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大家谈

雷滨

　中庸是孔子思想范畴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自始至终贯穿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抽去了中庸精神，孔子的仁、礼等思想、学说，都将陷入僵死和片面。尽管它如此重要，孔子还是感到“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1] “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1]因而很少提及中庸。本文试对孔子的中庸思想进行初步探讨。

一

孔子的中庸思想来源于他的天道宇宙观，是将其宇宙观应用于人类社会中所衍生出的“不偏不倚”、“时中”、“合宜”的方法和准则。换句话说，中庸思想是孔子天道观在人道中的应用。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3]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 [4]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1]

“尧曰”的一段话明确地将“天”与“中”联系起来，也可以说是将天道观与中庸观联系起来。尧所法则、所遵循的就是“天道尚中”的特质。一方面，孔子看到了天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并注意到它有其内在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时中”。孔子认为自然界中万事万物包括日月运行、四时更迭、百物化生等都是“时中”的，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1]正是神化了“天道尚中”的自然规律，深谙“应乎天而时行”[5]的道理，孔子才特别强调“畏天命，”[6]把天命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另一方面，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巨匠深刻地认识到“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 [7]，敏锐地提出要把天道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将“天道尚中”作为为社会定典的标准和范式。由此可知，孔子之所以推崇尧舜，就在于尧舜能比较成功地将天道应用于人道中，“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达到天人合一。尤为可贵的是，孔子在把天道应用于人道的过程中，自觉地扬弃了天道中的神秘和超验的一面，把“执两用中”，“多闻多见”作为达到“时中”、“中正”的手段。孔子非常认同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 [8]思想，表现为重人道、轻天道，天道的实质是指导人道的。“子不语怪、力、乱、神。” [9]“子罕言利与命与仁。”[10]“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11]都表现出孔子人本主义思想倾向，奠定了儒家入世的基调。面对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残酷社会现实，孔子虽不相信鬼神，但为了重建礼乐制度，不得不很现实的采取权宜之计，极力提倡祭祀。孔子的重祭祀绝不是出于迷信心理，其目的在于神道设教，以化民人，意在通过祭祀，使人们从内心认同孝、敬，做到“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孔子中庸思想的实质就是以“天道尚中”为圭臬，规范人类社会活动，试图在礼坏乐崩的春秋乱世中重建理想中的周初文明，恢复长幼有序、上下有差的社会秩序，

中庸的“中”，在甲骨文中是一根中间有一个小圆圈（或方块）的旗杆，在这个圆圈（或方块）的上下还分别飘着两条带子。“中”这个字就表示旗帜中间的意思。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释为：“中，内也。从口、| ，下上通也。”“庸，用也。从用庚。庚，更事也。”我理解，“更事”指的就是变易。《说文解字》还进一步释“用”为“可施行也。从卜中。”我们知道，“卜”是古人占求天命的迷信方式，而“中”又指的是天命、天道的规律法则。因而，“用”指的就是古人以占卜来窥测天意，以见吉凶。其目的在于“施行”应用，即以天道指导人的行动。单从“中”、“庸”（用）文字的生成及含义看，我们就可较清楚的理解中庸的深刻内涵，把天道与人道有机地关联起来。孔子对上古生民朴素的“尚中”思想进行了延展，将“中”与“庸”（即“用”）连在一起使用，使“尚中”的认识论进一步上升为指导人们实践的方法论。孔子通过对“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12]的阐释说明了射中鹄的，即达到中正，把握了本质；至于是否射穿，那不过是形式上力道的大小问题，关键是射中“中”这个鹄的。质言之，中庸思想主张在实际应用中时常变通，因时、因地、因人制宜，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万变不离其中，无论客观条件如何转换，都要以“中”、“正”和“宜”为准，在重“时变”的同时，更要遵循、认同于一个最高标准——“中”。

毋庸置疑，孔子的中庸思想就是孔子为“救世”而苦心孤诣觅得的方法和准则。他所生活的春秋末世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 [12]，“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孽杀其宗，” [13]一切礼乐制度、等级秩序都被颠倒了。陪臣执国命的现象屡见不鲜，僭礼越制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直接威胁到宗法社会的基础。孔子面对这样极端丧伦败德的社会现象不由的长吁短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对产生这种悖乱失德社会现象的原因，孔子归结为人们对中庸的乖离所导致的对周代礼乐制度的践踏。因此，孔子认为“救世”的关键在于救人，从而高扬起人本主义大旗。一方面，他力图从精神上为人们重新确立一个价值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仁。孔子倡导彼此“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4]同时，劝导为政者施仁政，“胜残去杀” [15]，“使民以时” [16]。另一方面，要达到仁恕，必须在社会生活、人际交往中遵循礼，对个性加以限制，使人们规矩于礼的约束，“礼乎礼，所以制中也。” [17]礼的功效主要在于节制和规范人的行为，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18]，从而达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18]的理想状态。而实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具体操作方法则正是“民鲜能久矣”的中庸原则。孔子的中庸思想不仅对仁、礼有深刻的影响，而且渗透到他的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文化观等各个层面。孔子就是以中庸思想为内核，构建起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兼具互动和超稳定双重功能的儒家学说体系。

中庸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起到何种功效？笔者认为，尽管孔子谈中庸的时候远不如谈仁、礼多，但中庸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却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特别是中庸思想所具有的变通功能和稳定功能使孔子的思想具有难能可贵的创造性张力，并成为孔子儒家思想区别于道家、法家等学派的内在特质。

二

说到中庸思想的变通功能，必须首先弄清何为变通。《易?系辞传上》曰“一阖一闭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为适。” [19]孔子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20]观念，进一步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15]；“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21]的思想。所谓“同”即“以同裨同” [20]，就是抹煞了事物之间的差异，否定了事物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是整齐划一的集体平庸，必然导致僵化、极端。相反，“和”则是“以他平他” [20]，强调在变动中达到一种平衡，通过不同事物间的互动、互补达到和谐统一。这种平衡不是僵死的、静止的，而是一种运动变化中的平衡，是和谐、时中，即相对稳定。因此儒家主张“和而不同”，“不践迹” [11]，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19]，提倡“与时偕行” [22]，适时变通。

孔子中庸思想的变通性首先表现在他对伪中庸——乡原的揭露和批判上。所谓乡原就是中间道路，老好人，泥守居中。在孔子看来，把中庸庸俗化了，也就成了乡原，失去了中庸“执两用中”的根本精神，是“德之贼也。” [2]孔子反对偏执一端，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对“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 [1]的人极其鄙视。“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10]孔子认为君子必须达到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4]只有达到了知，才能“主忠信”，“过则勿惮改” [10]，才能达到“知者不惑” [23]的境界。知来自多闻多见，“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21]舜“好问好察迩言”，被孔子尊崇为多闻多见、执两用中的“大知”。孔子认为做到“知”的主要途径是“学”。孔子是不相信真有“生而知之”的所谓“圣人”（尧、舜不过是为神道设教而树立的偶像），他本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圣人。“若圣与仁， 则吾岂敢？” [9]孔子始终提倡“学而知之”，把学作为致知的途径和手段，“好学近乎知。” [1]同时，孔子也重视“教”的作用。孔子终其一生都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却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家。孔子认为人都有共性和个性，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2]他针对“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11]的个体差异，采取因材施教、叩其两端的方法，对“不得中行而与之”的“狂者”和“狷者” [15]分别对症下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11]同时对问仁、问礼、问知、问为政等问题也因人而异地做了表述不同、但殊途同归的回答，彰显了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本质。他还要求学生做到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21]只有好学敏求，“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21]，“叩其两端” [10]，才能达到不惑，不逾距，不违礼的知者境界。孔子把“知”作为“道中庸”的先决条件，认为只有认知正确，才能在实践中“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9]，做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18]的“中正”极至。孔子对知与行的辨证认识体现了中庸认识论的基本精髓，即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结果，只有在认识上多闻多见，不偏执一端，才能在行动上做到执两用中。正是基于知的先决作用，孔子把知列入“三达德”之中。

在“三达德”中，知与仁的关系也深刻揭示了中庸的变通精神。知与仁是辨证统一，互相依存，互为表里，互为补充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24]孔子认为大知的人乐水，好动，讲变通，不僵化，不偏执，时刻以中庸为尺度校正、变通，达到和乐的境界；仁者乐山，主静，仁是被作为最高价值水准来看待的，是“中”，是“正”。简言之，仁的根本精神是不变的，变动的是达到仁的方法和路径，即知，也就是“用”（庸）。仁是知所要达到的鹄的，知是达到仁的手段，只有知者才能摆脱形式的羁绊，在中庸变通原则指导下以人弘道，依于仁，故“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25] “择不处仁，焉得知？” [25]仁是衡量人是否掌握知的标准，知是人是否能够达到仁的条件，中庸是贯通仁与知之间的红线，而人则成为实践中庸和仁、知的主体。《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再一次表明了孔子的人本思想。他充分肯定人的核心价值，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设身处地，以诚相待，相互理解，彼此宽容。依据“举直错诸枉”的中庸原则，孔子把“爱人”、“知人”作为价值标尺，试图以此来匡正人们的价值取向，改变人性沦丧、道德缺失的状况，使在现实铁砧的锤锻下业已扭曲的人性回归到“爱人好与”的理想状态。但孔子并非一味强调“仁者爱人”的单向度属性，仁经过孔子中庸的变通，既有爱的一面，也有恨的一面，“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25]“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25]恰当地因情况、对象不同而采取相应的好恶、爱憎，才能达到扬善隐恶，使人们“见贤思齐焉，见不贤内自省也” [25]，从内心世界的深处检讨自己的言行，自觉皈依到仁。

其次，孔子中庸思想的变通精神还突出表现在对礼的制衡上。“礼之用，和为贵” [16]（有子语，代表孔子思想）说的就是在“礼”的应用中应达到“中”、“和”境界。从形式上讲，礼乐表现为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王、公、卿、大夫、士、庶人各个不同等级所施用的礼仪都有严格的规定；但从实质上讲，礼乐制度的精髓就在于表现一种内在的情感，即忠、恕、孝、仁、友等，这是礼的实际意义所在。只有人们从深层意识上自觉遵循礼，才能恢复礼乐制度和等级秩序。在如何协调礼与仪，即形式与实质的关系问题上，孔子主张既不失去必要的形式，更要抓住礼的本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2]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12]礼的功用就在于它维护等级宗法制，因此孔子非常注重“礼之本。”“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12]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12]“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12]孔子把礼作为维系宗法制的重要手段，强调只有从内到外都升华到礼的高度，才能根本上屏除僭礼越制、无父无君的社会无序，重建宗法社会秩序。质言之，孔子强调忠、诚、孝、仁、敬，温、良、恭、俭、让，也是为了使人们从内到外“克己复礼”，从而自觉地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21]的感召下，实现“天下归仁”的理想状态。

对社会历史的演进，孔子也能按照中庸的变通精神，用发展眼光看待。他把夏、商、周三代看成一个文明递嬗的进程，看成下一代对上一代的损益、扬弃。商对夏的“质”进行了损益，周又对商的“文”进行了损益，这样周就克服了两个极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24]在“文”与“质”之间实现了执两用中，达到“文质彬彬” [24]。三代的损益形成了一个逐级上升趋势，避免了“同则不继”，实现了“和实生物”，真正体现了孔子“和而不同”的中庸精义。孔子反对过分拘泥于成规，反对泥古不化，认为抱残守缺就好象“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1]他主张批判地继承，变通中发展，并把这种社会历史发展观广泛应用于对人的体察和对物的认知。“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9]“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12]“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10]孔子的认识论进一步升华到实践论的高度，把实践理性作为认识事物的准则。宰予昼寝。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26]他主张从客观现实中寻找答案，以中庸原则来变通、校正，“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9]“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10]改的目的最终是达到“中”、“正”。

三

孔子中庸思想既含有“时”、“度”、“权”的变通含义，也包含了“中”、“和”、“正”的稳定特质，既有“无可无不可”的变通精神，更强调“不偏不倚”的稳定功能。变通不过是手段，稳定才是目的。中庸则是变通与稳定高度统一的有机体。孔子有感于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 [27]的义理，悟彻“过犹不及”和“允执厥中”的道理，并以中庸稳定功能为依归，完成了他对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复古与改制等等的协调、统一。

