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论》（连载）——作者：戎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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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论（34）

二、决定风格的因素
    那么，决定种种不同探险风格的因素都有哪些呢？或者说，一种探险风格的形成是完全自发无条件的，还是非自发有条件的昵？为什么有些探险家热中于这一种风格，而另一些探险家则热中于另一种风格呢？我认为，所有探险风格的形成，都是有条件的，而且它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详细讨论。
    首先，不同的探险风格的形成和探险者本人的个性有关。这里所说的个性，主要是指探险者精神方面的性格特征，而不是指探险者的身体条件。仍拿十五世纪的哥伦布和航海王子亨利亲王来做例子。哥伦布的性格特征是好幻想，喜欢别出心裁，独立创新。而亨利亲王则相对来说是个现实主义者，喜欢脚踏实地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推动一项事业向前发展（他甚至从未尝试去亲自体验一下航海探险的浪漫，而只是满足于在后方的坐镇组织指挥）。正是因为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加上其他一些因素），才产生了历史上截然不同的两种伟大的——浪漫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探险创意风格。
   我们再来看一下当代中国两个旅行探险家——刘雨田和余纯顺——的精神个性的不同。我和这两人都有过交谈，深切体会到他们精神个性的巨大差异。刘雨田沉默寡言，给人喜欢冥想、不善交际的印象。而余纯顺则是开朗健谈，自信，喜欢并善于交际。由此就造成了两人截然不同的探险风格；刘雨田较喜欢默默地出发，不事张扬，事后才被动地接触新闻媒体。而余纯顺则较喜欢热热闹闹地出发，在探险旅行过程中也尽可能与各种新闻媒体保持接触。两位旅行探险者“寂静”与“喧闹”的不同风格，完全来自于两人截然不同的精神性格。
    除了探险者的个人性格特征决定着探险活动的风格之外，探险经费的多少也是决定不同探险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仍拿历史上葡萄牙和西班牙寻找新航路的探险来说，葡萄牙的探险家们之所以选择并能实施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南航探险方案，就是因为他们有葡萄牙王室成员亨利亲王的巨大财政支持做后盾。反过来看，哥伦布之所以能在最后关头获得西班牙王室的有限财政支持，来最终实施他的“浪漫主义风格”的西航探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西航探险所需的时间短而且耗费低。探险经费的多寡影响着探险风格的不同，不仅历史上如此，在当代探险活动中也常可见到。拿上一节中提到的“高科技”和“高舒适”的探险风格来说，它们的首要条件都是探险者必须具有充足的探险经费，这样才能保障他能研究、制造、购买高科技的探险装备（例如著名的富翁探险家福赛特）。相对来说，极度缺乏经费的探险者就只能选择“高原始”和“高忍耐”的探险风格了（如中国的刘雨田）。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多高科技高舒适风格的探险，而东方的中国多高原始高忍耐风格的探险的基本原因。
    其次，探险的不同风格，还取决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拿上面提到的“团队风格”和“单兵风格”的不同登山方式来说，崇尚集体主义的东方民族，不管探险经费充足与否，一般多选择耗资相对巨大的“团队风格”方式来登山，并奉行“只要团队中有一个人登顶，就是整个团队的荣誉”的信条。而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民族，同样，不管探险经费的充足与否，一般多选择耗资相对较少的“单兵风格”的方式来登山，并奉行“谁登顶谁光荣”的信条。还不止如此，当代东西方不同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还鲜明地表现在登山者如何对待“结组保护”措施上。由于存在着掉进冰裂缝及失足滑坠下悬崖的危险，登山者有时需要采取几个队员结组保护的方式共同前进：即几个队员前后相互之间用绳索联结起来，这样，当其中某个队员不慎掉入冰裂缝或滑坠下悬崖时，其他的队员可以借助连接的绳索对他实施保护和求助。但采取这种“结组登山”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弊端，那就是当一个队员突然滑坠时，其他的队员也有可能猝不及防，导致整个结组被首先滑坠的队员，一起拽拉下崖壁深渊而同归于尽（登山史中这样的惨剧屡见不鲜）。