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论》（连载）——作者：戎小捷

小沙河

探险论（25）

   二、当代的探险原则
    那么，当代探险活动应该遵守的原则是什么呢？我认为，一句话，“安全第一”。也就是说，除非能保证探险者人身的相对安全，否则不要去探险。猛一看，这似乎是自相矛盾。探险探险，就是要探那个“险”嘛，怎么能说安全第一呢？要强调安全，那干嘛还去探险？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我们说，正是因为探险具有任何其他人类娱乐活动都无法相比的、存在有巨大危险的可能性，所以才更要强调安全第一；而也只有当探险者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经过周密的准备，最后终于战胜了艰难险阻平安归来，我们才能称他的探险是一次圆满成功的探险。同样，也只有安全地归来，探险者本人才能最充分地享受到探险这种娱乐活动所特有的乐趣和荣誉，而社会公众也才能欣赏、赞同探险并分享探险者的荣誉与快乐。
    进一步从根本上来说，安全第一的原则是由当代探险活动“求娱乐”的性质所决定的。既然是娱乐活动，当然应该安全第一。如果因为不讲究安全第一，人为地造成探险活动中的人员伤亡，那么，无论对探险者还是对欣赏探险的公众来说，都无任何娱乐性可言了。实际上，不只是探险，人类的一切娱乐活动都在自觉地遵守着安全第一的原则。像竞技体育中的跳高及体操等项目的运动员落下时踩的软垫、拳击中裁判随时终止比赛的权力、足球赛中对危险蹬踏动作的严惩，全都体现着安全第一的原则。只不过由于探险活动的娱乐属性不像其他活动那么明显，以致一般人误以为探险活动是不讲安全第一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说“安全第一”，并不是说在探险活动中不能死人；更不是说只要死了人就是违反安全第一的原则，只要没死人就没违反安全第一的原则。我们所讲的安全第一，意思是说，在一切竞技探险和休闲探险活动中，探险者在主观上，必须把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而其他的一切，例如探险活动本身的成败，以及伴随着探险的成败而来的种种名誉后果、经济后果等等，都只能放在第二位以后去考虑。
    让我举例来说明什么叫做遵守了安全第一，什么叫做没有遵守安全第一。先举两个都没有死人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1989年7月—1990年3月国际徒步横穿南极的探险。在此次探险活动途中，因为某些预先埋放的补给品没找着，再加上恰巧那几天气候恶劣、预先安排好的飞机也无法运送补给，结果一度造成了探险队食品及燃料的短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人员的安全，探险队长决定放弃原定的横穿南极计划，而改为到达南极点后就结束探险。虽然这将意味着这次探险活动的失败，并且根据事先与赞助厂商签订的协议，探险队的两位组织领导者，将因探险失败给赞助厂商造成损失而丧失他们自己的所有个人财产。幸运的是，后来天气转好，飞机运来了补给，使探险队得以恢复执行原订计划，成功地完成了横穿南极的探险。（《秦大河横穿南极日记》）再看第二个例子。1960年5月，中国登山队第一次从北坡攀登圣母峰。当四人突击组攀登到海拔八千七百公尺处时，队员刘连满因体力不支、高山症严重，在又一次摔倒后再也爬不起来了。此时天也快黑了。余下的三个人经过讨论，决定暂时把刘连满安置在一避风岩石旁，而他们继续按原计划攀登，拼死摸黑上山。幸运的是，最后不仅摸黑攀登的三人安全返回，而且就连自己也觉得必死无疑的刘连满，最终也缓过气活了下来。（《中国登山运动史》，页123）在横穿南极和攀登圣母峰这两个例子中，虽然最终都没有死人，但我们说，前者在探险过程中严格遵守了“安全第一”的原则，而后者则没有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
    我们再来看两个死了人的例子。一个例子是，1985年，四川青年尧茂书孤身一人驾橡皮艇漂流长江。结果，在金沙江不幸遇难。另一个例子是，在随后的1986年和1987年，又有几支探险队竞相去漂流长江和黄河，结果前后共有近20人遇难（长漂10人，黄漂7人）。在这两个漂流的例子中，虽然都死了人，但前者尧茂书的漂流探险，是基本遵守了“安全第一”的原则的，而后者1986年的长漂和1987年的黄漂则严重违反了“安全第一”的原则。理由就在于，尧茂书的漂流是经过长达五年的准备，并先后在大渡河和金沙江进行过多次漂流训练，这样，他就是在充满自信和胸有成竹的情况下开始他的漂流的。并且，更重要的是，当他在遇到异常险恶、自己确实没有把握、因而无法保障生命安全的特殊河段时，他毫不犹豫地采取拉纤过滩或干脆背船从岸上过滩的办法来保证“安全第一”。（《尧茂书首漂长江记》，7月12日、15日、23日漂流日记）而1986年的长漂和1987年的黄漂则大多不是这样。探险者不仅训练时间短就仓促上阵，而且在遇到非常险恶的河段、自己没有什么把握的情况下，还硬着头皮去漂，以致造成重大伤亡。（详见《漂》、《探险在中国》等书）虽然结果都是遇难，但本质不同。尧茂书的遇难是突遇险情而来不及反应、躲避；而1986、1987年的死难者，则多是在明知有险情、没把握、也可以躲避放弃的情况下而仍去拼命死漂。（个别讲究安全原则的队员，则被误认为胆小鬼。见《漂》）
    再者，从欣赏竞技探险的角度来看，安全第一也是当代探险活动所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探险活动由于本身的特殊性，使它成为人类所有娱乐活动中危险系数最大的一项活动。如果再因为探险者本身的鲁莽而人为地使这个危险系数进一步增大，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了，那么，不仅一般的社会公众难以接受，就是那些理解、同情并支持探险活动的人，也会对探险产生怀疑甚至转而对探险持反对态度。无论外国还是中国，都有许多方面的例子。如欧洲登山探险史上著名的阿尔卑斯山马特洪峰（Matterhom）山难事件（1865年），虽然英国人在攀登马特洪峰的竞赛中比意大利人先到达顶峰，并因而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但由于在下山时六人中有四人不幸遇难，结果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以致当时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也下令进行调查，看看是否能寻找到法律依据来禁这种刚兴起不久的登山探险活动。（《踏破冰峰万年雪》，页31—33）同样，即使在高山探险已经非常普遍的二十世纪七○年代，当世界著名的高山探险家梅斯纳尔，在一次登山活动中不幸失去了自己的亲弟弟时，也受到了舆论界的巨大压力，以至他曾想从此放弃登山（《山野》，第26期，页16）。在中国，例子同样明显。八0年代长漂、黄漂的巨大伤亡，导致政府及舆论界对漂流探险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探险在中国》，页183—186），结果使漂流探险活动在中国长期沉寂下来。总之，伤亡惨重的探险，更准确地说，由于人为的因素、由于不讲安全第一的原则而造成伤亡的探险，公众是无法欣赏并支持的。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全第一的原则，也是竞技探险这项人类特殊的娱乐活动的公平竞争所需要的。静下心想想就能理解，若两个漂流队同时从事竞技漂流探险比赛，一个队遵守安生第一的原则，谨慎地去漂；另一个队则不遵守安全第一，不要命地去漂，这个竞赛也确实无法公平进行。即使后者因为侥幸一人未死，并且首先完成了漂流，别人心里也不会服气，更不用说伤亡惨重的情况了。1986年长漂过后，曾有传言说外国探险界对我们的长漂探险不以为然，如果此事属实的话，我想这也不是由于我们使用了密封船或 “跳漂”了的缘故，而完全是因为我们严重违反了竞技探险者所必须遵守的安全第一的原则。不过，平心而论，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参加漂流的人还是新闻舆论界或是社会公众（包括笔者在内）都不是把“长漂”当作一项竞技探险来对待，而是把“长漂”当作一项有关民族尊严的政治性竞赛来对待，所以才产生了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现象。这是历史的局限造成的（须知，当时的中国才刚刚开放呀），对此，我们后人是不应该、也没有资格来指责、苛求前人的。