在为政治国上，孔子特别尊崇礼乐制度，是为了彰显等级尊卑，其最终目的是维护宗法社会秩序。而为了给等级宗法制披上一件华丽的外衣，赋予其以理论上的合法性，孔子通过宣扬天尊地卑乃天道常理，来证明男尊女卑、君尊臣卑也是天经地义的（即《周易?系辞传上》所说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 [28]来证明王权、君权、父权、夫权的唯一性和绝对性。从而把人的不平等归之于天意的中正，把天地万物的差异作为人类尊卑、贵贱的参照系，认为世界正是这些上下、高低、贵贱、尊卑的对立统一体，进而将等级差异神秘化、制度化、绝对化。孔子还进一步发展了先人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重新规范了（当然不乏孔子的发挥、创制）三纲五常等伦常彝叙，将人的不平等从内到外、从家族到社会都固化成一种制度，任何反抗等级宗法制度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僭越、篡逆而遭到谴责和否定，“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11]。

孔子以执两用中调和了社会中诸多矛盾，以仁来消解人性的扭曲、价值的沦替，以礼来疏导尊卑的失序、长幼的无亲，为的是使社会在正名分的大纛下重新集结为一个上下有序、尊卑有等、长幼有差、井然有序的统一体，在仁政的外衣下使贵族统治的宗法社会得以苟延残喘。但在那个行将崩颓的社会现实面前，妄图以倡导仁义、礼乐等一整套内在精神修养来挽救整个社会的堕落，显然犹如螳臂当车、蚍蜉撼树一样地不可能。因此孔子尽管常常待贾而沽，而结果却往往是匏瓜徒悬。怎么协调这种内心与外界、个人遭际与政治理想之间的严重失衡，作为“圣之时者”的孔子采取了“无可无不可”的中庸原则，“以道事君，不可则止”[11]“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14]孔子既反对“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也反对“衽金革，死而不厌”的“北方之强”，认为“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1]孔子所认同的圣人是“从容中道”。孟子把孔子尊为圣人的依据也恰恰既不是仁，也不是礼，而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 [29]的中庸之道，这更足以说明中庸是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君子拳拳服膺的内在价值取向和孜孜以求的鹄的。只有兼具“入世”和“出世”情结的中庸思想才能够把用舍行藏、隐现进退高度统一于一个人的内在修养之中，以达到精神上的自由。当仕途失意时，孔子甘愿乘桴浮于海，而一旦有一线济世安天下的契机，他又不惜去投奔判臣贼子，如见阳虎，拟应公山不狃之招、佛肸之招等。在孔子看来，辅佐谁只是个形式问题，汤武革命之所以不算篡逆正是因为它顺乎天而应乎人，符合天道尚中的法则，又有利于人类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孔子主张无迟速、轻去就，自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矣” [2]，认为只要内心保持“中正”就能“磨而不磷”，“涅而不缁” [2]，自觉地影响社会。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内在修养，认为“君子求诸己” [14] ，“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1]主张通过内省达到仁恕，并以内在修养向外影响，进而推动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系列伟业。用中庸思想来实现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形成了孔子独特的政治伦理学说，强调只要遵循忠恕一贯之道就可以达到进退裕如，舒卷适度的中庸水准。

孔子中庸思想的稳定功能在维护宗法制度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调和剂和固化剂的双重功用。为了在实践中既避免任何僭越行为，又防止因人们之间不平等的过分加剧而导致反抗，孔子力主不偏不倚，适中合度的“中和”。为了达到这种“中和”状态，孔子极力宣扬“正名分”，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15]从而在严格的名分分野下加深了等级差异的鸿沟，使人们自觉于礼乐，彼此仁恕，对上忠、对下慈、对朋友兄弟友，一方面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严格等级对立；另一方面又试图调和等级间的冲突，以仁的乌托邦式虚幻来混淆等级阶层间的不平等和对立。因而，在为政治国时，孔子反对走极端，主张“攻乎异端”。对于专用刑法或专用礼治，孔子皆不以为然，孔子认为为政要避免片面、极端，要执两用中。具体而言即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只要能够达到“使民服”的目的，“德治”和“法治”都可以用。所谓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21]说的是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二者的运用都是有条件的，后者不过更理想化罢了，仅此而已。孔子并不否认刑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手段，正如他并不否认仁有“恶人”的一面一样，孔子强调为政要德主刑辅，德刑相参，片面固执于一端都是违反中庸的。“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则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30]宽猛相济、德刑兼施是孔子为政的基本构想，只不过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从人文主义的悲天悯人出发，孔子更重视爱人好与、仁政德治而已。

追求和谐稳定决定了孔子为政思想在于因势利导。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25]孔子认为只有“君子”才能晓之以理，喻之以义，用中正、和宜来引导，而对于那些“下愚”的“小人”，他们生性见利忘义，近之不逊，远之则怨，只能以利相诱。“君子”与“小人”虽然习性不尽相同，但都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因此要分别对待。在孔子看来，义与利高度统一且不可分割。孔子反对的是因小利而忘大义。“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15]“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15]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31]这里的“义”，其实质指的就是天下之大本达道，是社会稳定的砝码，也即“中”、“正”。达到义的高度，则利莫大焉，又何必言利？实际上，大义之下必有利，利已在不言之中了，利只有和义融合才是君子所追求的。孔子并不认为君子可以抛弃利，但“不义而富且贵者，于我如浮云。”[9]可见在孔子思想中，看似对立的两个极至实乃高度的统一，孔子正是以执两用中的中庸思想将义与利天衣无缝地合成一个整体。

由一分为二到合二为一是孔子中庸思想的必然轨迹。一分为二是认知的方法，合二为一是终极目的，中庸则通常表现为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在孔子的思想中存在许多二律背反的命题，它们常常在形式上是对立的，如礼与仪、宽与猛、德与刑、天与人、言与行、进与退、迟与速、用与舍、行与藏、义与利、文与质、仁与知、和与同、周与比、怨与恕、温与厉等等，但孔子都能以中庸“时中”原则将这些或截然对立、或意义相忤的概念在本质上统一起来，达到一种高度和谐、相对统一的状态，形成了一组组既矛盾又统一的耦，如知行合一、言行合一、天人合一、动静合一、名实合一等等，从而使小到个人修身、齐家，大到治理国家和天下，都能实现超稳定的合二为一。这正是中庸的主导功能和终极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孔子中庸思想渗透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制约着其思想学说的发展定势。孔子的一切变通都是为了“中”，“中”一旦经过孔子之手，便由自然天道衍化为指导社会政治制度的圭臬，并按照“中”的原则完善了一整套制度模式。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孔子把周代礼乐制度认定为社会稳定发展的中正极至。他认为“文质彬彬”的周礼是经过三代的损益沿革，大体符合中庸精神的完备制度。因此孔子一生都为使人们自觉回归周礼而奔波游说，他把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完全寄托在对周礼的恢复和重建上，宣扬“克己复礼”，慨叹“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矣。” [9]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9]的复古情调中，但他的中庸变通精神仍是其思想中活的灵魂。因此，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周礼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极至。“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21]他也认为周礼尚有待于变通、发展。不过他的这种思想在现实任务和历史使命面前不得不被抛在一边。面对“上下交征利”的社会现实，孔子急功近利地寻找一种能使社会稳定的机制，因此，他必然地把周代礼乐制度作为恢复社会天平稳定的法宝。遗憾的是，正是出于救世的中庸实用观，使得孔子将周礼理想化和绝对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贬抑了中庸的变通精神，使他的辩证法思想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折扣。

雷滨

　按计划本周日应该学习论语述而章,但由于周六上午安排了一场精彩的李白和苏轼诗歌阅读欣赏活动,为此周日给朋友们放一天假,但希望还是先将这一章自学一下,我们可能再下周共同学习

浣溪沙

　　　“子不语怪力乱神”一句。历来都断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而译为“孔子不谈论怪异、勇力、叛乱和鬼神。”这似乎已成定论。其实颇有可议。

　　传统的解释与上下文不能连贯。以笔者愚见，《论语》一书，并非杂乱无章。《述而》一章，重在记述孔子学而不厌的治学精神。从“叶公问孔子”至“其不善者而改之
”，原文应是一段：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语，怪力乱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译文应是：叶公向子路问孔子的为人，子路没有回答出来。孔子知道后说：“你为什么不说：他的为人，是用功学习时便忘记吃饭，以至于快乐得忘记了忧愁，不知道衰老即将到来。”夫子又说：“其实，我并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去求取知识的人。”说到这里，夫子停止不说了，好像是生怕分心用力影响了凝神思考。过了一会儿，夫子才说：“如果一行人中只有三个人，那么，其中必定有一个人可以做我的老师。我选择他的长处加以学习，我看到他的缺点也是我也有的，就加以改正。”

　　如此解释，文通字顺，语意连贯，符合孔子之为人。而不应该讲这段文字分成各自独立并无关联的四段话。

　　《论语》中，多有记载说话人动作表情语句的例证，“子不语”就是其中之一。《论语》诚然是语录体。但是重在记言的同时，也以极为简洁的词语记述说话人的动作表情。这在《论语》中并非罕见。《八佾》记弟子向孔子“问褅之说”（亦即请教褅祭知识）时，“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指其掌”，就是记述孔子说话的动作神态。因此，当孔子与子路谈论学而不厌的治学精神时，沉思不语，以“子不语”概括，并非特例。

　　“怪力乱神”之“怪”，此为动词，而非名词，意谓责怪、疑惑、惟恐。《淮南子．说林训》：“知者不怪”。《注》曰：“怪，惑也。”而“怪力乱神”之“力”，指力气、力量、功夫，是名词，却不是“勇力”。这在《论语》中，亦非罕见。《宪问》：“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怪力乱神”中之“乱”，动词，指扰乱、搅乱、迷惑，如《荀子．解蔽》：“酒乱其神也。”“怪力乱神”中的“神”，是指“神志”“精神”，不是鬼神。《荀子．天论》：“形具而神生”。《淮南子．原道训》：“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应者何也？神失其守也。”都是把“神”解释为“精神”而非“鬼神”的。

　　要之，笔者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七字，应该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亦即“孔子不说话了，惟恐用力分散影响集中精神。”

雷滨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本周日下午两点至五点同样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又将欢聚一堂，共享论语之精神文化大餐。本周日我们将共同学习述而篇。
本篇共包括38章，也是学者们在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时引述较多的篇章之一。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三人行必有我师”；“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本章提出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和学习态度，孔子对仁德等重要道德范畴的进一步阐释，以及孔子的其他思想主张。这一篇等于是《学而》篇的注解，并且连带发挥前面六篇的内涵，引伸了学问之道。述，即是叙述、记述的意义。
这一章内容十分重要，值得共同探讨，经过自学，我对以下内容有了一些感悟，打算在活动期间和朋友们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子食於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活动时间：9月24日（周日）下午2点至5点
活动地点：复兴门通泰大厦（如人数超过10人则安排在B座地下二层，如不足10人则仍在大厅）
联系人：学友雷滨
联系电话：13661035188

希望有意参加的朋友及时回复，我们同时欢迎新朋友加入学习小组，共同提升自我。

雷滨

【原文】
7·1 子曰：“述而不作(1)，信而好古，窃(2)比于我老彭(3)。”

【注释】
(1)述而不作：述，传述。作，创造。
(2)窃：私，私自，私下。
(3)老彭：人名，但究竟指谁，学术界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殷商时代一位“好述古事”的“贤大夫”；有的说是老子和彭祖两个人，有的说是殷商时代的彭祖。

【译文】
孔子说：“只阐述而不创作，相信而且喜好古代的东西，我私下把自己比做老彭。”

【原文】
7·2 子曰：“默而识(1)之，学而不厌，诲(2)人不倦，何有于我哉(3)？”

【注释】
(1)识：音ｚｈì，记住的意思。
(2)诲：教诲。
(3)何有于我哉：对我有什么难呢？

【译文】
孔子说：“默默地记住（所学的知识），学习不觉得厌烦，教人不知道疲倦，这对我能有什么因难呢？”

【评析】
这一章紧接前一章的内容，继续谈论治学的方法问题。前面说他本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章则说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反映了孔子教育方法的一个侧面。这对中国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在今天，我们仍在宣传他的这一教育学说。

【原文】
7·3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1)，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注释】
(1)徙：音ｘǐ，迁移。此处指靠近义、做到义。

【译文】
孔子说：“（许多人）对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求，听到义不能去做，有了不善的事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事情。”

【评析】
春秋末年，天下大乱。孔子慨叹世人不能自见其过而自责，对此，他万分忧虑。他把道德修养、读书学习和知错即改三个方面的问题相提并论，在他看来，三者之间也有内在联系，因为进行道德修养和学习各种知识，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及时改正自己的过失或“不善”，只有这样，修养才可以完善，知识才可以丰富。