那么，在这种从概率上来说，靠“结组”而挽救生命与因“结组”而同归于尽的可能性，大约各占50%的情况下，到底是应该选择“结组登山”，还是应该选择“非结组登山”呢？不同的登山者，有不同的答案。一般来说，主张“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当代西方人多选择“非结组登山”；而主张“同生死共患难”的当代东方人多选择“结组登山”。由此可见，不同的文化意识对探险风格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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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论（35）

除了民族文化传统之外，探险风格个人的思想观念及其以往探险的经历，也对探险者的风格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拿十六至十八世纪曾经流行过的“依靠土著人”和“防范土著人”的两种不同的探险风格来说，说完全取决于探险者对土著人的不同看法，及以往他们与土著人打交道的不同经验。认为土著人是善良的，并在以往的探险活动中曾得到过土著人巨大帮助的探险者，显然更喜欢“依靠土著人”的探险风格；相反地，认为土著人是残忍的，在以往的探险活动中碰巧曾受到过某些好战的土著人袭击的探险者，则更容易选择“防范土著人”的探险风格。再拿究竟是选择“高科技”风格，还是“高原始”风格来说，这也和探险者的观念及其以往不同的探险经验有关。例如，在争取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那次有名的探险竞争中，英国的斯科特根据自己以往在南极圈中的探险经验，宁愿相信“高科技”，并以新制造的机械化雪橇来做为自己的运输工具；而挪威的阿蒙森则根据自己以往在北极圈中的探险经验，更信赖“高原始”的方式，并以爱斯基摩人的狗拉雪橇做为自己的探险运输工具。再比如“高舒适”和“高忍耐”的探险风格，它不仅和探险者的经济条件和身体素质有关，更和探险者的思想观念有关。认为探险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活动的人，自然主张“高舒适”的风格（如美国的福赛 .特）；而认为探险是一种高尚的、吃苦的事业的人，则更提倡“高忍耐”的风格（如中国的刘雨田）。
    最后，为探险活动提供经费的赞助厂商，也是决定不同探险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如果厂商认为哪种风格的探险更能引起公众的注意，那么，不管探险者本人较喜欢或较擅长的探险风格是什么，他也必须尽力按厂商的要求去做。（类似这样的决定探险风格的“身外”因素还有很多，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虽然可以把决定探险风格的因素一项一项地单独进行分析研究，但在实际的探险活动中，探险的风格很少是由哪一项单独的因素决定的，它往往是各种各样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拿刘雨田的“高忍耐”探险风格来说，它既取决于他困窘的经济条件，又同时取决于他的文化素质、思想意识（认为探险是一种事业，探险家必须要吃苦）、个人性格（木讷，相对较孤独），以及他的身体素质好等条件，而并不是哪一种单独的因素在起作用。再比如前面提到过的“团队式”和“单兵式”登山风格，它除了和民族文化传统有关之外，实际上还和登山者的攀登技能及登山装备的优劣有关。在登山运动的早期，由于人们的攀登技能还不高，装备又粗笨原始，所以往往采取“团队”的方式来登山；现在登山装备已大大改进，攀登技能已大幅度提高，人们就开始采用“单兵”的方式来登山了。
    另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对大家多数探险家来说，在一次具体的探险活动中，哪一种决定风格的因素起的作用更大一些，完全是随机的，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在这一点上，探险活动也和人类的其他娱乐性活动有着巨大的不同。例如文艺活动的风格主要取决于演出者的文化素质和个人艺术条件方面的特征，而竞技体育的风格，主要取决于运动员个人身材形体方面的条件特征等，这些因素都是相对稳定的，而很少有随机的因素。因此，文艺演员和体育运动员的风格都是相对稳定的，不像探险者那样，其风格可以并且易于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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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论（36）

三、不同探险风格的优劣