小沙河

探险论（26）（修订过）

  三、安全系数：“87 . 5%”
    以上我们是从定性的角度来讨论当代探险活动中的“安全第一”的原则，下面我们再从定量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安全第一”的原则。在上一章的讨论中，我们曾说过，探险活动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其具体过程和最终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由此就派生出一个推论，那就是无论探险者如何努力、如何想尽办法，他都不能预测出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也就是说，他永远不能保证自己百分之百的安全。换句话说，在探险活动中，总会有一定的危险系数存在。那么，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即探险者在主观上感到有多大的安全系数时去探险才叫遵守了安全第一的原则，在多大的安全系数以下去探险就算没有遵守安全第一的原则呢？这就有一个定量的、基本的安全系数问题。根据我和一些探险爱好者的讨论，以及我个人在实际探险活动中的感受，参考其他一些探险家的说法（我曾询问过一些中外探险家，中国人认为有75%--85%的把握就可以去探险；西方人认为应有90%的把握才行），我认为，当代探险中这个最基本的安全保障系数应该不低于87 . 5%（注意，是生命的安全系数，不是探险的成功系数。后者要远远低于前者）。也就是说，如果探险者在主观上感觉自己的生命有87 . 5%以上的安全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去探险，我们就说该探险者遵守了安全第一的原则；如果探险者在主观上感觉生命安全系数不到87 . 5%，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仍去探险，我们就说该探险者违反了安全第一的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说的87 . 5%的安全系数，是指探险者在出发探险前的主观感觉、主观估计，而并不是客观上实际存在的安全系数。客观中实际存在的安全系数到底多大，谁也无法确切预知。它可能是10%，也可能是99 . 9%。我所要强调的是，探险者只有在主观上觉得自己的生命安全至少有87 . 5%的把握时，才应该去探险，否则就应暂时放弃。当然，实际上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客观实际的安全系数是90%，而探险者估计为30%。在这种估计下，如果探险者仍执意去探险，那么即使他探险成功并安全归来，我也仍要说，他没有遵守安全第一的原则。他只不过是一个虽然鲁莽但却幸运的探险家。相反地，若客观实际的安全系数是10%，而探险者主观估计为90%，在这种情况下，他若去探险并最终死亡，我们仍应肯定他遵守了安全第一的原则，只不过他是一个才华、经验欠缺的探险者（若他的错误估计是由于能力低或粗心造成的），或一个不走运的探险者（若他的错误估计是由于当时科学技术不发达或极其意外的原因造成的）。
    还需指出，我所说的87 . 5%的安全系数，是指探险者在正常思维情况下的判断。实际中还有这样的情况，例如登山中，在临近顶峰、高寒缺氧、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人的大脑会出现幻觉，已不能正常地进行思维判断。在这时，登山者常常对安全系数做出错误估计。这也就是在高山探险中死亡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顺便说一下，安全系数为87 . 5%是个什么概念呢？我来作一个比喻，假设现在让你抛掷一枚有正反两面的硬币，正面代表生，反面代表死。若只抛一次就决定你的生死，那么你的生命安全系数只有50%；若允许你抛两次，两次都是反面你才死，那你的安全系数是75%；若允许你抛三次，三次都是反面你才死，那你的安全系数就是我所说的87 . 5%了。用西方人的话来说，这叫做“上帝给你三次机会”；用东方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狡兔要准备好三个窟（狡兔三窟）。
    最后，若把当代探险活动中的危险系数12 . 5%和人类其他一些活动中的危险系数比较一下，例如和坐汽车、坐飞机的危险系数相比，以及和食物中毒、得癌症的概率相比，探险活动的危险系数都远远超过它们。可见从事探险活动还是非常危险的（当然，不用说，古代和近代探险更是危险无比）。
    以上我们从各个角度探讨了当代探险活动中所必须遵守的原则：安全第一。当然，除了安全第一，探险者还必须在探险活动中遵循讲究科学、循序渐进、充分准备、预留后路等项原则，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安全第一。换句话说，这些小的原则都是从“安全第一”这个大的原则中派生出来的，它们都属于安全第一的范围。我们就不一一讨论了。至于怎样才能确保安全第一，我将在〈探险的规范化〉一章中详细讨论。这里，让我再说一个数据，来最后说明一下安全第一在当代探险中的地位：1989—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探险队全部经费中的70%都花在保证“安全第一”上面。（《秦大河横穿南极》，页63—64）