【原文】
7·4 子之燕居(1)，申申(2)如也；夭夭(3)如也。

【注释】
(1)燕居：安居、家居、闲居。
(2)申申：衣冠整洁。
(3)夭夭：行动迟缓、斯文和舒和的样子。

【译文】
孔子闲居在家里的时候，衣冠楚楚，仪态温和舒畅，悠闲自在。

【原文】
7·,5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1)。”

【注释】
(1)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鲁国国君的始祖，传说是西周典章制度的制定者，他是孔子所崇拜的所谓“圣人”之一。

【译文】
孔子说：“我衰老得很厉害了，我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

【评析】
周公是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孔子自称他继承了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的道统，肩负着光大古代文化的重任。这句话，表明了孔子对周公的崇敬和思念，也反映了他对周礼的崇拜和拥护。

【原文】
7·6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1)，依于仁，游于艺(2)。”

【注释】
(1)德：旧注云：德者，得也。能把道贯彻到自己心中而不失掉就叫德。
(2)艺：艺指孔子教授学生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都是日常所用。

【译文】
孔子说：“以道为志向，以德为根据，以仁为凭藉，活动于（礼、乐等）六艺的范围之中。”

【评析】
《礼记·学记》曾说：“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及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这个解释阐明了这里所谓的“游于艺”的意思。孔子培养学生，就是以仁、德为纲领，以六艺为基本，使学生能够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

【原文】
7·7 子曰：“自行束脩(1)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注释】
(1)束脩：脩，音ｘｉū，干肉，又叫脯。束脩就是十条干肉。孔子要求他的学生，初次见面时要拿十余干肉作为学费。后来，就把学生送给老师的学费叫做“束脩”。

【译文】
孔子说：“只要自愿拿着十余干肉为礼来见我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他教诲的。”

【评析】
这一章中孔子所说的这段话，表明了他诲人不倦的精神，也反映了他“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过去有人说，既然要交十束干肉作学费，那必定是中等以上的人家之子弟才有入学的可能，贫穷人家自然是交不出十束干肉来的，所以孔子的“有教无类”只停留在口头上，在社会实践中根本不可能推行。用这种推论否定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过于理想化和幼稚。在任何社会里，要做到完全彻底的有教无类，恐怕都有相当难度，这要归之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

【原文】
7·8 子曰：“不愤(1)不启，不悱(2)不发。举一隅(3)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注释】
(1)愤：苦思冥想而仍然领会不了的样子。
(2)悱：音ｆěｉ，想说又不能明确说出来的样子。
(3)隅：音ｙǔ，角落。

【译文】
孔子说：“教导学生，不到他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出来却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一个方面的东西，他却不能由此而推知其他三个方面的东西，那就不再教他了。”

【评析】
在《雍也》一篇第21章中，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一章继续谈他的教育方法问题。在这里，他提出了“启发式”教学的思想。从教学方面而言，他反对“填鸭式”、“满堂灌”的作法。要求学生能够“举一反三”，在学生充分进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再对他们进行启发、开导，这是符合教学基本规律的，而且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今天教学过程中仍可以加以借鉴。

【原文】
7·9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译文】
孔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不曾吃饱过。

【原文】
7·10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译文】
孔子在这一天为吊丧而哭泣，就不再唱歌。

【原文】
7·11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1)，惟我与尔有是夫(2)！”子路曰：“子行三军(3)，则谁与(4)？”子曰：“暴虎(5)冯河(6)，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7)。好谋而成者也。”

【注释】
(1)舍之则藏：舍，舍弃，不用。藏，隐藏。
(2)夫：语气词，相当于“吧”。
(3)三军：是当时大国所有的军队，每军约一万二千五百人。
(4)与：在一起的意思。
(5)暴虎：空拳赤手与老虎进行搏斗。
(6)冯河：无船而徒步过河。
(7)临事不惧：惧是谨慎、警惕的意思。遇到事情便格外小心谨慎。

【译文】
孔子对颜渊说：“用我呢，我就去干；不用我，我就隐藏起来，只有我和你才能做到这样吧！”子路问孔子说：“老师您如果统帅三军，那么您和谁在一起共事呢？”孔子说：“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死了都不会后悔的人，我是不会和他在一起共事的。我要找的，一定要是遇事小心谨慎，善于谋划而能完成任务的人。”

【评析】
孔子在本章提出不与“暴虎冯河，死而无悔”的人在一起去统帅军队。因为在他看来，这种人虽然视死如归，但有勇无谋，是不能成就大事的。“勇”是孔子道德范畴中的一个德目，但勇不是蛮干，而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人，这种人智勇兼有，符合“勇”的规定。

【原文】
7·12 子曰：“富(1)而可求(2)也；虽执鞭之士(3)，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注释】
(1)富：指升官发财。
(2)求：指合于道，可以去求。
(3)执鞭之士：古代为天子、诸侯和官员出入时手执皮鞭开路的人。意思指地位低下的职事。

【译文】
孔子说：“如果富贵合乎于道就可以去追求，虽然是给人执鞭的下等差事，我也愿意去做。如果富贵不合于道就不必去追求，那就还是按我的爱好去干事。”

【评析】
孔子在这里又提到富贵与道的关系问题。只要合乎于道，富贵就可以去追求；不合乎于道，富贵就不能去追求。那么，他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从此处可以看到，孔子不反对做官，不反对发财，但必须符合于道，这是原则问题，孔子表明自己不会违背原则去追求富贵荣华。

【原文】
7·13 子之所慎：齐(1)、战、疾。

【注释】
(1)齐：同斋，斋戒。古人在祭祀前要沐浴更衣，不吃荤，不饮酒，不与妻妾同寝，整洁身心，表示虔诚之心，这叫做斋戒。

【译文】
孔子所谨慎小心对待的是斋戒、战争和疾病这三件事。

【原文】
7·14 子在齐闻《韶》(1)，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注释】
(1)《韶》：舜时古乐曲名。

【译文】
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有很长时间尝不出肉的滋味，他说，“想不到《韶》乐的美达到了这样迷人的地步。”

【评析】
《韶》乐是当时流行于贵族当中的古乐。孔子对音乐很有研究，音乐鉴赏能力也很强，他听了《韶》乐以后，在很长时间内品尝不出肉的滋味，这当然是一种形容的说法，但他欣赏古乐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也说明了他在音乐方面的高深造诣。

【原文】
7·15 冉有曰：“夫子为(1)卫君(2)乎？”子贡曰：“诺(3)，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注释】
(1)为：这里是帮助的意思。
(2)卫君：卫出公辄，是卫灵公的孙子。公元前492年￣前481年在位。他的父亲因谋杀南子而被卫灵公驱逐出国。灵公死后，辄被立为国君，其父回国与他争位。
(3)诺：答应的说法。

【译文】
冉有（问子贡）说：“老师会帮助卫国的国君吗？”子贡说：“嗯，我去问他。”于是就进去问孔子：“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古代的贤人。”（子贡又）问：“他们有怨恨吗？”（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到了仁，为什么又怨恨呢？”（子贡）出来（对冉有）说：“老师不会帮助卫君。”

【评析】
卫国国君辄即位后，其父与其争夺王位，这件事恰好与伯夷、叔齐两兄弟互相让位形成鲜明对照。这里，孔子赞扬伯夷、叔齐，而对卫出公父子违反等级名分极为不满。孔子对这两件事给予评价的标准就是符不符合礼。

【原文】
7·16 子曰：“饭疏食(1)饮水，曲肱(2)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注释】
(1)饭疏食，饭，这里是“吃”的意思，作动词。疏食即粗粮。
(2)曲肱：肱，音ｇōｎｇ，胳膊，由肩至肘的部位。曲肱，即弯着胳膊。

【译文】
孔子说：“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这中间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

【评析】
孔子极力提倡“安贫乐道”，认为有理想、有志向的君子，不会总是为自己的吃穿住而奔波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可以说是乐在其中。同时，他还提出，不符合于道的富贵荣华，他是坚决不予接受的，对待这些东西，如天上的浮云一般。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古代的知识分子，也为一般老百姓所接受。

【原文】
7·17 子曰：“加(1)我数年，五十以学易(2)，可以无大过矣。”

【注释】
(1)加：这里通“假”字，给予的意思。
(2)易：指《周易》，古代占卜用的一部书。

【译文】
孔子说：“再给我几年时间，到五十岁学习《易》，我便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

【评析】
孔子自己说，“五十而知天命”，可见他把学《易》和“知天命”联系在一起。他主张认真研究《易》，是为了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天命”。《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他非常喜欢读《周易》，曾把穿竹简的皮条翻断了很多次。这表明孔子活到老、学到老的刻苦钻研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原文】
7·18 子所雅言(1)，《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注释】
(1)雅言：周王朝的京畿之地在今陕西地区，以陕西语音为标准音的周王朝的官话，在当时被称作“雅言”。孔子平时谈话时用鲁国的方言，但在诵读《诗》、《书》和赞礼时，则以当时陕西语音为准。

【译文】
孔子有时讲雅言，读《诗》、念《书》、赞礼时，用的都是雅言。

【原文】
7·19 叶公(1)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2)。”

【注释】
(1)叶公：叶，音ｓｈè。叶公姓沈名诸梁，楚国的大夫，封地在叶城（今河南叶县南），所以叫叶公。
(2)云尔：云，代词，如此的意思。尔同耳，而已，罢了。

【译文】
叶公向子路问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子路不答。孔子（对子路）说：“你为什么不样说，他这个人，发愤用功，连吃饭都忘了，快乐得把一切忧虑都忘了，连自己快要老了都不知道，如此而已。”

【评析】
这一章里孔子自述其心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连自己老了都觉察不出来。孔子从读书学习和各种活动中体味到无穷乐趣，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者，他不为身旁的小事而烦恼，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原文】
7·20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译文】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的东西，勤奋敏捷地去求得知识的人。”

【评析】
在孔子的观念当中，“上智”就是“生而知之者”，但他却否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他之所以成为学识渊博的人，在于他爱好古代的典章制度和文献图书，而且勤奋刻苦，思维敏捷。这是他总结自己学习与修养的主要特点。他这么说，是为了鼓励他的学生发愤努力，成为各方面的有用人才。

【原文】
7·21 子不语怪、力、乱、神。

【译文】
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变乱、鬼神。

【评析】
孔子大力提倡“仁德”、“礼治”等道德观念，从《论语》书中，很少见到孔子谈论怪异、暴力、变乱、鬼神，如他“敬鬼神而远之”等。

【原文】
7·22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译文】
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走路，其中必定有人可以作我的老师。我选择他善的品德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善的地方就作为借鉴，改掉自己的缺点。”

【评析】
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受到后代知识分子的极力赞赏。他虚心向别人学习的精神十分可贵，但更可贵的是，他不仅要以善者为师，而且以不善者为师，这其中包含有深刻的哲理。他的这段话，对于指导我们处事待人、修身养性、增长知识，都是有益的。

【原文】
7·23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1)其如予何？”

【注释】
(1)桓魋：魋，音ｔｕí，任宋国主管军事行政的官——司马，是宋桓公的后代。

【译文】
孔子说：“上天把德赋予了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

【评析】
公元前492年，孔子从卫国去陈国时经过宋国。桓魋听说以后，带兵要去害孔子。当时孔子正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周礼的仪式，桓魋砍倒大树，而且要杀孔子，孔子连忙在学生保护下，离开了宋国，在逃跑途中，他说了这句话。他认为，自己是有仁德的人，而且是上天把仁德赋予了他，所以桓魋对他是无可奈何的。

【原文】
7·24 子曰：“二三子(1)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注释】
(1)二三子：这里指孔子的学生们。
【译文】
孔子说：“学生们，你们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隐瞒的吗？我是丝毫没有隐瞒的。我没有什么事不是和你们一起干的。我孔丘就是这样的人。”

【原文】
7·25 子以四教：文(1)、行(2)、忠(3)、信(4)。

【注释】
(1)文：文献、古籍等。
(2)行：指德行，也指社会实践方面的内容。
(3)忠：尽己之谓忠，对人尽心竭力的意思。
(4)信：以实之谓信。诚实的意思。

【译文】
孔子以文、行、忠、信四项内容教授学生。

【评析】
本章主要讲孔子教学的内容。当然，这仅是他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并不包括全部内容。孔子注重历代古籍、文献资料的学习，但仅有书本知识还不够，还要重视社会实践活动，所以，从《论语》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经常带领他的学生周游列国，一方面向各国统治者进行游说，一方面让学生在实践中增长知识和才干。但书本知识和实践活动仍不够，还要养成忠、信的德行，即对待别人的忠心和与人交际的信实。概括起来讲，就是书本知识，社会实践和道德修养三个方面。

