路的巴塘被当地人所杀，同时被杀的还有随行的两名法国传教士，导致洋人抗议酿成外交事件，才经历庚子国变没几年的朝廷又怒又怕，终于想起了两年前曾上书言平藏之策的赵大人。在赵的后台锡良总督的大力推荐下，朝廷调赵尔丰为建昌道道员，负责军务督办兼办后勤，同时招兵买马，由赵率领赴巴塘平乱。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5月，年已六旬的赵尔丰到达康定，他认为出兵打仗粮草先行，但汉族军人吃不惯糌粑，康区又不产稻米，因此决定把康定打造成粮草转运基地，史载打箭炉同知衙门此后每天都在为转运军粮而忙碌，所以康定老百姓都称其为军粮府。

一个月后，赵尔丰在康定储足了三个月军粮，遂率自己招募和训练的五营新军出关，朝着动乱中的巴塘进发，从此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七年的铁血生涯。七年之中，山河表里归于王化，土司人头滚滚落地，而他却在大业将成之际功亏一篑，引得后人留下无数叹息。这都是后面要说的故事了。


（中年赵尔丰照片，可以看出他当时还是黑发，与后来须发皆白的老年形像差别颇大。）

由赵尔丰训练和带领的这支军队，此后随他身经百战刀头舔血，成为土司头人最惧怕的力量，与李世民的“玄甲兵”、袁崇焕的“关宁铁骑”等著名精锐类似，他们后来也被人们冠以一个专门的名称，这就是晚清赫赫有名的“边军”。

就是在赵尔丰任上，古老的打箭炉被改称康定府，从此“康定”这个名称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青田散人

欣赏楼主的文采啊

erpingzhang

看了。好。好文章。

amomentinpeking

战碉锐立，高於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随缺随补，顷刻立就。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砲方过而人起，主客劳佚，形势迥殊，攻一碉难於克一城。
——《清史稿.土司传》


【1、沃日土司官寨】


沿现代川藏公路由四姑娘山继续西行，很快就到了达维，它位于夹金山北麓，当年翻越夹金山的中央红军与川西的红四方面军就是在这里会师。

达维有一座猛固桥，它正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李先念先头部队会师的地方。猛固桥跨越小金川河，在清代本是木桥，上世纪三十年代改成十根铁链的铁索桥，两个桥头堡把守着桥两岸，位置十分险要。1935年，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率先抢占了这一战略要地，为迎接中央红军进驻小金县城彻底扫清了障碍。


（红军长征时的猛固桥，民国照片）

说到这里，笔者不由得回忆起多年前在猛固桥旁的趣事——旁边有一个当地人开的厕所，用毕，厕家竟然每人给了一个苹果，十分热情地硬往手里塞……后来终于明白了，原来苹果不要钱，但厕所一人一元。上厕所赠苹果，买一赠一，童叟无欺。多说一句，小金的苹果十分有名，甜脆爽口，是当地特产。


（今天的的猛固桥）

一旁的小金川河发源于巴朗山，它又叫沃日河，当地也称为赞拉河，意思是山神之河。沿着小金川河继续西行，河畔的沃日土司官寨就在川藏公路边上，有兴趣不妨停留片刻参观一下。这座官寨大约在清顺治年间建成，前后历经了二十三代土司，三百多年的历史变迁。



沃日土司官寨为城堡式建筑，集碉楼、藏经楼、书房、土司起居住所、活佛居所、刑房地窖、磨房、首饰作坊等于一体，各楼房由空中浮桥、栈道相连。官寨里原有高碉四座，那场大地震前仍还保存着一座高十几米的碉楼，因年久失修，相当一部分建筑已处于危险中急需保护。但即使这样，震后却获悉那座烟囱般的碉楼仍然屹立不倒，古人的建筑技术和质量令人惊叹。



沃日土司与清朝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关系密切。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小金川土司兴兵侵占了沃日土司的领地，后者向朝廷求援，清廷同意发兵，很快包括大金川、小金川和丹巴在内的整个金川地区都卷入战火，由此揭开惨烈的第二次金川战争的序幕。

小金川河的终点是丹巴，在这里它和大金川河一起汇合成著名的大渡河。现在的丹巴，让许多狂热崇拜者痴迷，他们可以每年必往甚至定居于此。这里美丽的景色后面再说，单单就地理位置而言，丹巴也是川西北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东西向的川藏北线穿城而过，东为小金、四姑娘山和夹金山，西为八美、道孚；由丹巴沿着大金川河一直向北，通往阿坝州大金县和阿坝州首府马尔康；丹巴的南侧则由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与泸定连接，真可谓四通八达。

其中有一条道路不得不提，那就是连接川藏南线的新都桥与川藏北线的丹巴之间那条风景走廊：由新都桥向北，其间经过美丽的塔公草原，参观神秘的塔公寺，观赏巍峨的雅拉神山，再由八美转入漂亮的牦牛谷和红石滩，最后到达丹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