小沙河

探险论（27）

[附]关于非自虐问题
    最近几年，国际探险界又开始就该不该遵守另一项新的探险原则而展开了争论。这另一项新原则是什么呢？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提法，我姑且先称之为“非自虐原则”。
    这个“非自虐”问题，实际上是随着九○年代人类探险活动的新发展而提出来的。具体的起因是这样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地球上已基本上不再有人类未涉足的空白地区，于是，当代的竞技探险家们不得不开始在新的探险方式上动脑筋。例如，拿极地探险来说，如果前人是组织探险队团体去的，那我就一个人孤身前往；如果前人是乘狗拉雪橇去的，那我就徒步人力拉雪橇去。还有登山，如果前人是携带氧气登上去的，我就不携带氧气登上去；前人是从缓坡登上去的，我就从悬崖绝壁登上去。再比如航海，前人如果是用风帆，那我就划桨；前人如果是乘船，那我就坐木筏。总之是要创造新的探险纪录。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应不应该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来限制这些“新”的探险方式，不能让它“出格”。出什么格呢？举个例子来说：1998年9月，法国有一个中年男子搞了个创新，他单身一人以“游泳”的方式横渡大西洋。这里的所谓“游泳”方式，就是白天游泳，晚上爬到随身拖带的一个小橡皮篷艇上休息。他最终花费了72天完成了这一“壮举”。此事立刻在国际探险界及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人们展开激烈争论。到底这算是人类探索自然、挑战自身的大无畏之举，还是一种毫无意义、毫无美感、有“自虐”嫌疑的行为呢？争论中，多数人的意见倾向后者，对该法国男子的所为持否定态度。撇开“游泳横渡大西洋”之举不谈，我个人认为，在竞技探险界中，还是应该确立一条“非自虐”的原则，否则的话，竞技探险活动就无法正常开展。比如说，如果你创造了一个徒步穿越青康藏高原、或徒步到达北极点的探险纪录，那么我可不可以再创造一个以“爬行”方式穿越青康藏高原、或到达北极点的探险新纪录呢？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这种探险就完全不具有娱乐属性，而只是一种类似宗教朝圣的自虐行为了。
    与非自虐问题有关的，还有一个探险者可不可以在探险过程中服用某些药物的问题（如服用兴奋剂类）。登山家梅斯纲尔坚决反对在探险中服用药物。我个人认为，若是为了挽救生命或减少痛苦，就像1912年斯科特冲刺南极后在归途中所做过的那样（《世界探险史》，页933），那么服用药物是允许的，也是应该的。但若是为了提高探险的成绩，则是不妥的。顺便说一句，药物对创造新探险纪录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小于它对提高竞技体育的成绩所起的作用。
    总之，在探险活动中，无论是竞技探险还是休闲探险，我认为我们都应该遵循安全第一及非自虐原则。在这里，何为安全何为不安全，相对来说较容易判断：生即是安全，死即是不安全。但何为自虐何为非自虐，在许多情况下不太容易区分，这只有靠探险者自己去“凭感觉”把握了。

小沙河

探险论（28）

第八章  探险的过程及成败的因素

    本章着重叙述探险活动的全过程，看看一次完整的探险活动都是由哪些具体的阶段组成的；同时，讨论一下在探险活动的各个不同阶段都有哪些因素影响探险活动的成败；以及探险者的心态又是如何。
    应该说明，古代、近代的探险和当代的探险在总过程的具体阶段上没有显著的、本质的区别；当代的科学探险和竞技探险，在总的过程与阶段上也并没有显著的根本性的区别。联系个人的实践体会，我在这里着重论述当代竞技探险的全过程，附带提一下其他时期和其他类型的探险过程中某些典型事例，尽可能防止不必要的重复。
在当代，一次典型的竞技探险活动，其全过程主要是由四个阶段组成的：创意策划→集资筹备→具体实施→展示成果。分别叙述如下：