【原文】
7·26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1)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2)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3)而为泰(4)，难乎有恒矣。”

【注释】
(1)斯：就。
(2)恒：指恒心。
(3)约：穷困。
(4)泰：这里是奢侈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圣人我是不可能看到了，能看到君子，这就可以了。”孔子又说：“善人我不可能看到了，能见到始终如一（保持好的品德的）人，这也就可以了。没有却装作有，空虚却装作充实，穷困却装作富足，这样的人是难于有恒心（保持好的品德）的。”

【评析】
对于春秋末期社会“礼崩乐坏”的状况，孔子似乎感到一种绝望，因为他认为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难以找到他观念中的“圣人”、“善人”，而那些“虚而为盈，约而为泰”的人却比比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能看到“君子”、“有恒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原文】
7·27 子钓而不纲(1)，弋(2)不射宿(3)。

【注释】
(1)纲：大绳。这里作动词用。在水面上拉一根大绳，在大绳上系许多鱼钩来钓鱼，叫纲。
(2)弋：音ｙì，用带绳子的箭来射鸟。
(3)宿：指归巢歇宿的鸟儿。

【译文】
孔子只用（有一个鱼钩）的钓竿钓鱼，而不用（有许多鱼钩的）大绳钓鱼。只射飞鸟，不射巢中歇宿的鸟。

【原文】
7·28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译文】
孔子说：“有这样一种人，可能他什么都不懂却在那里凭空创造，我却没有这样做过。多听，选择其中好的来学习；多看，然后记在心里，这是次一等的智慧。”

【评析】
本章里，孔子提出对自己所不知的东西，应该多闻、多见，努力学习，反对那种本来什么都不懂，却在那里凭空创造的做法。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同时也要求他的学生这样去做。

【原文】
7·29 互乡(1)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2)其进(3)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4)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5)也。”

【注释】
(1)互乡：地名，具体所在已无可考。
(2)与：赞许。
(3)进、退：一说进步、退步；一说进见请教，退出以后的作为。
(4)洁己：洁身自好，努力修养，成为有德之人。
(5)不保其往：保，一说担保，一说保守。往，一说过去，一说将来。

【译文】
（孔子认为）很难与互乡那个地方的人谈话，但互乡的一个童子却受到了孔子的接见，学生们都感到迷惑不解。孔子说：“我是肯定他的进步，不是肯定他的倒退。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改正了错误以求进步，我们肯定他改正错误，不要死抓住他的过去不放。”

【评析】
孔子时常向各地的人们宣传他的思想主张。但在互乡这个地方，就有些行不通了。所以他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孔子“诲人不倦”的态度，而且他认为不应死抓着过去的错误不放。
【原文】
7·30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译文】
孔子说：“仁难道离我们很远吗？只要我想达到仁，仁就来了。”

【评析】
从本章孔子的言论来看，仁是人天生的本性，因此为仁就全靠自身的努力，不能依靠外界的力量，“我欲仁，斯仁至矣。”这种认识的基础，仍然是靠道德的自觉，要经过不懈的努力，就有可能达到仁。这里，孔子强调了人进行道德修养的主观能动性，有其重要意义。

【原文】
7·31 陈司败(1)问：“昭公(2)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3)巫马期(4)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5)，君子亦党乎？君取(6)于吴，为同姓(7)，谓之吴孟子(8)。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注释】
(1)陈司败：陈国主管司法的官，姓名不详，也有人说是齐国大夫，姓陈名司败。
(2)昭公：鲁国的君主，名惆，音ｃｈóｕ，公元前541￣前510年在位。“昭”是谥号。
(3)揖：做揖，行拱手礼。
(4)巫马期：姓巫马名施，字子期，孔子的学生，比孔子小30岁。
(5)党：偏袒、包庇的意思。
(6)取：同娶。
(7)为同姓：鲁国和吴国的国君同姓姬。周礼规定：同姓不婚，昭公娶同姓女，是违礼的行为。
(8)吴孟子：鲁昭公夫人。春秋时代，国君夫人的称号，一般是她出生的国名加上她的姓，但因她姓姬，故称为吴孟子，而不称吴姬。

【译文】
陈司败问：“鲁昭公懂得礼吗？”孔子说：“懂得礼。”孔子出来后，陈司败向巫马其作了个揖，请他走近自己，对他说：“我听说，君子是没有偏私的，难道君子还包庇别人吗？鲁君在吴国娶了一个同姓的女子为做夫人，是国君的同姓，称她为吴孟子。如果鲁君算是知礼，还有谁不知礼呢？”巫马期把这句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真是幸运。如果有错，人家一定会知道。”

【原文】
7·32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译文】
孔子与别人一起唱歌，如果唱得好，一定要请他再唱一遍，然后和他一起唱。

【原文】
7·33 子曰：“文，莫(1)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注释】
莫：约摸、大概、差不多。

【译文】
孔子说：“就书本知识来说，大约我和别人差不多，做一个身体力行的君子，那我还没有做到。”

【评析】
对于“文，莫吾犹人也”一句，在学术界还有不同解释。有的说此句意为：“讲到书本知识我不如别人”；有的说此句应为：“勤勉我是能和别人相比的。”我们这里采用了“大约我和别人差不多”这样的解释。他从事教育，既要给学生传授书本知识，也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他说自己在身体力行方面，还没有取得君子的成就，希望自己和学生们尽可能地从这个方面再作努力。

【原文】
7·34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1)为之(2)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3)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注释】
(1)抑：折的语气词，“只不过是”的意思。
(2)为之：指圣与仁。
(3)云尔：这样说。

【译文】
孔子说：“如果说到圣与仁，那我怎么敢当！不过（向圣与仁的方向）努力而不感厌烦地做，教诲别人也从不感觉疲倦，则可以这样说的。”公西华说：“这正是我们学不到的。”

【评析】
本篇第2章里，孔子已经谈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本章又说到“为之不厌，诲人不倦”的问题，其实是一致。他感到，说起圣与仁，他自己还不敢当，但朝这个方向努力，他会不厌其烦地去做，而同时，他也不感疲倦地教诲别人。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仁与不仁，其基础在于好学不好学，而学又不能停留在口头上，重在能行。所以学而不厌，为之不厌，是相互关联、基本一致的。

【原文】
7·35 子疾病(1)，子路请祷(2)。子曰：“有诸(3)？”子路对曰：“有之。《诔》(4)曰：‘祷尔于上下神祗(5)。’”子曰：“丘之祷久矣。”

【注释】
(1)疾病：疾指有病，病指病情严重。
(2)请祷：向鬼神请求和祷告，即祈祷。
(3)有诸：诸，“之于”的合音。意为：有这样的事吗。
(4)《诔》：音ｌěｉ，祈祷文。
(5)神祗：祗：音ｑí，古代称天神为神，地神为祗。
【译文】
孔子病情严重，子路向鬼神祈祷。孔子说：“有这回事吗？”子路说：“有的。《诔》文上说：‘为你向天地神灵祈祷。’”孔子说：“我很久以来就在祈祷了。”

【原文】
7·36 子曰：“奢则不孙(1)，俭则固(2)。与其不孙也，宁固。”

【注释】
(1)孙：同逊，恭顺。不孙，即为不顺，这里的意思是“越礼”。
(2)固：简陋、鄙陋。这里是寒酸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奢侈了就会越礼，节俭了就会寒酸。与其越礼，宁可寒酸。

【评析】
春秋时代各诸侯、大夫等都极为奢侈豪华，他们的生活享乐标准和礼仪规模都与周天子没有区别，这在孔子看来，都是越礼、违礼的行为。尽管节俭就会让人感到寒酸，但与其越礼，则宁可寒酸，以维护礼的尊严。

【原文】
7·37 子曰：“君子坦荡荡(1)，小人长戚戚(2)。”

【注释】
(1)坦荡荡：心胸宽广、开阔、容忍。
(2)长戚戚：经常忧愁、烦恼的样子。

【译文】
孔子说：“君子心胸宽广，小人经常忧愁。”

【评析】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是自古以来人们所熟知的一句名言。许多人常常将此写成条幅，悬于室中，以激励自己。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应当有宽广的胸怀，可以容忍别人，容纳各种事件，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心胸狭窄，与人为难、与己为难，时常忧愁，局促不安，就不可能成为君子。

【原文】
7·38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译文】
孔子温和而又严厉，威严而不凶猛，庄重而又安祥。
【评析】
这是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的赞扬。孔子认为人有各种欲与情，这是顺因自然的，但人所有的情感与欲求，都必须合乎“中和”的原则。“厉”、“猛”等都有些“过”，而“不及”同样是不可取的。孔子的这些情感与实际表现，可以说正是符合中庸原则的。
　

雷滨

述而第七（南怀瑾）节选

    《论语·述而》第七，等于是《学而》这一篇的注解，并且连带发挥前面六篇的内涵，引伸了学问之道。述，即是叙述、记述的意义。

    一肩挑尽古今愁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我们研究孔子思想，知道孔子自己很谦虚，他说我述而不作。什么叫述？就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保留传统的文化，就所知道的，把他继续起来，流传下来，好比现在说的，散播种籽，没自己的创作，不加意见。孔子的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等六经文化的整理，只是承续前人，并没有加以创作。但是他有个态度，信而好古，不是迷信，是真信，加以考证过的真信。譬如我们中国第一部历史文献的《书经》，也叫做《尚书》，第一篇是从《尧典》开始，难道尧以前没有历史了？当然有，我们自己都晓得，讲祖宗文化从黄帝开始，黄帝到尧这个阶段，历史还有一千多年。中国文化五千年，是从黄帝开始数起，黄帝以前再推上去，如果照我们旧的说法，认为中国历史是有十二万年之久。以前历史是十二万年，哪知道后来年纪大了一些，进了洋学堂，就变了，变作五千年文化，再后来又变成只有三千年了，我看将来，说不定会变成只有一千多年了，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越来越短了！


    还有呢？专门疑古，对古代的文化不相信，于是好犯上作乱，尤其抗战以前有些学人，现在讲起来，真是该死，后来我们的思想一度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跟着日本人说，尧舜不是人，是中国人自己编的，尧是香炉，古代的香炉，舜是烛台，禹也不是人，是爬虫，这是日本人故意侮辱我们的，我们的学者也都跟着这样说。所以我们的文化到了今日这个地步，不是偶然的，是几十年来大家疑古，随便抛弃了传统，抛弃了前人的经验，轻视前人的学问，结果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信而好古，是保持历史人生的经验，孔子对此，持以非常慎重的态度，实在了不起。

    可是他还谦虚地说“窃比于我老彭”。老彭是两个人。老，是老子；彭，是彭祖，名彭篯，在古代的史料上，一般人说他活了八百年，是否有这个人，姑且不问，反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长命老人叫彭篯。孔子下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想向老子、彭篯看齐。这两个人都是讲传统文化，而且是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总而言之，他等于是自我幽默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一个老古董而已。”

    接着又说他作学问的态度和教学的精神，就是说明他自己人生的志趣。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默而识之”，学问要靠知识来的，这里的“识”在古代文字中是与“志、记、志”字通用，所以“默而识之”这句话就是说：作学问要宁静，不可心存外务，更不可力求表现，要默默然领会在心，这是最要紧的。

    “学而不厌”，他自己说作学问的志趣永远不厌倦，这在文章上读起来很容易了解，乍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深深体会一下，孔子的学问就在这里。虽然非常平凡，但要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平凡，能安于平凡是很难的，这也是“人不知而不愠”的引伸。以自己的经验来证明，假如发狠学一样东西，肯下工夫去学习，最多努力一段时期，就不能继续不倦的去搞了。所以一生能够学而不厌，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像写毛笔字、打太极拳，开始很有兴趣，再继续下去，到快有进步的时候，对自己的毛笔字，越看越讨厌，简直不想看；打拳也打得自己不想打了，认为学不好。这正是一个关键，是个进步的开始，可是大多数都在这种情况下厌倦的放弃了。因此，就觉得孔子这句话，的确了不起。