    以上我们讨论了种种不同的探险风格，以及决定探险风格的种种不同的因素。那么，不同的探险风格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像不同形态的花朵之间那样各有风韵，像不同种类的水果之间那样各有滋味，还是相互之间各有高下、优劣之分呢？我们说，这要取决于我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如果是从“看热闹”的旁观者角度出发，则各种探险风格确实各有风味，各有千秋，没有优劣高下之分。譬如说葡萄牙人的“现实主义”风格，代表了人类求实、坚忍不拔、一步一步脚印的精神。两种风格都同样伟大。旁观者们尽可以对两种风格同等欣赏，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偏好而更锺情于某一种风格。而若从具体从事某项探险活动的探险者个人角度及确保探险成功的角度出发，或者说，针对某项具体的探险活动和具体的探险者来说，不同的探险风格在许多情况下，确实具有优劣高下之分。探险者在最终决定究竟采取何种风格来从事某项具体的探险，是必须慎之又慎的。
    举例来说，1912年在向南极点冲刺的竞技探险中，在选择何种探险交通运输工具问题上，英国的斯科特选择的是，“高科技”风格的机械化雪橇及“半原始”风格的西伯利亚矮种马；而挪威的阿蒙森选择的是，完全“高原始”风格的爱斯基摩人式的狗拉雪橇。结果事实证明，在南极大陆那种特殊的地理环境条件下，“高科技”风格不如“高原始”风格：斯科特失败了，而阿蒙森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再拿早期的北极探险来说，挪威的探险家南森根据北极独特的地理环境（到处是浮冰、裂缝，运输不便；到处有海豹，便于打猎），毅然选择了“就地取材”式的探险风格，结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他被困在北极长达三年，却未冻饿而死，并最终回到祖国。（《极地寻踪》，页68—76）与之相对照的是，1845—1848年由富兰克林（Sir John Franklin，1786—1847）领导的英国北极冰海探险队，却全军覆灭，138人无一生还。富兰克林惨剧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探险队未采用“就地取材”式风格，而完全信赖“全部携带”式补给办法，不能不是产生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再来看一个中国当代的例子。著名的探险旅行家余纯顺，以孤身徒步负重这种“高忍耐”的探险风格，成功地数次完成穿越西藏高原的长期（数十天以上）旅行，但在他第一次尝试短途旅行穿越沙漠时（两三天）却不幸遇难。为什么呢？因为他这种“高忍耐”的探险风格，虽然曾经受住了西藏高原地理环境条件的考验，却已不再适应罗布泊极恶劣的六月超高温的沙漠环境，也不再适合他本人易脱水的身体条件（余纯顺在江浙及西藏旅行时，有过中暑、脱水的经历）。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即在一些探险领域中，或在一些自然环境条件下，某几种探险风格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优劣、高下之分。例如在登山探险活动中，“团队”风格和“单兵”风格各有千秋，难分高下；而“结组”风格与“非结组”风格也都不完美，各有利弊。在这种情况下，探险者究竟选择哪一种风格来进行探险，就全凭自己的擅长、兴趣爱好与具体条件了。我们再举一个航海方面成功的例子。还是拿发现新航路的探险来说吧。葡萄牙的亨利亲王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钱多、人多，可长期持续从事探险），慎重选择了虽时间长，但稳妥的南下“现实主义”探险风格。而哥伦布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钱少、人少，必须一次性成功），毅然选择了虽冒险但时间短的西进“浪漫主义”探险风格。结果，亨利亲王和哥伦布都因为他们各自的正确选择而取得了成功。
    总之，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点结论：
    （一）针对某个具体的探险环境，同时针对到该环境中从事探险活动的某个探险者的具体条件来说，一般地，必定存在一种或数种最优的或较优的探险风格，同时对等地，也存在一种或数种最劣或较劣的探险风格。
    （二）根据上述结论，那么，作为探险者，就必须慎之又慎地尽量选择那种最优或较优的探险风格来进行探险，而尽量避免选用那种最劣或较劣的探险风格来从事探险。