    一、创意策划
   从理论上说，任何探险活动，其最初都是由一个想到某个未知或陌生的地方去一下这个念头引起的，然后再进一步把这个念头清晰化、条理化、资料化，对其能否实现加以周密的研究与科学的论证，以致最后制定出一个详细的书面的具体实施计划，这些过程的总和，也就是我所说的探险的创意策划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当人们产生了探险念头后，接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收集一切有关自己要去的那个陌生的探险地域的详细资料，包括地形地貌、动物植物、季节气象等一切地理与生态环境资料，以及有关历史上是否有人去达那里，是怎么去的，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等等。为此，探险者不仅要千方百计找有关人士咨询，更要不厌其烦地到图书馆查阅书刊，在把这一切都尽可能调查清楚（不可能绝对清楚）以后，才可以据此制订出自己的探险计划。如果那个地方还从未有人去过，探险者将制订出自己打算如何成功地到达那里的计划；若发现历史上已有人去过，那么，探险者或者放弃这个计划另寻它事，或另制订出一个沿着新的路线或采取新的方式到达该地域的详细探险计划。
    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书面探险计划必须包括如下内容：
    （一）所要探险的具体地域及探险的具体目的（创探险纪录或科学考察）；
    （二）成功到达该地域并安全返回的详细方案（参加人员、具体路线、行走方式、所需时间及补给和通讯救援措施……）；
    （三）所需的全部探险费用预算。
    （若该探险活动的经费需靠赞助厂商提供，则该探险计划还必须包括论证该探险活动能产生的社会轰动效应，及探险者如何在整个探险活动中配合赞助厂商进行广告宣传的内容。）
    俗话说：“一个好的计划是成功的一半”；而决定一项探险计划是否出色的关键，是该计划是否富有创造性。它不仅要能见别人所不能见，而且要想别人所不敢想。一句话，探险的创意策划阶段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探险者的“胆识”。有“胆”不易，有“识”更难。在当代未知而陌生的可供人探险的地域越来越狭小的情况下，要想发现新的具有极大探险价值的特殊地域，并想办法具体解决预计在实施该项探险计划过程中所将遇到的一切困难障碍,已经难上加难。当有志探险者来了灵感，终于想出了一个新奇的探险计划，或找到了一种新的前人没有想到的克服某个探险困难的方法，那么就像自然科学家发现了一个新的自然界的定律、艺术家创作了一件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一样，探险者的激动兴奋往往是无可名状的。读者可以想像一下，当哥伦布经过反复思考及计算，最终得出结论，可以向西航行到达印度时，他是多么兴奋吧！
    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来说，一个有新创意的探险计划，尤其是一个大型的探险计划，从初步设想到考虑成熟，以至最后制定出一个详细具体的实施方案，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如日本探险家植村直己漂流亚马逊河的计划就是临时偶然产生的。植村直己当时的目的是要赶到亚马逊河口的一个海港去搭乘一艘日本货船。因没有钱无法从陆路乘车去港口，只好临时决定自己系一个木筏顺亚马逊河流下去，从而创造了一项探险纪录。）
    还要说明的是，一个探险计划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全十美的，它往往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即使在探险计划最终敲定之后，探险者也要做好思想准备，随时根据新发生的情况来修改自己的计划，甚至在临出发的时候还对既定的探险计划进行根本性的修改。（这方面历史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挪威探险家阿蒙森了：在他经过长期准备，即将出发去北极探险睦，传来了美国人已成功到达点的消息；于是阿蒙森临时改变计划，调转船头，奔赴南极探险，并最终成为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

小沙河

探险论（29）

二、集资筹备
    在完成创意策划，有了一个打印清楚的详细的书面计划之后，探险者下一步要做的就是集资、筹备，以及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进行一些探险前的侦察和试验了。以大型登山活动为例，登山者往往提前去下一个登山季节自己要攀登的目标山峰，进行一些实地观察，大体选择一下攀登路线及营地位置等。再比如热气球飘飞、非机动船筏航海等，探险者往往先要乘坐自己设计制造的热气球或特种船筏进行一些试验，以发现可能的隐患。
    作为这个阶段的关键，是要筹集到探险所需要的庞大资金。当然，如果能像美国的富翁探险家福赛特那样，探险者本人就有这笔资金，他只需开始挑选合适的探险伙伴，并开始一项一项地按照制定好的计划物资清单，采购或订做一切探险所需要的物品装备，以及派出侦察或试验人员就可以了。若探险者本人拿不出探险经费，那么他就只有拉上能信任他的新闻媒体，揣着他的探险计划，开始一家厂商接着一家厂商地辛苦地“跑赞助”了。在这种情况下，解决探险的经费，就成了整个探险计划能否实现的关键。要想说服厂商拿出大笔的经费来赞助探险，一般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探险者本人的名望（可信度）的大小。探险者的名望越大，获得赞助的机会也就越多。如俄国中亚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y Mikhaylovich Przhevalsky，1839—1888）在没名气前，申请探险资金屡屡受挫；有了名气后，申请就易如反掌了。另一个条件是新闻媒体的介入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厂商关心的不仅是探险活动本身的成败，更主要关心的是新闻媒体对探险活动（不论成败）的报导是否充分，是否能在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
    对探险者来说，这个集资筹备阶段往往是既痛苦又漫长的，少则数月一年，多则长达十几年。一般来说，探险者热爱并擅长的是搞探险，而不是搞公关拉赞助。因此，在这个“拉钱”的阶段中，如果我们想描述一下探险者心态的话，往往可以用不断的“焦虑”和不断的“失望”来概括。我们想一想当年哥伦布为了寻求王室支持其探险而受的那十几年的煎熬吧！
    假设探险者成功地搞到了探险经费，接下来的重要事情就是挑选称职合适的探险伙伴（队员）了。这件事往往关系到将来探险过程的顺利与否，甚至成败与否。这方面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仍拿俄国著名的中亚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来说，在他第三次中亚探险中，就因为和他的探险伙伴、探险队的副手合不来，结果给探险活动带来极大的麻烦，以至最后不得不以副手的中途离队回国为解决办法。（《普尔热瓦尔斯基传》）更极端的例子还有麦哲伦的环球航海探险。在这次艰苦卓绝的航海探险前期，麦哲伦不仅要和险恶的自然环境斗争，还要应付他探险伙伴中阴谋分子的捣乱。在当代中国，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也不少。反面的例子如长江及黄河漂流中，因队员之间不合而影响漂流的事情经常发生。（《漂》、《探险在中国》）正面成功的例子如中国登山协会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由于李致新和王勇峰两人不仅彼此了解、技术过硬，而且个性互补、相处融洽，所以能相对顺利地完成探险任务。
    总之，在探险顺利时，队员们需要融洽相处；在出现分歧时，队员们需要互相理解；在危难时，队员们需要同舟共济，这一切都决定了挑选合适称职的探险伙伴的重要性。如果说在人类其他活动中，合作者之间的矛盾最多会导致事业的失败的话，那么，在探险队员之间产生严重矛盾，有时就要彼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小沙河