    另一点便是“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也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但是如果“得天下笨才而教育之，一苦也！”教育的事有时真使人厌倦不堪。尤其是现在青年的教育，从小底子打得太差了，几乎必须要重新打基础。所以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必须要有宗教家的精神，爱人爱世，须要有舍身饲虎、入海救人的牺牲精神才行，又像是亲自施用换心术硬要把自己的东西，装到他的脑子里去的这种心情。但有许多学者有了学问，却当成千古不传之秘，不肯教给别人。

    孔子这三句话，表面上看是很容易的，做起来就非常难。后世为人师表者，可以将这几句话作成格言，在碰到厌倦的时候，提起孔子这几句话，在肚子里脸红一下，马上自己改正过来。孔子在接着这三句话之后便说：“何有于我哉？”翻成白话，便是说，我没有什么学问，只不过到处留意，默默地学习中，我把它强记下来；求学问不厌倦；教人也不厌倦；但是除了这三点以外，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三点都是真学问，我们大家都很难做到，所以我认为这篇是第一篇《学而》的引伸注解。

    梦中的忧乐

    接着是讲为学与为政的道理。孔子对于时代风气的衰变非常忧虑，所谓忧国忧民，他忧的是什么？这里说：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就此四项的内涵，已足以陈述孔子当时忧天下、忧国家、忧民族、忧文化衰颓变乱的心情。这种心情，到了现在，又压在我们的心头。孔子说，那个时代不得了，一般人不讲修养自己的品德；只讲现实，不讲求真正的学问。正像这个时代，教育尽管普及，可是人们都不喜欢读书，甚至连买书都不愿意。现在出的书都是小本，裤袋里可以放的，不是读书，是坐在公共汽车上摩擦，搞破就算了。不像我们以前读书，要反复背诵的慎思明辨。现在的背书，并不是以所背诵的书成为自己的学问，而是作临时应付考试之用，偶然也启发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思想，知道了很多的知识，过去是读书，现在是看书，看过就行了，其实不深入。知识不一定就能成为学问。

    最可怕的是，听到了义之所在，自己也知道这道理是对的，只是自己的劣根性改变不了，明明知道自己走的路线不对，又不肯改。为什么不能改？时代环境的风气，外在的压力，自己又下不了决心，所以只好因循下去。

    孔子说了他担忧的四点：“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也是每一个人和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通病，尤其碰到衰乱的世局，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都可能有这四种现象出现，由此可见他的心情，所以说孔子是淑世——救世主义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怕亡国，因为亡国可以复国，最怕是把自己文化的根挖断了，就会陷于万劫不复。这里所记孔子的感慨，也就是担忧人文文化迷失了的后果。我们再看古今中外的历史，一旦国家文化亡了，即使形态存在，但已动摇了根本，难以翻身，这是一定的。犹太人虽然亡了国，他立国的文化精神，始终建立在每一代犹太子民的心目中。文化看起来是空洞的，但它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脉，孔子在这里不谈国家政治而谈人文文化，实际上这正是民族历史的重点。国家天下，尽在其中。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这里燕居的“燕”与“晏”相通，在文学上也叫“平居”，就是在家的日常生活，这里说孔子平常在家的生活“申申如也”，很舒展，不是皱起眉头一天到晚在忧愁。他修养好得很，非常爽朗、舒展，“夭夭如也”，而且活泼愉快。所以尽管忧国忧民，他还是能保持爽朗的胸襟，活泼的心情，能够自己挺拔于尘俗之中，是多么的可爱。但是他乐的是人生的平淡，知足无忧，愁的不是为己，为天下苍生。因此下面又引出孔子的一种心忧。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大家都知道，在孔子以前，凡提到中国文化，必提到周公，因为自周朝建国以来的人文文化，都由周公一手整理而付诸实行。等于我们后世，一提到中国文化，便提到孔孟。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用这句话，改说：“唉！我老了，很久没有梦见孔子了！”孔子这句话，就是这种意思的感叹。如果解释为他晚上睡不安稳，经常作梦，那是精神有问题，就不会“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而是“苦苦如也！”精神好，身体健康当然不作梦，孔子的身体是健康的，所以这句话是形容和感叹之词，意思是说现在的时代，乱成这个样子，实在无法再挑起这副担子。当然这只是孔子的感慨而已，结果担子还是挑下来了。梦不见周公没关系，他到底很清醒的担负其中国文化承先启后的担子。所以我们要注意孔子思想中究竟藏有些什么精神，在第四篇《里仁》中讲到他的全副精神，这里更清晰地提出来了。

    道德仁艺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假如有人问，孔子的学术思想真正要讲的是什么？可以大胆地引用这四句话作答，这就是他的中心。也可以说是孔子教育的真正的目的，立己立人，都是这四点。关于这四点的教育方法，也就是后面《泰伯》篇中孔子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第一项所说的“志于道”，又学个什么道呢？一般人说孔子说的是人道，不讲天道，因为天道渺远，属于形而上的范围。究竟有没有神的存在？生命是怎样开始的？宇宙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都是属天道。“天道远”并不是说与我们的空间距离远。如照现代观念来说，更不合理了，目前到月球只不过几天的事，怎么说远？这个远字实际上是高远的意思，指距离人类的知识程度太远。“人道迩”，人道比较浅近易懂。所以过于高远的暂时不要讲它，先把人们自己切身的问题解决了，再讲宇宙的问题，一般人说孔子只讲人道，这是后代的人为孔子下的定义，事实上孔子并没有这样说，当时，只有他的学生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见《公冶长》篇。根据子贡这里的话，再看孔子在《易经》中所讲的学问，他绝对懂天道——宇宙的来源。所以子贡便说，他讲人道，我们听得懂，他讲宇宙的奥妙，因为我们的学问还不够，实在听不懂。

    因此孔子在这里所讲“志于道”的“道”，我们不能硬性替它下一个范围，说他只讲人道，不讲天道。如果要研究孔子的思想，必须研究《易经》的《系传》，他许多的重要思想，都表现在《系传》中，有关形而上的学问，也在《系传》里。那么孔子在这里所说的道是什么？我们可以很老实的作答：“孔子自己没有下定义，所以我们很难替他下定义。”至于他在这里讲的“志于道”可以列举很多，证明他是懂得形而上道。由人生的普通行为——形而下开始，一直到最高的天地万物的玄妙之道，他全懂。不过一般学生们程度不够，他没有偏向这方面讲，如果专讲这方面，孔子就变成一个宗教的教主了。尽管后人称他为儒教教主，他自己在当时非常平实，不走教主的路线。

    根据原文“志于道”，可以解释为形而上道，就是立志要高远，要希望达到的境界。这个“道”就包括了天道与人道，形而上、形而下的都有。这是教我们立志，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目的。至于是否做得到，是另一回事。正如大家年轻时刚出社会做事，都立志取得功名富贵，。就以赚钱为目的来说，起码也希望赚到几千万元。但立志尽管立志，事实上如今一个月只赚几千块。如果因立志几千万，只拿几千元，“不为也！”不愿干回去好了！这说明立的志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孔子说，作学问要把目标放得高远，这是第一个“志于道”的意思。

    “据于德”，立志虽要高远，但必须从人道起步。所谓天人合一的天道和人道是要从道德的行为开始。换句话来说，“志于道”是搞哲学思想，“据于德”是为人处世的行为，古人解说德就是得，有成果即是德，所以很明显的，孔子告诉我们，思想是志于道，行为是依据德行。如果根据这里的四点来分析《论语》中所讲的道理，有许多都是“据于德”的说明。

    “依于仁”，已经说过，仁有体有用。仁的体是内心的修养，所谓性命之学、心性之学，这是内在的。表现于外用的则是爱人爱物，譬如墨子思想的兼爱，西方文化的博爱。“依于仁”，是依傍于仁，也就是说道与德如何发挥，在于对人对物有没有爱心。有了这个爱心，爱人、爱物、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扩而充之爱全天下。这是仁的发挥。

“依于仁”然后才能“游于艺”。游是游泳的游，不是游戏的游，在这里我们要特加注意，游戏的游是“辵”旁，这里是水旁的游泳的游，“游于艺”的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孔子当年的教育以六艺为主。其中的“礼”，以现代而言，包括了哲学的、政治的、教育的、社会的所有文化。至于现代艺术的舞蹈、影剧、音乐、美术等等则属于乐。“射”，军事、武功方面。过去是说拉弓射箭，等于现代的射击、击技、体育等等。“御”，驾车，以现代来说，当然也包括驾飞机、太空船。“书”，文学方面及历史方面。“数”则指科学方面的。
人生对于道、德、仁、艺这四种文化思想上修养的要点都要懂。这四个重点的前一半“志于道，据于德”包括了精神思想，加上“依于仁，游于艺”作为生活处世的准绳，是他全部的原则，同时告诉每个人，具备这些要点，才叫学问。如无高远思想就未免太俗气，太现实的人生只有令自己厌烦。没有相当的德行为根据，人生是无根的，最后不能成熟。如果没有仁的内在修养，在心理上就没得安顿的地方。没有“游于艺”，知识学问不渊博，人生就枯燥了。所以这四点统统要，后人对这四个重点都有所偏重，其实讲孔子思想，要从这里均衡发展。下面一个问题来了：

    孔子的学费问题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从汉朝开始，对“束修”的解释都是学费，好像孔子也在开补习班。他说，凡是在这里缴了学费的，我没有不教。当然缴了学费要教！教育和买卖一样，尤其当前教育完全是商业行为。有一次在大学教书下了课，和一位著名的老经济学家在等交通车，天快下雨了，我叫计程车邀他一起坐回家。闲谈起现在的学校，对教书的人这样待遇，简直是商业行为。这位经济学家说我外行，他说商业行为是主顾至上，学生是主顾，我们也是主顾，学校根本没有把我们主顾照拂好，才不是商业行为呢！我问他那又是什么？他说是官僚作风。这是讲到现代的教育制度，完全西化了，的确是商业行为。以前中国的教育制度，师生之间，如父子兄弟，负一辈子的责任。现在这个责任没有了，知识成了货品，与我们原来的教育制度、教育精神不同。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检讨的。

    现在再来说束修这个字。古代不说学费说束修，但束修又是什么呢？束就是用绳子捆拢来为一束，修同修，就是腊肉。古代到老师那里求教，学生当然要贽敬。古代的贽从贝，贝即贝壳。我们的老祖宗汉民族，居住在中原地带，贝类很少，物以稀为贵，所以用贝当作货币流通。因此在古代凡是与财物有关的字，如宝，如财，都从“贝”。有人说，古代朋友的“朋”字，就是两串贝壳的形象，就含了“有酒有肉皆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的幽默了。

    依我的看法，问题在自行两个字，自行束修是自行检点的意思，如果说束修是腊肉，孔子三千弟子，哪里吃得了这许多腊肉，放也没有这样大的地方来放，还有孔子的学生中如颜回，连一个好一点的便当都没有，哪里来的腊肉送给老师？而孔子不但教他，并且以他为最得意的学生。我认为孔子这句话的思想是说，凡是那些能反省自己，检束自己而又肯上进向学的人，我从来没有不教的，我一定要教他。这是我和古人看法所不同的地方，所谓自行束修，就是自行检点约束的意思。

    刺激和诱导的教育法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这里是说教育方法的原则。所谓“愤”，就是激愤的心情。对于不知道的事，非知道不可，也是激愤心理的一种。如有一件事，对学生说，你不行，而他听了这句话，就非行不可，这是刺激他，把他激愤起来。“启”就是发，在启发之前，先使他发愤，然后再进一步启发他
第二就是引起他的怀疑，“悱”就是内心有怀疑、不同意。譬如说古人这样讲，就告诉他这值得考虑。孔子所谓“当仁不让于师”，韩昌黎所谓：“师不必贤于弟子”。老师不一定完全是对的，不是光靠服从接受便行，如果呆板的接受，学问会越来越差的。多怀疑就自然会去研究，“发”就是研究。

    “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而且要多方面看。一桌四角，讲了一角，其余三角都会了解，那么他可以回来，“复也”就是回来。回到哪里？回到思想智慧的本位，就是回到自己智慧的本有境界。所以在教育方面，一定要激发他愤、悱的求知欲。我们看儿童的教育，有的孩子，对什么事情都不服气，而做家长的，总是希望孩子服气，尤其老一辈的人，往往把自己的经验看得非常重要，希望孩子接受。实际上要使孩子服气，接受上一代的经验，在教育方法上，必先使他能愤、能悱才行。
    千古艰难唯一死