    当然，正如在第二小节讨论过的，现实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即某种探险风格的选用与否，不完全取决于探险者，有时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提供经费的赞助厂商或大众传媒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探险者一定要牢记，若赞助厂商或传媒机构选定的探险风格，虽然降低探险活动本身的成功机率，但并未降低探险者本人的安全保障系数时（也就是说，仍能保证87 . 5%以上的安全系数），一般来说，探险者也可考虑按厂商及传媒机构的要求来从事某项探险；否则，例如某种探险风格的选用将使安全系数降至87 . 5%以下时，探险者应坚决地拒绝采用该种探险风格，即使这将导致整个探险活动的夭折，也在所不惜。在方面我们有沉痛的教训：上海旅行探险家余纯顺就是为了配合某传媒机构宣传拍摄上的需要，而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使用错误的“高忍耐”风格从事探险而导致丧生的。这个教训，我们一定要记取。
    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有着截然不同的探险风格的探险者，一般来说，不宜联合组成一个探险队去探险。在这里，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1998年5月，崇尚“团队”风格的中国人和崇尚“单兵”风格的斯洛伐克人，组成了一支联合登山队去攀登圣母峰。结果，由于两国登山探险的风格完全不同，双方队员都感觉到极大的不适应。中文队员是严格服从命令，完全按事先制定好的计划行动。而斯方队员则完全是凭着感觉，既不习惯服从命令，也不愿意严格按一个事先制定好的计划行事。中方队员为了照顾“联合行动”而在等待中丧失了自己的最佳登顶机遇，他们难免向斯方抱怨：“这是登山吗？拖拖拉拉，耗谁呢？”而斯方队员则大惑不解：“我们登山就是自己想哪天上就哪天上，想上到哪儿就上到哪儿。中国人为什么要决定我们哪天应该上到哪儿？”虽然最终双方都各有自己的队员先后登上了顶峰（是“分别”登顶而不是联合登顶）而“圆满”地完成了这次联合登山的探险活动，但彼此都感觉到了极大的不快。（《山野》，第32斯，页4--9）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说同属东方文化的、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探险风格的中国、日本、韩国的探险者之间是可以搞“联合登山”的话；那么，完全属于东、西方不同文化、有着截然相反的探险风格的中国和西方诸国的探险者，是不适合搞“联合登山”的。
    其实，在一支探险队中，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有着相同探险大风格的不同探险者，由于在个人野外生存细节方面小风格的不同，也会给彼此带来极大的麻烦。例如在国际徒步横穿南极的探险活动中，“不拘小节”的维尔和“谨慎仔细”的杰夫，有两个月的时间住在同一顶帐篷中。由此给双方带来的不便可想而知。事后杰夫说，和维尔同住一顶帐篷的那两个月，是他此次参加横穿南极活动中所遇到的“最大考验”！而维尔的感受呢，可以想像，他受到的考验与杰夫相比，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这些小风格的不同，还是有一些补救办法的。例如尽量分开住帐篷。而探险大风格的不同，则是毫无妥协余地的。在第八章《探险的过程》中，我们曾谈到探险的组织者挑选合适的探险队员的重要性，实际上也包含着尽量挑选有着相同或相近探险风格的队员的意思在里面。

唐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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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论（37）

第十章  探险的真实性及其考证

    在前面几章的讨论中，我们主要是从各个方面来对探险活动本身进行分析研究；在本章及下一章，我们将脱离开探险活动本身，而从旁观者的角度，对探险进行一些鉴赏性研究。在这里，我们所谓的“鉴赏”，就是“鉴别”和“欣赏”的意思。本章先解决鉴别的问题，也就是如何鉴别探险的真伪问题。很显然，如果一件事情本身就是假的，那我们根本就谈不上欣赏的问题了。
    在本书第一章，我们曾反复说过探险就是到“未知的地方”去旅行；在第六章中，我们又说到在探险活动中并没有裁判及观众在埸，那么自然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才能确知探险家们是真的去了那个
‘未知的地方’呢，或者说，我们凭什么来鉴别探险家们是真的创下了一个新的探险纪录而没有撒谎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从古代起就一直存在着。我们可以这么说，探险活动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是极难考证的、甚至可以说是最难考证的一项人类活动。而偏偏考证探险的真伪又十分必要。近代的探险，事关探险者或探险国的巨大的实际经济、政治利益，这些暂且不说，即使是当代属竞技性质的探险活动，由于事关探险者个人及所代表国家的重大名誉问题，同时也事关提供探险赞助经费的厂商的广告宣传效益，考证探险真实性的意识也十分重大。