探险论（30）

  三、具体实施
    若拉到了赞助，解决了经费，选拔好了队员，采购齐了物资装备，有了初步的侦察试验结果，探险者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正式实施探险计划了。
    一般对探险不太了解的局外人，往往会以为这个具体实施阶段是整个探险活动中最艰难困苦的阶段，是对探险者考验最大的阶段。其实，恰恰相反，除了登山等少数需要耗费极大体力的探险活动之外，以及除了因探险计划本身就存在致命缺陷，或在探险中遇到了极其罕见的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新困难之外，整个具体实施探险的阶段，在多数情况下，往往是一个探险者充分享受的阶段、幸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探险者既充分享受到探险本身带来的快乐，又有终于摆脱了“拉钱的痛苦”、办各种手续的烦恼之后而带来的无比的轻松感。
    那么，在这个具体实施的阶段中，决定探险成败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考察整个人类探险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阶段中，决定探险成败的因素，主要是自然宇宙中到处存在的无法预测的偶然因素，也就是探险者们常爱说的“命运”或“运气”了；从这一意义上说，探险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特征，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历史上运气决定探险成败的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运气好的时候，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甚至在探险本身有重大缺陷的情况下，它能为探险者的成功帮上大忙。最著名的，如哥伦布西航印度，虽然他计算出的地球周长误差极大，按他准备的船具与粮食是绝对航行不到印度的，可偏偏他运气好，在印度和欧洲之间的半路上，居然有一个谁都没想到的美洲大陆在等着他！再比如麦哲伦，由于对美洲大陆向南延伸的长度估计不足，以至当他历尽艰辛最终通过“麦哲伦海峡”，绕过南美大陆进入太平洋时，船员们已饥病交加，气息奄奄，可他偏偏“运气”好，连续碰上了很长时间的风平浪静的好天气，使他得以成功横渡太平洋。不仅如此，运气还常常帮助探险家弥补自己的人为失误。探险家库克的船在澳大利亚东北的大堡礁触礁后，非常运气在有一块大珊瑚碎片恰巧帮他堵住了船的漏洞；另一个探险家阿蒙森则是在北冰洋中航行时，在一次船失控即将撞上礁石之际，非常运气地有一个巨浪打来，推举他的船躲过了礁石，等等。不仅历史上的探险活动常靠运气帮忙，在当代探险活动中，运气也常常决定着一次探险活动的成败。例如1997年6月，中国有一支探险队到云南边境地区的大森林中，搜寻一架二次大战时失事的美军飞机，结果他们在预计的坠机地区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后来在“弹尽粮绝”而不得不暂时退出森林时，却意外地碰到了一位确切知道坠机地点的当地山民，结果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山野〉第31期，页23）
    当然，探险者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历史上的例子同样举不胜举。我们先说一下英国极地探险家斯科特的例子。1912年3月，当斯科特等人于阿蒙森之后到达南极点，并开始艰难回返时，他们的食品及燃料出现短缺。当他们凭着顽强的毅力，忍饥受冻，拼命奋斗，终于到达距补给站不远而获救在望时，意外的暴风雪降临了。当时他们还有勉强够吃两天的干粮及少量燃料，可是暴风雪把他们困在帐篷中。尽管储备的燃料和食品就在距离十一英里（17 .7公里）的补给中，他们却无法去取。最后等到至少长达十天（据斯秒特最后一天日记推算）的暴风雪终于结束时，斯科特和他的伙伴们已经冻饿而死。显然，如果不是这场意外降临的、过长的暴风雪，斯科特他们绝不会死去。（《世界探险史》，页932—935）
    在登山竞技探险中，因运气不好碰上恶劣天气而导致失败的情况，更是经常出现。比如，探险者要在某个季节中去攀登圣母峰或其他某座高山，按查阅到的过去数十年的气象资料统计，在这个季节中是几乎不会发生暴风雪的（比如机率为1%），可偏偏在探险者去登山这一年，恰巧发生了暴风雪，以至造成了探险活动的失败。这方面最悲惨的例子，要数1936年阿尔卑斯山的“伊格北壁”灾难了。当四位攀岩者经过两天两夜的攀登，到达距顶峰只有三百公尺左右时，天气突变，狂风暴雨降临。四位攀岩者被困在冰冻得光滑如镜的崖壁上，上下不得。山下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四人先后死去，毫无办法。（《踏破冰峰……》页42—44）
    运气不好，不仅仅表现在诸如天气这些大的方面。我这里再举一个偶然得不能再偶然的小例子。1908年，当英国探险家沙克尔顿到北极探险时，他带的八匹矮种马中有四匹困误食基地附近的火山喷出的砂子上的卤盐，不幸中毒而死。正是这碰巧带毒的火山砂粒，竟成了沙克尔顿当年未能成功到达南极点的一个重要因素。（《极地寻踪》，页110—114）总之，对上述情况的出现，探险者除了怪“运气”不好、自认倒霉外，是毫无办法的。
    读者也许会提出疑问：难道探险活动的成败竟完全取决于运气吗？难道那些伟大的探险家竟然是靠撞大运而成功的吗？那样的话，探险活动还有什么意义昵？探险家还需要什么才干呢？我们说，正好相反，恰恰是因为探险活动存在着这种“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是存在着巨大的“运气”因素，它才正是考验探险家勇气的地方；也正是探险活动不可避免的、几乎必然要遇到的意外情况，才更需要探险家显示出处理突发事件的才干；同样，正是因为探险中有巨大的运气因素存在，探险活动才有了它所独具的巨大魅力（正像竞技球赛中，足球的“运气”因素最大，足球的魅力也最大）。
    最后，说一下这个“具体实施”阶段时间的长短及探险者的心态。古代及近代的探险活动受运输条件的限制，一般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少则数月，多则数年。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现代化，当代的探险持续时间已大大缩短，一般为几十天左右（除非是有意的徒步长途跋涉，都会持续数月，以至一年以上时间，如徒步横穿南极的探险）。当探险者因运气不佳碰上危难并陷入绝境时，探险者有时也会像常人一样产生悲观绝望情绪，彼此埋怨争吵；而假若拼命挣扎，最终又九死一生地脱离了险境而活了下来，这时探险者的心境又转变为狂喜了（这种狂喜的程度，没有体验过濒死滋味的人是无法想像的）；至于不是因为运气的因素，而是因为探险计划本身存在的缺陷，或由于准备工作的疏漏而人为造成的绝境，那么探险者的心态只有两个字可以概括：懊悔。不是懊悔来探险，而是懊悔自己怎么就没事先考虑周全呢？