    讲了孔子教育方法的原则原理，就讲到：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这是讲孔子对于养生送死的礼非常重视。他去了丧家，吃饭从来没有吃饱过；在这一天哭过了，心里头难过，绝对不唱歌的。这很简单，不但孔子，我们也一样。这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这两句话放在这里呢？这句话看来很平常，但其意义是说明孔子对生死的大问题很重视。古今中外，宗教、哲学、科学都在追究这个问题：生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了？死了以后还有没有？是否如过去所讲有再生之说，死了以后还会投胎？后来又加上来自印度、埃及的学说，认为人死了再投胎不一定做人，做什么决定于前生的道德善恶。所谓轮回、三世因果，这是佛家的思想。西方也是一样，基督教也有这样的思想，人死了以后，等到世界末日来临时，灵魂还会复活，接受上帝的审判。复活岂不是再生？这是一样的道理，不过不如东方说得详尽而已。这是古今中外一个大问题。所以孔子对于生死的事情，非常重视。这两句话，没有放在专门讲孔子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现实的《乡党》篇中，而放在这里，是为了连接引出下面的道理。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天！

    孔子有一天对颜回说，时代、国家如果用得到我，就出来为国家、天下做事；如时代、国家不需要我，就退隐，自己藏起来。藏在哪里呢？譬如苏东坡的诗说：“万人如海一身藏”，非常好，尤其适合现在这个时代，古人是要隐藏到山林中去，现在用不着，只要住在公寓房子里，把门一锁，死了都没人知道。孔子还说，这样的情形，只有我和你颜回两人可以做到。因为颜回在孔门是道德修养最好的学生，至于其他的三千弟子，相形之下，就逊色多了。实际上也真的是很难，我们再体验一下，用之不一定能够行。假如说目前这个环境，把基辛格一流的人都拿下去，要你出来，行不行是个问题。时代不需要你的时候，你能不怨天，不尤人，默默无闻的活下去，这也做不到。一个人总有自己的牢骚，尤其知识分子们总认为：“当今天下，舍我其谁？”假使让我出来，比诸葛亮还更高明。所以没有完全认识自己，隐退是很难的，因此孔子对自己得意的弟子颜回说：“只有你我两才做得到。”

    把全篇首尾连贯起来，排成一个师生讲论的场面，由上面一节的说话，第一个不服气的又是子路，他忍不住开腔了：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子路倒有自知之明，讲“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一套修养，自己是不行，所以他说：“老师！假使你打仗，你带哪一个？你总不能带颜回吧！他营养不良，体力都不够，你总得带我吧！”——文章中的三军，不是现代的海陆空军，当时还是车战，中军、左军、右军称为三军。——孔子听了子路的话笑了，他骂子路，像你这种脾气，要打仗绝不带你，像一只发了疯的暴虎一样，站在河边就想跳过去，跳不过也想跳，这样有勇无谋怎么行？而且一鼓作气，看起来蛮英勇，死了都不后悔，这种作法是冤枉去送死。子路这样的勇，不是大勇，孔子的学问中，智、仁、勇三个字是相连的，真正的大勇，一定有智有仁；真正的仁，一定有智有勇；真正的智，也一定有仁有勇，三者不能分开的。孔子说，一个统帅的修养，一定要做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所谓临事而惧，并不是怕事，而是说任何一件事到手上，开始时就是怕会失败，所以要考虑周详，不自作聪明；到事情终于来了，则“好谋而成”，不怕了，必须用智慧，各方面都设想周到，促其成功，这才是统御人才的基本修养。

    男儿到此是英雄   因此而引出孔子自己的表白，说明他对立身处世的态度：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这是孔子有名的话。在《论语》上是“富而可求也”，但在《史记·伯夷列传》上，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话是“富贵如可求也”，还多一个“贵”字。这也是一个问题，古书上这些小问题，读书时也要注意到。我认为《论语》的记载比较对，应该没有“贵”字，因为《尚书·洪范篇》上讲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便没有“贵”字。我们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富贵两字往往连起讲，富了自然就贵，不富就不贵，富更重要，所以在这里富字应该已经包括了“贵”字而说的。孔子认为富是不可以去乱求的，是求不到的，假使真的求得来，就是替人拿马鞭，跟在后头跑，所谓拍马屁，乃至教我干什么都干。假使求不到，那么对不住，什么都不来。“从吾所好”。孔子好的是什么？就是下面说的道德仁义。真的富贵不可求吗？孔子这话有问题。中国人的老话：“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发小财、能节省、勤劳、肯去做，没有不富的；既懒惰，又不节省，永远富不了。大富大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但大富的确由命。我们从生活中体会，发财有时候也很容易；但当没钱时一块钱都难，所以中国人说一钱逼死英雄汉，古人的诗说：“美人买笑千金易，壮士穷途一饭难。”在穷的时候，真的一碗饭的问题都难解决。但到了饱得吃不下去的时候，每餐饭都有三几处应酬，那又太容易。也就是说，小富由勤，大富由命，但命又是什么东西？这又谈到形而上去了，暂时把它摆着。

    现在孔子所谓的求，不是“努力去做”的意思，而是“想办法”，如果是违反原则去求来的，是不可以的。所以他的话中便有“可求”和“不可求”两个正反的道理，“可”与“不可”是指人生道德价值而言。如富可以不择手段去求得来，这个富就很难看，很没有道理，所以孔子说这样的富假使可以去求的话，我早去求了。但是天下事有可为，也有不可为，有的应该做，也有的不应该做，这中间大有问题。如“不可求”，我认为不可以做的，则富不富没有关系。因为富贵只是生活的形态，不是人生的目的，我还是从我所好，走我自己的路。

    子之所慎：齐、战、疾。

    孔子平常非常小心注意的事：齐、战、疾三件事情。古代齐斋同义，清心寡欲谓之斋，古人在举行国家大典或祭天地祖宗的时候，便要斋戒。所谓斋戒沐浴就是清心寡欲，并不像现在的人，称吃素为吃斋，这个错误在习惯上已用了一千多年，不必改它了。古代的斋是内心的修养，要着重气质的变化，在《礼记》中变化气质第一步工夫，就是要“斋心”，“毋不敬，俨若思。”现代的语汇，就是心理的净化，所以孔子对“斋”是最谨慎，最小心的。

    其次是对战争，我们讲军事哲学思想史，经常也引用到孔子的话。他不是不懂军事，而是对军事哲学的理论很高明，只是平常不轻谈战争。

    第三疾：是指卫生、保健的事，这是养生之道，他非常注意自己身体健康。所以斋、战、疾是他特别小心的事。

    孔子生活习惯的事，为什么记载在这里？前面说过，这一篇等于是第一篇《学而》的解释、发挥，下面便讲到：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韶是古代一种音乐的名称，是三代以上的舜乐。孔子听了这个音乐，三月不知肉味。有人解释“三月不知肉味”说孔子在这一段时间吃素。当年五四运动，人们根据这句话，说孔子穷得连肉都吃不起。实际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的意思是孔子听了韶乐以后，心境之宁静，思想之专一，吃饭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吃饭，欣赏韶乐到了忘我的境界。这也是描写古代的音乐好到如此程度。所以孔子感叹，上古时代音乐的境界，有我们所意想不到的高明。

    讲了孔子内心的修养，和教育弟子以及他自己生活的情况，给我们一个榜样以后，下面就提出问题了。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孔子周游列国时，各国都排斥孔子，生怕他有意夺取政权，唯有在卫国的时候，卫灵公、南子、一般大臣，都对孔子很好，尊敬他，照顾他。所以当时大家都怀疑他，甚至孔子自己的弟子，听了太多的谣言，也起怀疑，像冉有，有一天就说，我们老师真想做卫国的国君吗？当然，他不是不赞成，老师真干了，他也会上来帮忙的。子贡听了便说，好！我去问他。这时孔子受的谣言大概很大，所以子贡也不先下断语，只说“将”要去问老师。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谈话，是一门很高的艺术，子贡问话的高明该学一学。他绝没有一进去就：“报告！老师，你要不要当国君？”他受过愤启悱发的教育，真是一个大外交官，说话非常漂亮，绝不问正题。他问孔子，老师，你看伯夷叔齐是什么样子的人？孔子说，那是了不起的，古代的贤人啊！子贡说，老师！他们两人，为了信守仁道的节操，不肯当国君，在首阳山饭都不吃，饿死了，你看他们到最后，会不会埋怨？后悔不后悔？孔子说他不会埋怨的。立定了志向，为达到最高道德的目标，宁愿饿死，求仁得仁，有什么可埋怨的？子贡听到这里，不需要再问老师想不想当国君，马上就出来了。对冉有说，老弟你放心，我们的老师不会做这种闲事。子贡问了当皇帝的话没有？他没有问。但问到了正题没有？绝对问到了。这就是值得效法的谈话艺术。

    讲到这里，下面就刚好把孔子自己的一段感叹接上去，作为解释，恰到好处。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是孔子最有名的话，而且在文学境界上，写得最美。孔子说，只要有粗菜淡饭可以充饥，喝喝白开水，弯起膀子来当枕头，靠在上面酣睡一觉，人生的快乐无穷！舒服得很！就是说一个人要修养到家，先能够不受外界物质环境的诱惑，进一步摆脱了虚荣的惑乱，乃至于皇帝送上来给你当，先得看清楚应不应该当。有了这个修养，才可以看到孔子学问修养的境界。人生的大乐，自己有自己的乐趣，并不需要靠物质，不需要虚伪的荣耀。不合理的，非法的，不择手段地做到了又富又贵是非常可耻的事。孔子说，这种富贵，对他来说等于浮云一样。孔子把这种富与贵比作浮云，比得妙极了。并不是如后世认为像天上的云，看都不要看一下。唐诗宋词，作流水浮云的作品太多了。在孔子当时，很少用到。我们要注意到，天上的浮云是一下子聚在一起，一下子散了，连影子都没有。可是一般人看不清楚，只在得意时看到功名富贵如云一样集在一起，可是没有想到接着就会散去。所以人生一切都是浮云，聚散不定，看通了这点，自然不受物质环境、虚荣的惑乱，可以建立自己的精神人格了。

    在这里，又插进孔子的一段话。孔子这里几段话，在什么年龄说的，无法考证，不过弟子们编这部书，把他的观念连贯起来，编得非常妙，成一整体，所以下面就是说，孔子的目的在于学问。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根据这个话看起来，孔子总是在四十多岁，至多四十九岁说的。他说如果我能多活几年，五十岁以后学《易经》——《易经》是古代的文化——把《易经》搞通了，人生就没有大过了。“大过”也是《易经》六十四卦中一个卦名。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生自己晓得真要求学问，大概都在这个阶段，根据现代医学，人类智慧发展得最成熟的时候，是五十岁开始，到六十岁这个阶段，因此也证明蘧伯玉：“吾年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的话了。人多活一年，反省就多一年。人能知道过去的错处就是了不起，所以孔子说这几句话，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在这阶段中，头脑最成熟，真有资格求学问。下面就讲孔子的学问，除了《易经》以外，就是雅言，这是说孔子平常不乱说话的，他讲话都是很高雅的，有所根据的。难道孔子土话都不讲吗？吃饭一定说：“饮食哉！饮食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孔子讲的话，都有学问的根据，根据什么呢？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中国传统的文化，《诗经》、《书经》、《礼记》等等都是雅言，是上古文化的中心。也就是说他的思想言行，都是有根据的，足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

    记载了孔子这些事情，归纳起来，下面就另起一段：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叶公好龙”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他喜欢龙。在宫廷里到处画的雕的都是龙，结果感动了真龙来现身，却因此把他吓死了。所以当时子张就曾经说过，他不是爱的真龙，而是爱的像龙一样的东西。而后人把这个故事，当作浮华不实的比喻。叶公有一天问子路，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子路没有答复他。子路的不答复，非常高明，因为站在子路的立场，他实在不便说什么。同时孔子这样伟大的人，真的教人不知从何说起，就是说了，叶公也未必能了解孔子。但是，叶公走了以后，子贡就进去报告老师，孔子说你何不告诉他，我是一个为了发愤求学问，常常穷得没饭吃，连自己肚子饿了，都无所感觉，而忘了人是必须吃饭的那种人；当学问上有所获益，就快乐得忘记了忧愁，根本忽略了衰老的威胁。

    孔子这种为学的精神，也是我们要效法的地方。孔子的人生修养，是永远年轻的，所以他的学问道德，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永远是进步的，随时有新的境界。

    进步和退步

    下面接着引用孔子的话。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这个文字很简单，我们一看就懂了。如果以现在的观念来说，就是孔子告诉学生或朋友们，我并不是生来的天才，是爱好传统，靠勤敏而求得的学问。生来便能自知的天才真有吗？那是一个问题。我们古史记载，如黄帝，如尧，都有生知的天才，不过后人并不相信