    那么，人们是如何来考证探险的真实性的呢，一般来说，在当代，我们主要是根据探险者从那个“未知或陌生”的地方所拍摄的照片、录影带等实际资料，来辨别探险者是否真的去了那个地方。而对于近代（第二历史时期）的探险来说，因没有照片、录影带等实际资料，人们就只能根据探险者本人的述说及所带回的某些实物来判断探险活动的真伪了；而探险者本人的描述则要靠同时代稍后又去那儿的人的所见来证实。至于更远古时期的探险活动，我们后人就只能从考古发掘资料及残缺的历史典籍中去推测了。下面让我们来详细讨论。

    一、历史探险活动的考证
    首先来谈远古时期人类探险活动的鉴别考证。说实话，要想确证远古人类的探险活动，是非常困难的，这比确证人类其他一般的历史活动还要困难许多倍。这固然中因为缺少实物证据，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古籍中往往是少量史实与大量的神话掺杂在一起，以传说的方式出现，让后人难以考证。但总的来说，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这类有关人们探险的古老传说，最终完全被证实的很少，完全被证伪的也很少，大多数情况是部分被证实，部分被证伪。例如中国古籍中最著名的穆天子西游会见西王母的传说（表面看似乎是周穆王曾向西探险到达青海湖），最终被考证出为战国时期赵国所从事的、具有一定探险性质的向西北方向开拓扩张领土的活动（《穆天子传通解》）。
    话说回来，即使是在有了许多实物考古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确证远古时期人们的探险活动也是相当困难的。举例来说，当代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人们曾不断发现零星的亚洲（主要是中国）的古代文物，如古船锚、古陶器、古钱币，甚至刻有零星汉字的古碑等，再加上在中国的古籍中，确实记载着有一些中国人出海去寻找传说中的仙境、或出海逃难而长期未归，于是一些人就从中得出结论说，古中国人曾经从事过横渡太平洋的探险而到达了美洲（《谁先到达美洲？》）。我认为，虽然既有考古实物又有史籍佐证，我们也不能这么说，最多也只能说，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因为，还存在着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即那些墨西哥沿岸的亚洲古文物，是由一些失事的中国古船残骸，在无人操纵的情况下，被风及环北太平洋的海流送过太平洋而带到美洲去的。即使在今天，这种情况依然时有发生。二十世纪八○年代还曾有一艘日本的渔轮，因机器损坏而随风顺流漂了一百多天到达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岸（船员均饥渴而死，人们从航海日志中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对这个问题，十九世纪即有一个美国人进行了研究。最终他出版了一本书，其中记载了在1843—1882年近四十年间，所有来自亚洲的、失去了控制的、被北太平洋的海流带到美洲沿岸的船舶残骸，总数竟达五十多件。由此可见，我们要想完全确证远古时期的人类探险活动是多么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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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论（38）

       不过也有完全相反的例子。有时我们在没有任何考古实物佐证的情况下，仅仅根据历史古籍中的只言片语，就能完全确证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探险活动。这方面，最著名也最富有戏剧性的例子，当属古代一些腓尼基人环绕整个非洲大陆的探险航行了。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埃及皇帝尼霍二世想探察一下整个“利比亚”（即现在的非洲大陆）。由于此事危险性太大，无人自愿前往，于是他以半惩罚性的方式，让一些犯了罪的腓尼基（Phoenicia）奴隶驾船从东方的红海出发，驶入印度洋，同时命令他们返航时必须从西方的“赫刺克勒斯石柱”（即现在的直布罗陀海峡）方向回来。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从东方出发从西方回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这些腓尼基人勇敢地贴着非洲大陆东海岸线南下航行。粮食快没了，他们就上岸，开垦土地，播种种子，等待收获。几个月后，收获完粮食，他们又继续向前航行。三年后，这些腓尼基人终于绕过了整个非洲大陆，从西方的赫刺克勒斯石柱方向，返回了埃及。可惜当时的人们对这些腓尼基人的航海业迹，完全不相信。因为这些腓尼基人说，在大陆的尽头（即现在的南非）（由东向西）航行时，中午“太阳在右舷（北方）升起”。