小沙河

探险论（31）

四、展示成果
    当探险圆满完成，探险队胜利归来的时候，探险者最后要做的，就是向公众展示自己丰硕的探险成果了。在过去，因为经费、军事或科学方面互相竞争的原因，探险者往往不全部公布自己的探险成果，而只公布其中没有保密价值的部分。在当代，探险者则一般要通过新闻媒体，用实物、图片、影像、文字等等一切可能的手段，向公众全面介绍那个“未知或陌生”的地域和各方面情况。一方面作为自己曾真的到达那里的证明，一方面也通过这些展示成果的活动，来给提供探险经费的厂商以回报，同时也给自己带来应有的荣誉与收益。其次，探险者自己也要对此次探险活动进行深刻的经验教训总结，以利于今后的类似探险活动。
    这一阶段，探险者的心态和其他领域中的成功者没什么大的区别，简单地概括一下，那就是平静、自然，富有成就感。而这时候的社会公众，无论当初对探险是理解支持，还是怀疑反对，都会由衷地欢呼探险队的胜利归来，并以探险队的胜利引为自己民族的骄傲。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展示成果”的阶段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十分重要。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探险者不用文字的形式把自己的探险成果展示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探险活动本身很快就会销声匿迹。以“中世纪”陆上四大游历探险家马可波罗、伊本拔图塔、鄂多立克与尼科洛康蒂来说，他们的名字之所以流传下来，都是因为他们有“展示探险成果”的文字著作问世。（中国的法显、玄奘、徐霞客也是如此。）相信“中世纪”还有许多甚至更伟大的陆地探险家，由于没有“展示成果”的著作流传下来，因而默默无闻。最后，顺便说一下，探险活动中的“偶然性”因素，在这最后的“展示成果”阶段中，也会不时显现出来。最著名的如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如果不是因他在热那亚与威尼斯的一次战争中当了俘虏，又恰巧在他的同牢难友中有一位作家，那么他这本《东方见闻录》就很可能不会问世了。

小沙河

探险论(32)

第九章  探险的风格

    上一章讨论了在不同的探险活动中，都必定存在着的四个相同的具体阶段，也可以说我们讨论了探险活动中存在的共性；这一章，我们将换个角度，讨论一下在众多人类探险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极不相同的探险风格，也可以说，我们将讨论一下探险活动中的个性。
    一般来说，就像世界上不同的足球队之间、不同的歌唱家之间、不同的文艺作品之间都存在着极不相同的风格一样，在人类探险者中，不同的探险队之间、不同的探险家之间也都存在着极不相同的探险风格。下面我们就分别从三个方面来详细地加以考察讨论。