    讲到好古，在这里可以注意一下，中国人在近几十年以前的几千年当中，观念上都认为今不如古。在历史上许多地方，都引证古人的事例，充满了对古人的赞美。而近世纪的观念，引进了西方文化。从十六七世纪以后，西方文化有一大转变，认为古不如今，越到后来，越推翻了前代，今天很可能是错的，明天会更好，这就涉及到哲学上的一个问题了。究竟人类文化是进步，还是退步呢？照中国的，东方的看法是今不如古，人类历史文化是退化，没有进步。照目前西方文化的看法，是古不如今，古代永远是落伍的，新的永远是进步的。这两种相反的看法，便在哲学思想上形成了一个问题。

    我们对此应先有一基本的认识。究竟什么叫进步？什么叫退步？须要先下一个定义。如果把中外古今的文化研究下来，就会得到一个结论。譬如说，现在整个时代，是科学文明的时代。十六世纪以后，西方科学文明刺激了工商业的发达、社会经济的繁荣。而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又回过来刺激了科学文明的进步，形成一种循环性的刺激与发展。到今天为止，科学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生活上的便利，但是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相反的给人类精神上带来更多的痛苦与烦恼。

    这样，将中西文化联合起来加以研究，站在物质文明进步的立场，或者自然科学的观点来讲，明天实在比今天好；站在精神文化的立场来说，今天是比昨天差。

    其次，站在政治哲学的立场来讲，不谈现实，只谈理论。因为一切学问的最后，都须要哲学来做总结论的。譬如说，帝王政治、民主政治、独裁政治、自由政治，所有各种政治思想和作法，在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但是谁能够下一个结论说究竟哪一种政治体制是最好的？我相信这是无法下结论的。历史上都有过，都看过，都经验过这些政治制度，可是没有人能够肯定何者是绝对的好，何者是绝对的不好。药物也是一样，中药有中药的用法，西药有西药的用法。某种病用几种不同的药，相对的都可以治好，这也和政治哲学的道理一样。所以究竟是古代的好或现代的好，也很难讲。

    这里就是说孔子智慧的成就、学问的成就、作人的成就，都很平实，不是天才，再说他平实到什么程度呢？

    聪明人的玩具   子不语怪、力、乱、神。
    这四样东西，是孔子所不喜欢多讲，很少讨论的事。因此在我们的观念里，孔子是很平淡的，很老实的作一个普通人。乾隆时代有名的才子袁枚，著了一本《子不语》的笔记小说，专门讲神鬼等等奇怪的事。因为孔子不讲而他要讲，所以书名《子不语》。其他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康熙时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再加上王渔洋的《池北偶谈》，都是清初几个大名士、大才子的作品，充满怪、力、乱、神的故事。就如现在，大家喜欢讲鬼故事是一样的。前几天有一个英国专门研究灵魂学的博士来找我。现在研究灵魂学，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这门科学绝不能轻视。假定有一天，科学证明了死后灵魂的去向，许多宗教将成问题，站不住脚了。其次，唯物思想将被完全打垮，连影子都没有。世界文化也将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基于唯物思想，因而从事科学发明的，许多科学理论，乃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其他许多哲学上的观点，都成了问题。

    一个社会充满了怪、力、乱、神，是项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自己反省，很难保证我们脑子里绝对没有怪、力、乱、神的思想。当我们遭受极大困难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的，至少会想到命运。我常说世界上最迷信的是知识分子，假如故意对一个知识分子说他气色不好，他就马上请你替他看相了。就凭这样一点心理，于是发展出了怪、力、乱、神。他说他是科学家，但科学家更迷信。我说现代有一个大迷信，就是许多人迷信“科学万能”。这也是同样的严重问题。如果人的智慧到达了哲学的最高境界，怪、力、乱、神摸不进来了，才真是平实的人。孔子讲仁道，也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不能轻易放过怪、力、乱、神这四样东西。以这四个要点，来研究中国社会，可以看到充满了怪、力、乱、神的事迹。每一时代、每一皇帝、每一政治措施，都靠这四个字作背景。尤其中国历史上说及某某名人，后面都有一样神怪附会。譬如说曾国藩是蟒蛇变的；袁世凯是癞哈蟆变的；清代末年，好好坏坏的几个大人物，被称为西山十怪，前生后世，都有一套说法。尽管当时文字上没有写出来，但口语相传，煞有介事。所以学问修养很难做到平实，不受怪、力、乱、神的影响。


    下面是连接上面，描写孔子和他作人、处世的道理。

    谦虚和自信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前面我们批驳了古人对《学而》篇中“无友不如己者”的错误解释，到这里看得更清楚了。孔子说，三个人走在一起，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其实孔子这句话，还是打了折扣，应该说各个都是自己的老师。比我好的固然是我的老师，不如自己的也是我的老师。因为看到他笨、他坏，自己就会反省：不要这样笨，不要这样坏。所以他们都是我的老师，足以借镜反省。

    孔子这句话同时说明了研究学问，不光是在死的书本上下功夫，还要在社会上观察：别人对的要学习，不对的要反省。这句话听起来很平常，都懂得这个道理很对，应该这样做。可是照我们的经验，人都不肯这样做，包括我在内，人们多半有一种傲慢的心理。照孔子的态度，对比自己好的人要尊敬，向他看齐?。可是发现一个比自己好的人时，由于这种傲慢心的作用，自己心里很难受。再过两秒钟，觉得自己还是比他好，于是越想自己越好，有如当年在大陆时乡下人说的：“天大，地大，我大。月亮下面看影子，越看自己越伟大。”人类就天生有这种劣根性。所以孔子这几句话看起来很平淡，没有什么难处，仔细研究起来，若说在人群社会中，真发现了别人的长处，而自己能从内心、从根性里发出改善、学习的意念，是很不容易作到的。

    人就永远如此其实吗？有时带点像傲慢的自信，也是应该的。下文来了：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是宋国的大夫，曾经想要谋杀孔子。学生们得到消息，告诉孔子怎样逃避，可是孔子满不在乎。事实上在那种政治社会环境中，也无法逃避。孔子就有一种自信，像宗教家一样坚定。他对学生们说，上天生下了我，把历史、文化的责任放在我身上，桓魋怎敢，又怎能伤害于我？结果当然证明了桓魋无法把孔子怎样。这是不是傲慢？不是的，是自信。我们要由这里了解，有时候对某些事要有绝对的信心。假如没有这种自信心就不行。学过中国武功的人就知道，学军事的更知道，如果丧失了自信，功夫再好，也会被打垮的。看《荆轲列传》，他的剑术并不高，有一次他去看一位剑术高手。荆轲举起剑来，那个人不动，只两眼盯着荆轲，结果荆轲还剑入鞘，回头就走。如果以现在的武侠小说来说，那个人的眼睛已经炼就了一种特有的刚毅之气。事实上是宁静、自信的精神把对方克服了，这是以武术来说明自信心的重要，尤其个子矮小的人与体格魁梧的人打斗，如先自失去了信心，一定失败。自信在很多地方，对很多事情，都是很重要的。

  刚才讲了这一大段孔子作人、处世、作学问的修养，下面便再转到他在教学方面的教育法。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这等于说：诸位，你们以为我讲学问，还会保留秘密，不传给你们？我绝对没有丝毫隐瞒，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们作学问，为什么都不懂呢？作学问容易犯一个毛病，都怕老师会留一手。尤其中国古代学武功的人，老师很可能会留一手。留一手，以防徒弟打老师。可是这一留，留到最后就都没了。孔子说，我并没有保留，我的学问很简单，本身就是教材，表现在平时作人、处世、言行间。学问就在这里面，告诉了你们，千万不要只在书本上死念书。换句话说，这一节书，显示了孔子的教育法是在日常生活行为上，处处表达无遗，不要有神秘感，不要有好奇心，他随时随地都在教学，学问就从生活经验得来。书本上是求知识，求前人的经验，和前人的见解与心得。但是要把这些知识、见解与心得用到自己身上，就要加以体验了。所以他说“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没有哪一次、哪一个地方不表现学问的道理。你们要在这方面去了解、去学习。

    跟着下面又提出来孔子的教育宗旨：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现在有些研究孔孟学说的人，跟着新时代走，他们说孔子是非常科学的，在当时孔子就有分科教育了。他对学生们分有文、行、忠、信四门类别，好像现在分科分系的教育法。这是说笑话了。

    孔子教育的宗旨是这四项。第一“文”：包括了知识、文章——广义的文章。文章的文采、字句和条理，章是连起来的一大篇文理。狭义的是指文字作品叫文章，这是后世观念。在春秋战国时候，文应该是广义的文章，包括了一切知识及文学。第二“行”：文章好，知识好，充其量变成文人。学者们要注意，古人早就有“文人多无行”的说法。所谓文人多半无行，就是说，知识多了，正理、歪理，条条有理，因此凡事满不在乎，便成了“名士风流大不拘”。还有，往往文章写得好的人，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功业。看中国三千年来文学史，文学造诣高、诗辞歌赋都行的人，在事业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之处。以诗人来说，社甫、李白等在其他方面，没什么大成就。在功业上有成就的人，不一定文学是好的。不过像唐代几个皇帝，文章诗词都非常好，尤其唐太宗诗作得非常好，不过他不肯作，书法也好。所以唐代文学好，是帝王们提倡的。宋朝的儒家，理学讲得好，推其原因，也是受宋太祖的影响。赵匡胤本身就内行，所以说转移社会风气在于一二人者，但不是你我一二人。这从历史上可以得到很多证明。但有功业的人，他的丰功伟业又往往盖住了文学上的才气。所以孔子四教中的“行”，也不是单指普通的操行，而是指一生事业的成果。然后讲到第三的“忠”：不是唐宋以后所讲的忠于某一个人的意思。孔子讲的“忠”，是对国家、社会、父母、朋友，任何一人、一事，答应了的话，就贯彻到底，永远不渝的诚心；对一事一物无不尽心者谓之“忠”。第四“信”：就是有信义。这是孔子教育的四个重点，不能够分开的。如果说他是分科了，那就是笑话。

    说到这里，引出孔子的话，对于当时风气的变动，大发感叹！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我们读了这几句话，感想也非常多。处身现代的世风，也有孔子当时同样的感叹。在孔子那个时候，是一个变乱的时代，在变乱的时代，各种怪现象都会出来。所以孔子的忧愁，就是深恐国家民族的文化命脉断绝。他说，古代的圣人过去了，我见不到了，但是学圣人之道的总有吧！如果能看到照圣人所教的道去学，虽然没有学完全，但已经够得上称君子的，我就已经满足了。这是他无限感叹的话，可见那个时候，真正够得上称君子的人都已看不见了。紧接着，他又说，真正的善人，过去历史上有，现在没有了，至少我还没有见过。只要看到一个有恒心的人，做到“守死善道”；思想的中心确立了，随便社会怎样变更，甚至天塌下来都不管，一定走自己这个路子的，这样有恒心、有毅力的人，能够见到，也就好了。这是说能一生为历史文化牺牲下去的人，也没有了。下面相反的说当时社会的现象：“亡而为有”，亡就是无的意思。他说现代社会上的人，充壳子的多，根本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架势可摆得大，乱充蛮有学问的样子。社会到了变乱时，这种现象有的是，有人有了钱，就附庸风雅，像是蛮有学问的样子。当然那些人碰不得的，他一开口就完了。“虚而为盈”，社会变乱中，有的人内在本来空虚得很，可是还引为自满，自认为对。我们从社会上可以看到，凡是过分傲慢的人，他的下意识中，一定有很重的自卑感。要原谅他的傲慢。“约而为泰”，约是俭约。在变乱的时候，有很多人本应节约的，但很少这样，都是要充面子，讲排场。没有米下锅了也不管，排场先摆出来再说。

    有了这三种情形当中任何一类型的人，一定不会有恒心向学问道德努力的。因为他的心理上就已经不健全了。这是社会的病态，也是个人的病态。不但孔子那个时候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这样。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凡是变乱的时代，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处在这样变乱的时代中，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加强自己的修养了。