这对两千五百多年前世代生活在北半球、始终看见太阳在南方升起的人来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就连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不相信；但他还是忠实地把这些腓尼基人说的话记了下来。（最后这些腓尼基奴隶因为“撒谎”而被处决。）而现在我们恰恰是根据“太阳从右舷升起”这句话，得知了这些腓尼基人确实环绕了非洲大陆，并到达过南半球。因为两千五百年前世代生活在北半球的人们，没有我们现在对地球和太阳系的认识，他们不可能编出太阳出现在北方的谎话。（另外，非洲大陆海岸线总长约三万公里，按当时的航海技术，靠桨橹及风帆，除去上岸种粮的时间，用三年的时间也是完全可以完成环绕整个非洲大陆的探险航行的。）（《世界探险史》，页21—23）
    到了近代，人类探险活动的黄金时期，虽然人类文明已大大发展了，但由于还没有发明照相，摄影等现代化手段，而且当时没有无线电通讯，探险者往往一走就是数月以至数年，音讯全无，人们判断探险活动的真伪，仍不得不主要依靠探险者本人回来后的述说。好在当时地球上确实存在着许多人类完全未知的地区，这些地区中又存在着许多人类完全未知的事物，于是探险者们可以把他们在各个“新大陆”发现的陌生的动植物标本或临摹的图画带回去，甚至捉几个当地土人带回去（哥伦布探险时就带回几个印第安人），来作为他们探险活动真实性的证据。同时，探险者对“未知地方”的环境、地形地貌、山川河流的描述及绘图，以及他们在当地按照古老的宗教传统或习俗所建立的十字架或石碑，都可以从后去者眼中得到证实。由此，人们也就可以基本判断其探险活动的真伪了。
    不过，这里也有新的问题产生。首先，任何人的回忆描述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再加上探险者们出于某种目的而常常有意无意地夸张，这就往往使其描述增添了很多水分，以至有时反而令人难以相信了。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如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由于他热中于夸张中国的富有，常常用百万、几百万、几十个百万的数字来说明他所见到的东西，加上又无其他人的佐证，以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他的话都不相信，并嘲笑地给《马可波罗行记》起了一个别名，叫《百万之家》。（《世界探险史》，页88）
    其次，即使探险者严肃认真，毫不夸张，但由于他们对“未知世界”的观察不细或由于某些误解也使他们的描述变得不真实了。这方面比较著名的例子，当属南美大陆的探险者们关于亚马逊存在着“女人国”的描述了。当这些探险者们乘木船沿着亚马逊河探察时，在某一地方遭到了当地印第安人的袭击。由于这些印第安人都披着长长的头发，又由于某种原因男人都不长胡须，再加上激烈的战斗中也无暇细辨，这就使探险者们产生错觉，以为这些印第安人全是女人，于是便有了关于“女人国”的传说。至于那些因对动物的观察不细而产生的有关各种各样神异怪兽的描述和传说，更是不胜枚举。总之，如果现代的人们到图书馆去翻看那些早期探险家们对未知的“新大陆”的种种描述时，往往会目瞪口呆，搞不清楚为什么许多确实有据的描述会和同样多的荒诞不经的描述混杂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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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论（39）《当代探险活动的考证》（因内容敏感，略。有愿意阅读者，可登陆微信公众号：戎小捷。大约明、后天刊出）


探险论（40） 三、探险日志的写作及意义

    通过第一、二两节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历史上的探险者还是当代的探险者，他们向世人证实自己探险活动真实性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所到达的陌生地区带回人们所不知的陌生的东西（或描述所见的陌生的东西），来作为自己确实到达该地区的证据；二是在所到达的陌生地点留下人们所熟悉的东西，从而可以向后来者证明自己确实到过该地区。这两种方法，无论是“带回陌生的东西”，还是“留置熟悉的东西”，都是属于“物证”的方法，而且也是十分有效并得到公认的方法。但是，除了这两种方法之外，事实上还有第三种证明探险真实性的方法，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记“探险日志”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意义及可靠性，不像“物证”的方法那样容易被人们认识到，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证明探险真实性的方法。尤其是在当代的某些竞技探险项目方面，例如，在考证徒步走长城全程，或考证乘筏漂流某江河全程时，“探险日志”的方法是比上述的两种物证的方式更为有效的方法。