    一、探险风格的多样性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所说的“风格”一词，是非常广义的。凡属不同的探险队、不同的探险家在同一类探险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一切差异，无论是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差异、具体战术的差异、所选装备的差异，还是队员间相互协作上的差异，总之，所有一切有关探险活动的顺利与否或成败的差异，我都称之为探险活动的不同“风格”。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讨论一下，在探险活动的几个主要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不同风格：
    （一）首先，不同的探险风格表现在不同的探险创意上。即使是为了达到同一个探险目的，不同风格的探险创意之间也会有天壤之别。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历史上西方欧洲人为寻找到达东方印度的新航路而进行的伟大探险。当时为了达到这一开辟新航路的探险目的，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探险创意。一种是葡萄牙人式的，以亨利亲王、迪亚士、达伽马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沿着漫长的非洲西海岸线南下，最终想办法从南面绕过非洲大陆，然后再转向东航到达印度。另一种是西班牙人式的，以哥伦布为代表。他主张从欧洲直接向西航行，越过大西洋，绕过地球的背面（！）到达东方的印度。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来说，两种不同风格的探险创意，都有可能完成到达印度的目的（但也都没有绝对把握）。但相对来说，葡萄牙人的探险创意要稳妥一些，因为他们是紧靠海岸线慢慢南下，万一不成功还能顺海岸线原路退回。哥伦布的探险创意则要“冒失”一些，因为他是一头栽进茫无边际的大洋，看不见任何能使人产生心理安慰的海岸线，一旦设想落空，情况将异常险恶。因此，如果说葡萄牙人的探险创意属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现实主义风格”的话，那么哥伦布的探险创意就属于热情奔放、追新求异的“浪漫主义风格”了。
    （二）其次，不同的探险风格还表现在探险者如何选择探险工具及探险装备上。一些探险家比较愿意相信高科技，他们向科技专家请教，制造出各种复杂新奇的探险装备来；而另一些探险家则较信赖简陋的原始装备，他们宁愿向原始土著人请教。比如，在争夺第一个到达北极或南极点的探险中，你是愿意使用最新式的机械化雪橇做为运输工具、并穿戴用高新技术的化学复合材料制造出的御寒服装呢，还是更信赖爱斯基摩人的狗拉雪橇及原始的兽皮服装？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高科技风格”，后者我们可以称之为“高原始风格”。
（三）不同的探险风格还表现在具体的探险战术上。我们拿高山探险来做例子。登山一般有两种战术风格。一种是“波浪式”前进的战术，另一种是“台阶式”上升的战术。
■ “波浪式”风格的特点是：
    登山者从基地出发，登至一定高度，作一定停留和居住（后）返回基地营，即完成了一次适应性锻炼。在基地营休整数日，还可再出发，越过前次到达高度，到一新的高度，作一定停留和居住，再返回基地营。每次到达的新高度与前一次到达高度之间的相对高差约一千公尺。这种往返行动要组织多次，最后才突击顶峰。（《中国登山运动史》，页331）
    ■ “台阶式”风格的特点是：
    登山者从基地营上升至一定高度，不再返回，就地适应一段时间。然后再上升到一定高度，适应一段时间。适应的高度不断向顶峰靠近，最后相机登上顶峰。（《中国登山运动史》，页331）
    除了这两种主要的风格战术外，也还存在许多其他风格的登山战术。可以说，这种具体的战术风格差异，是造成登山探险及其他探险活动风格多样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小沙河

探险论（33）

（五）另外，不同的探险风格还明显地表现在探险者与新闻媒体打交道的不同方式上。比如有些探险者喜欢自己悄悄地出发去探险，成功回来后再和新闻媒体接触，而有些探险者则更愿意在出发前就开始和新闻媒体接触，制造声势，在探险过程中和探险结束后更是大力与新闻媒体积极配合，广泛宣传。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寂静风格”（如刘雨田），后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喧闹风格”（如余纯顺）。
    与此相联系，在向新闻媒体介绍探险具体情况时，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一种是探险队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大家统一口径，一般来说是报喜不忧，只说成功的地方，不说失误的地方。只说队员间团结互助，不说队员间的矛盾磨擦。在公众面前及赞助厂商面前，维持探险队的整体良好形象。另一种风格相反，探险队员各说各的，而且成功也说，失败也说，合作也说，磨擦也说。既有互相赞美，也有互相埋怨和指责。总之，把一切东西都抖落出来，放在公众舆论面前。前者我们可以说是“良好形象”式风格，后者我们可以说是“实事求是”式风格。
    （六）最后，不同的探险风格还表现在探险者个人的野外生活具体的细节小事上。如果说前面我们讨论的都是宏观方面的不同风格的话，那么，这里说的就是探险者微观方面的不同风格了。
    这种区别首先表现在不同的探险者对野外生存的不同思路上。比如说，为了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就至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想方设法发明制造并携带许多特殊的生活装备，以便尽可能在恶劣的大环境中营造出一个相对舒适的小环境来，使自己尽可能不受罪。另一种则是锻炼身体，提高人体自身对恶劣环境的适应性，同时，能忍耐的都忍耐，例如长期吃单调的速食面，长期不洗澡。前者我们如果可以称之为“高舒适风格”的话，后者我们就可以称之为“高忍耐风格”。
我们再来看一下探险者具体生活细节小事上的风格差异。举一个例子：在1989—1990年国际徒步横穿南极大陆的探险活动中，美国人维尔和英国人杰夫两个人在宏观方面的探险风格基本一致，而在微观方面却截然不同。请看一下这支联合探险队的中方队员秦大河在日记中对他们两个人的描述：

关于杰夫的描述——
        “杰夫是个非常仔细的人，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踏实。比如，我们日常用的灯、炉子、火柴、个人用品等，应当放在哪个位置最好，最方便，他都有既成的习惯。比如火柴，他要求每划完火柴后，要把两根火柴头朝匣内，火柴棒露在火柴盒外，并放到固定位置。这样做有两个好处，首先黑暗中一摸便知是火柴匣，其次拔出火柴一擦即可点火，而汽油炉需要快快地擦火柴点火。……”（《秦大河……日记》，页107）

