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巴黎
当年离开巴黎的时候,我们曾特意去了巴黎圣母院。圣母院前的广场上有一个巴黎的“圆点”。据说,用双脚踏上过这个“圆点“的人,就一定可以重回巴黎。
时隔九年,我们又回来了!
这一次回来,还带了一个小人儿。我们不满两岁的儿子:天贶。
这一回的家,更是给了我大大的惊喜。这座位于十六区的古老建筑并不比周边的建筑华丽气派,但他曾经的主人却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李鸿章在出访欧洲的时候,带了满船的金银,真金白银地买下了这座宅子。这样的手笔,如今就算是出访的元首也无法做到吧。
一个多世纪间,这里居住过国民党时代的外交官、中国民航的机组人员、新中国的一代代外交官和工勤人员。我和儿子来和老公团聚的时候,是在巴黎微凉的仲夏。
我家的客厅,有法式建筑常见的大镜子,让室内明亮又拓宽了空间的感觉。修长的落地窗漆成干净的白色。铮亮的黄铜把手和雕花的栏杆,古意盎然。卧室是原来的书房改建的,整面墙的书架后来摆了许多天贶的玩具和我在旧货市场淘来的”宝贝“。朝南的小窗,由于后来添建的建筑的遮挡,已经不怎么能照得进阳光了。
小小的院子是小小的天贶大大的天堂。他在院子的草丛里捉蜗牛;扮成消防员,全副武装地大喊:”着火啦!着火啦!“扑灭一个又一个假想的火头;他在车库的地上用枯木条儿画画;骑着小自行车一遍遍地从高处喊着”妈妈!妈妈!“冲下。他盼着什么时候,我能兑现诺言,给他买上几只小鸭子,好养在那个现在他用来做沙坑的鱼池里。
我们初到巴黎时,院子的大门还是老旧的铁门,有粗重的栓,和吱吱扭扭的门轴儿。每次老公上班,我都去帮他开门、关门。有时候,知道他快回来了,我就会等在门外,远远地看他的车来了,就推开厚重的门,等在楼前的台阶上。接过他的公文包,给他一个温暖的微笑。这似乎成了某种仪式,我并不觉得烦,好像每天这样,就已经是地老天荒了。
每天给老公的开门关门的,还有住在楼上的李大姐。他和先生来自上海。老蒯是使馆办公室勤勤恳恳的一等秘书。夫妇俩都很善良、乐于助人。我们交往不多,大姐却是让人安心的好邻居。我最后一次见她是我回国参加考试那天,等在大门前的雨里,等着来送我去机场的同事。那天,老公加班。
同事搞错了地址,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好心的大姐替我急得不行,上上下下地帮我打电话催问。车终于来了,我匆匆与她挥手道别。谁知道,这一别,竟是永别。
我回来的时候,大姐已回上海休假,一天,突然传来消息,是连我都无法接受的噩耗。听说她在一个亲戚的婚礼上晕倒,就此陷入深度昏迷,终于在先生和儿子赶回来见了最后一面后撒手人寰。孙子却刚刚出生不足月余。
大姐走了好久后的一天,我在院子里逗着天贶玩儿。下班的老蒯停下来跟我们聊天。不知不觉说到了大姐,暮色中,老蒯热泪长流,说到他去到他们之前常去的地方,思念亡妻的中年人,终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我,心里的痛,也不能不决了堤。
后来,大门换成了电动遥控开关。我不再需要给老公开门关门了,也不需要在楼上看到自己开门关门的老蒯而满心恻隐。老公越来越忙,回来得越来越晚,我就在哄了儿子睡着后,在黑暗里,竖起耳朵,等,大门咿咿呀呀开启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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