    这些是说孔子的教育与方法，同时说到他对于时代的忧心。下面又说到他对生活的态度。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或许说，这两句话应该放在专门记载孔子个人生活的第十篇《乡党》中。为什么却编在这里呢？自有它的道理。这两句话是说明孔子作人做事的态度。他钓鱼就是钓鱼，不用机械性的方法，不用大网去网。（纲即是网。）以现代的生产观念来说，这种态度又是落伍的了！如果说光是用钓竿去钓鱼，连企业公司都不要设立。这简直与经济政策完全相违背。但这个话不是讨论生产问题，是个人作人的原则。就是说他钓鱼也好，做什么也好，不喜欢用机心来整人。“弋不射宿”，打猎的时候，拉弓射箭，不射宿鸟，就是对还巢的鸟，栖息在那里的鸟，他是不射的。这一点也代表中国过去文化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现在当然也还保留。我们从旧体小说就可看到了。中国人打斗很不喜欢用暗器，常用的暗器是所谓“镖”。万不得已要用镖时，必定同时大喝一声：“看镖！”表示先打了招呼，通知了。这虽然是一个小动作，也就是民族性的特征，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

    现在说起这些中国文化，从另一方面看，都是落伍的思想了。但以最新的观念来说，又不落伍了。现代的生物学家，尽量提倡爱，爱动物，全世界都组织保护动物会，保护野生动物会，提倡禁猎。我们过去认为，爱护动物是应有的道德，如相传的“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中国人都晓得，过去小孩读书，老师都教的，成为生活教育。春天，鸟刚孵出小鸟的时期，不要去打，否则母鸟被打死了，小鸟将在巢中饿死，非常悲惨。这种教育，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小事，但是扩而充之，就是仁爱心。所以将孔子的这两点，放在这里，就是说爱心的扩充，是仁。

    虚字文章实事知

    接着又发挥孔子做学问的要点：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这节话，孔子是说，有些人自己无知，一切不懂，却冒充内行去做了，他说他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所以大家要学孔子，出去做事做领导者，不懂就是不懂。中国讲领导学，真正的领导者便是善于用人，而不一定自己懂得多。如汉高祖，他又懂哪一样？他的长处就是能够坦率承认自己什么都不懂。最怕的是自己认为什么都懂，这是最严重的错误。作为一个领导者，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即使懂了，宁可说不懂。诸葛亮本来什么事都懂的，他为了“集思广益”，仍然请教别人。以能问于不能，这是最聪明的办法。可是人有一个毛病，懂了以后一定喜欢表现出来。这种态度，做学者可以，真去做事，就不可以，是大忌讳，至少自己会很辛苦。上面太能干了，下面就无人才可用。下面有才干也发挥不出来，因为对部下骂了两次笨，第三次部下有了好的意见也不敢说出来，都唯唯诺诺，领导人就得自己辛苦了。这还算好，最讨厌的是“不知而作”，自己不知道，又硬充内行，那就更严重，千万不可犯这个错误。

    不但如此，孔子还告诉我们：“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这个“闻”字，包括了多读书、多听、多问。所谓学问，一边学要一边问，多请教人家，听人家的意见。听来的不一定对，还要有所选择。对好的见解，就要采纳。仅听还不够，要加上经验，所以要多见，还要亲眼看见。读历史的人，如果没有经过相当事实的体验，读历史也没有用，最多不过是个书呆子。譬如说，讲如何作领导人的理论很容易，但一定要在一个单位，甚至小单位做过当权领导人，才能体会得到。所以要多见，多亲自经验体会，而且还要用心记下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才有用。

    说到这里，下面又转到孔子教育态度，也是叙述他作人的行谊。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互乡是一个地名。这个小地方在哪里，后世就很难考据了，只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人很难讲话，没有办法和他们讲话。“难与言”，这个文字用得非常妙。是说这个地方的人地域观念太强吗？或者说统统都是浑蛋吗？很难说是什么意思。总之，在当时这个地方的人，名声是不太好的。可是这个地方有个年轻的人来看孔子，孔子跟他谈话了。孔子的弟子们奇怪了，老师为什么会和这个地方的人谈话？大家莫名其妙。

    地方性的观念，常深植人心。人往往因为地域观念的偏见，而影响了对个人的评价。经常会听到：“嗳呀！他是某地方人！”好像某一地方的人统统都是罪大恶极似的，连孔子的学生都是这样。孔子接见了互乡一个年轻人，“门人惑”，这三个字多严重？学生们都奇怪，怀疑老师怎么和这个地方的人讲话。到底孔子与众不同，他告诉学生们说，肯求上进的人，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不要使人没有进步的机会，不能使人退步。“唯何甚”，孔子对学生说，你们太过分了，怎么这样一种狭隘的胸襟和态度？孔子在骂学生，我们自己也要反省：有时我们觉得某人不好，当他真的做了好事，我们仍不愿认为他好，人的心理往往会有这种毛病。“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孔子说，即使是一个坏人，他能够自己反省过来，等于洗了一个澡一样，把自己弄得很干净，来求进步。只要能够这样，不就好了吗？如果说昨天有一点错误，今天即使有了好的表现，却仍不以为然，那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朋友，也没有一个人才可用了。所以这一段是说教育的态度，也是说自己度量的培养。

    子曰：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这等于解说《里仁》的话，谈仁的用。仁义并不是摸不着、看不到、很高远的。只要在观念上引发仁慈心，去爱别人，有一点爱心存在，就是仁爱的道理，就可达于仁道，不要去向外驰求。

    下面讲到孔子作学问、作人的一个事实：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于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陈是陈国，司败是官名，就是司寇。作一不伦不类的比方，就好像现在的司法行政部长。实际上比司法行政部长权力大，可以执行法律的。他问的问题是问到鲁昭公。这是外交上的事，我们要注意。很多到外国去的人，与外国的知识分子谈话，慢慢就谈到我们的政治问题。有许多问题是很不好答复的，孔子也遭遇了这种情形。鲁国是讲文化的礼义之邦。陈国的司败，就问到鲁昭公知礼不知礼。孔子站在国家的立场只有说：“那当然知礼。”孔子讲了这话就走了。陈司败就对孔子的学生巫马期——姓巫马，名施，号子期，少孔子三十岁——作揖行礼，在外交礼貌上，进一步靠近巫马期身边，低声说，据我所了解，真正了不起的君子，是没有偏私的，不对自己存私心的。你老师孔子，是一代圣人，了不起的君子，可是他也免不了私心。我刚才问他鲁昭公娶了吴国的一个女子作太太，取名吴孟子——古代是同姓不结婚的。吴国与鲁国是周公之后，依礼是不能通婚。鲁昭公这样做，是不是知礼？你老师说他知礼，假如鲁昭公是知礼，各个都知礼了，还有哪一个不知礼？你们老师还是有私心啊！

    说到这里，我们研究，为什么中华民族发展得这么好，成为世界上优秀民族？这和我们古礼同姓不结婚的制度很有关系。以现代优生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古代了不起的好制度。同姓结婚，只要三代以后，人种就完了。往往有表兄妹结婚，生下来的孩子，脑子非常笨，乃至变成白痴，这是血统问题。讲礼制问题，更不可以。所以我们现代的风气，通常同姓结婚，要出了五服以外。

    巫马期听了陈司败这样批评老师，回来就向孔子报告了。孔子说，我实在非常幸福，我只要有一点错误，别人就会指出来。这段话使我们有两个认识。

    第一，一个人地位高了，很不幸，就是自己有了错误，也没有人会告诉你。这要自己居过高位，才会亲身体验出来。
    第二个认识是什么？孔子对于知礼不知礼，心里明白得很。但别人问到自己国家的国君时，他绝不会批评自己国君的不对。所以当然要说鲁昭公知礼，绝不能说不知礼。你们外国人讲他不对是你们的自由。而且既然你们外国人懂了，何必再问我？你问我，我当然这样答的。所以这也是孔子的高明，同时也是外交上的礼貌。

    跟着又说到孔子生活的情趣，也就是“游于艺”涵义的发挥：

    生活的艺术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孔子是很喜欢音乐的。音乐和诗歌，用现代话来说，即是艺术与文学的糅合。过去的知识分子，对艺术与文学这方面的修养非常重视。自汉唐以后，路线渐狭，由乐府而变成了诗词。人生如果没有一点文学修养的境界，是很痛苦的。尤其是从事社会工作、政治工作的人，精神上相当寂寞。后世的人，没有这种修养，多半走上宗教的路子。但纯粹的宗教，那种拘束也令人不好受的。所以只有文学、艺术与音乐的境界比较适合。但音乐的领域，对于到了晚年的人，声乐和吹奏的乐器就不合用了，只有用手来演奏的乐器，像弹琴、鼓瑟才适合。因此，后来在中国演变而成的诗词，它有音乐的意境，而又不需要引吭高歌，可以低吟漫哦，浸沉于音乐的意境，陶醉于文学的天地。最近发现许多年纪大的朋友退休了，儿子也长大飞出去了，自己没事做，一天到晚无所适从，打牌又凑不起人。所以我常劝人还是走中国文化的旧路子，从事于文学与艺术的修养，会有安顿处。几千年来，垂暮的读书人，一天到晚忙不完，因为学养是永无止境的。像写毛笔字，这个毛笔字写下来，一辈子都毕不了业，一定要说谁写好了很难评断。而且有些人写好了，不一定能成为书法家，只能说他会写字，写得好，但对书法——写字的方法不一定懂。有些人的字写得并不好，可是拿起他的字一看，就知道学过书法的。诗词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几千年来的老人，写写毛笔字、作作诗、填填词，好像一辈子都忙不完。而且在他们的心理上，还有一个希望在支持他们这样做，他们还希望自己写的字、作的诗词永远流传下来。一个人尽管活到八十九十岁，但年龄终归有极限的，他们觉得自己写的字，作的诗词能流传下来，因而使自己的名声流传后世，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是永久性的。因此他们的人生，活得非常快乐，始终满怀着希望进取之心。以我自己来说，也差不多进到晚年的境界，可是我发现中年以上，四、五十岁的朋友们，有许多心情都很落寞，原因就是精神修养上有所缺乏。

    以上是说孔子对乐教的重视，接下去是说他的自我评论。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这是孔子的谦虚话，也是老实话。由这一句话，我们可以归纳出几个结论来：第一是孔子在文学以及各方面的成就，真是达到了顶峰，但他自己始终没有认为自己了不起。不但是学问方面，古今中外，任何一方面真有成就的人，站在顶峰的人，总觉得自己很平凡。这是必然的现象，并不是有意装成的。硬是真的到了顶峰的时候，自然就觉得很平凡。而且还特别小心，觉得自己懂得太有限，不敢以此为足。从这节书可以看出来，孔子那么其实、谦下，而且不是故意装样的。

    第二点可以看出儒家所谓的学问，就是指作人做事的道理。并不是头脑聪明，文学好或知识渊博，这些只是学问的枝叶，不能算是学问的本身。学问的表达在于文学，文学是学问的花朵。这里孔子就讲到学问的花叶和根本：“文，莫吾犹人也。”他说如果谈文学的修养，“莫……”这里的“莫”字不是肯定词，翻译成现代白话，近乎“也许”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谈文学，也许我和一般，知识分子差不多。至于讲我自己身体力行做到了君子这个标准没有，那么我自己反省，实在还没有很大的心得。我们从此看到孔子的谦和，这种作学问的态度，非常其实，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迹象。

    凡圣之分

    下面再引用孔子自己的话，说明作学问的道理：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中国文化，在三代以后，便建立了一个作人的最高标准，就是圣。和印度的佛、中国的仙、西方文化的神，差不多同一个观念。圣之次为贤，贤者也就是君子。再下来是仁者。过去老一辈的人写信给朋友，尊敬对方的人平时，往往称呼“某某吾兄仁者：”或“某某仁者：”对平辈、晚辈、长辈都可以用，这是很尊敬的称呼。所以孔子说，圣者的境界与仁者的境界，这种修养我怎么敢当？实在没有达到，那高得很，我还差得远。不过虽不是圣人，不是仁者，我一辈子朝这条路上走，总是努力去作，而没有厌倦过。至于学问方面，我永远前进努力，没有满足或厌烦的时候；我教人家，同样没有感觉到厌倦的时候，只要有人肯来学，我总是教他的。只有这两点，我可以说是做到了。他的学生公西华听了说，老师！这正是我们做学生的，一辈子也无法学到的地方。

    下面便是这一篇结论的开始。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

    但是我们看孔子的态度，他对这个问题是明白的。当他病了，药物无效的时候，子路说，求神吧！去祷告一下吧！孔子听了问子路，真有这回事吗？孔子这话说得很妙。他当然懂得，不过他是问子路“有这回事吗？”而不是说“你相信吗？”子路经孔子一问，表示学问很

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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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和生平传记总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