    关于维尔的描述——
        “维尔不拘小节十分出名，与他同住（帐篷）一月来，感受不少。首先，他的黄茶缸子，既用来喝水烧茶，亦用来洗脸、洗脚、洗屁股；喝剩的水，顺手倒入大铝壶中，使别的人不能受用。另外还往小便坑里乱扔一通，什么都有，小便溅得到处都是，而紧挨小便坑处便是饮用的雪块和我的睡袋。……”（页225）

    猛一看你也许会认为这些生活细节纯属两个人的性格不同，和探险本身无关，但再仔细想一下应会明白，在这里，无论是杰夫“谨慎仔细”的风格，还是维尔“不拘小节”的风格，都在不同的方面对他们的野外生存有所帮助。也就是说，它们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微观探险风格。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探险风格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可以这么说，探险风格的多样性要远远多于人类其他的相近活动——例如竞技体育活动风格的多样性。实际上，在第六章《探险的特征》中，我们曾讨论过探险活动的“有纪录无规则”的特征。而正是因为探险活动的这个无规则特性，使探险家在从事某项探险活动、实现某项探险目标（纪录）时，可以“不择手段”地“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由此就为探险活动中风格的多样性创造了条件。这正是竞技探险中的风格要远远多于人类其他活动（如竞技体育）中的风格的根本原因。

小沙河

探险论（34）

二、决定风格的因素
    那么，决定种种不同探险风格的因素都有哪些呢？或者说，一种探险风格的形成是完全自发无条件的，还是非自发有条件的昵？为什么有些探险家热中于这一种风格，而另一些探险家则热中于另一种风格呢？我认为，所有探险风格的形成，都是有条件的，而且它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详细讨论。
    首先，不同的探险风格的形成和探险者本人的个性有关。这里所说的个性，主要是指探险者精神方面的性格特征，而不是指探险者的身体条件。仍拿十五世纪的哥伦布和航海王子亨利亲王来做例子。哥伦布的性格特征是好幻想，喜欢别出心裁，独立创新。而亨利亲王则相对来说是个现实主义者，喜欢脚踏实地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推动一项事业向前发展（他甚至从未尝试去亲自体验一下航海探险的浪漫，而只是满足于在后方的坐镇组织指挥）。正是因为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加上其他一些因素），才产生了历史上截然不同的两种伟大的——浪漫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探险创意风格。
   我们再来看一下当代中国两个旅行探险家——刘雨田和余纯顺——的精神个性的不同。我和这两人都有过交谈，深切体会到他们精神个性的巨大差异。刘雨田沉默寡言，给人喜欢冥想、不善交际的印象。而余纯顺则是开朗健谈，自信，喜欢并善于交际。由此就造成了两人截然不同的探险风格；刘雨田较喜欢默默地出发，不事张扬，事后才被动地接触新闻媒体。而余纯顺则较喜欢热热闹闹地出发，在探险旅行过程中也尽可能与各种新闻媒体保持接触。两位旅行探险者“寂静”与“喧闹”的不同风格，完全来自于两人截然不同的精神性格。
    除了探险者的个人性格特征决定着探险活动的风格之外，探险经费的多少也是决定不同探险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仍拿历史上葡萄牙和西班牙寻找新航路的探险来说，葡萄牙的探险家们之所以选择并能实施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南航探险方案，就是因为他们有葡萄牙王室成员亨利亲王的巨大财政支持做后盾。反过来看，哥伦布之所以能在最后关头获得西班牙王室的有限财政支持，来最终实施他的“浪漫主义风格”的西航探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西航探险所需的时间短而且耗费低。探险经费的多寡影响着探险风格的不同，不仅历史上如此，在当代探险活动中也常可见到。拿上一节中提到的“高科技”和“高舒适”的探险风格来说，它们的首要条件都是探险者必须具有充足的探险经费，这样才能保障他能研究、制造、购买高科技的探险装备（例如著名的富翁探险家福赛特）。相对来说，极度缺乏经费的探险者就只能选择“高原始”和“高忍耐”的探险风格了（如中国的刘雨田）。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多高科技高舒适风格的探险，而东方的中国多高原始高忍耐风格的探险的基本原因。
    其次，探险的不同风格，还取决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拿上面提到的“团队风格”和“单兵风格”的不同登山方式来说，崇尚集体主义的东方民族，不管探险经费充足与否，一般多选择耗资相对巨大的“团队风格”方式来登山，并奉行“只要团队中有一个人登顶，就是整个团队的荣誉”的信条。而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民族，同样，不管探险经费的充足与否，一般多选择耗资相对较少的“单兵风格”的方式来登山，并奉行“谁登顶谁光荣”的信条。还不止如此，当代东西方不同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还鲜明地表现在登山者如何对待“结组保护”措施上。由于存在着掉进冰裂缝及失足滑坠下悬崖的危险，登山者有时需要采取几个队员结组保护的方式共同前进：即几个队员前后相互之间用绳索联结起来，这样，当其中某个队员不慎掉入冰裂缝或滑坠下悬崖时，其他的队员可以借助连接的绳索对他实施保护和求助。但采取这种“结组登山”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弊端，那就是当一个队员突然滑坠时，其他的队员也有可能猝不及防，导致整个结组被首先滑坠的队员，一起拽拉下崖壁深渊而同归于尽（登山史中这样的惨剧屡见不鲜）。那么，在这种从概率上来说，靠“结组”而挽救生命与因“结组”而同归于尽的可能性，大约各占50%的情况下，到底是应该选择“结组登山”，还是应该选择“非结组登山”呢？不同的登山者，有不同的答案。一般来说，主张“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当代西方人多选择“非结组登山”；而主张“同生死共患难”的当代东方人多选择“结组登山”。由此可见，不同的文化意识对探险风格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