    所谓“日志”方法，即指探险者在探险活动中，逐日忠实记录下探险的具体全过程，它包括每天所发生的一切具体事情，以此来作为考核探险活动真实性的重要证据。具体来说，一部标准的“探险日志”，每天应记载的内容如下：
    时间——具体日期，必要时精确到小时、分；
    地点——具体地名或具体经纬度；
    人物——探险者名字及途中所遇到的人的名字；
    环境——气候、地形地貌、海拔、植被等详细特征；
    事件——所发生的一切大小事件（严格按时间顺序纪录）包括吃、穿、住、所行里程等细节。
    需要指出的是，“日志”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日记”不完全一样。通俗地讲，日志就是一部流水账，而且必须是一部流水账。它只要求真实、准确、具体，不要求可读性及文学性。而日记除了包含部分“日志”的内容外，一般还要求有可读性及文学性。所以，日志一般较简单，日记一般较复杂。
    一般人容易担心这种简单的流水账式的探险日志十分容易伪造，其实不然。正像逃税者要想事后伪造一部详细的账册非常困难一样，要想坐在家里仅仅依靠查阅、调看有关的粗线条的文字、影像资料，就凭空伪造出一部天衣无缝的“探险日志”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例如在有人烟的地区，一些较小的地名、人名以及当地人特有的一些具体文字发音，是在任何百科资料中所查不到的，也是根本无法伪造的。在无人烟的地区，大的自然环境特征，你或许可以靠查阅有关资料而获悉，但一些小的自然环境特征，比如某个小山叉里有一怪树、怪石等，你在图书馆里是绝对查不出来的。这里我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先说特殊地名的发音的例子。在我国海南岛内陆有一个城镇，地图上标作“通什”。凡没去过的人一般都读作“Tonh Shi”或“Tonh Shen”，但凡是亲自去过那里的人都知道，当地人一律把“通什”读作“Tonh Za”。即使在词典里，“什”也没有“Za”这种发音，所以这一点是没有去过而想冒充去过那儿的人很难想像出来的。大的城镇地名尚且如此，小的村庄地名就更不用说了；死的地名尚且如此，活的人名也就更不必说了。再举特殊地形地貌的例子。1987年，当北京青年黄河漂流队到达黄河上游的官仓峡（此地荒无人烟）时，入峡前，86年曾独自来此漂流过的桑永利告诉大家，峡中某一险处有三块特殊巨石，需特别小心。事后大家果然在他说的地点发现了这三块巨石。这就足以证明桑永利在86年确实曾来过这里。（《探险在中国，页77》像这种极细小具体的地貌特征，也是没去过当地、仅靠查阅黄河的水文地质资料者，所绝对想像不出来的。
    此外，一部忠实准确的探险日志，除了地探险者胜利归来时能向世人证明其探险的真实性之外，更能在探险家不幸遇难时，使后人得以了解探险过程的真相，弄清一些探险疑案。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1912年斯科特南极遇难的真相，人们就是通过事后发现的斯科特本人的完整日记而了解的。再例如1733年2月，最终完成了对整个白令海峡探险的俄国人费多洛夫，因严重的败血症而病死在堪察加半岛上。八年之后，他的航海日志及详细的考察笔记终于被人们发现，人们由此弄清了，原来完成发现整个白令海峡的并不是白令，而是费多洛夫。（《世界探险史》，页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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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论（41）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当代西方的探险者都比较重视“探险日志”的写作（他们有写作“航海日志”的传统）。而当代中国的探险者往往意识不到这种简单的、流水账式的“探险日志”的意义。他们或则不写日志，或者在写作中加入尽可能多的文学性描写，而把我上面提到的那些有资料价值、有助于证明探险真实性的几个日志的要素忽略不记。更加糟糕的是，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出版界也大多只重视文学性、故事性、惊险性强的探险游记的出版，而不愿意出版他们认为枯燥乏味的流水账式的“探险日志”作品。这就造成两个结果，一是中国鲜有严谨详细、朴素真实的探险日志式作品问世，只有一些报告文学式或夸张猎奇的作品出版。二是由此造成外国探险界对当代中国人的探险成果的不了解，以至对有关的中国探险活动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例如我们报刊杂志上总是在说有人徒步走了黄河、长江（杨联康），有人徒步走了长城（刘雨田），有人骑车走了万里边疆（于涓涓）等等，但从未见有严谨的《杨联康徒步黄河、长江日志》、《刘雨田徒步长城日志》、《于涓涓骑车旅行日志》出版问世。这或者是由于探险者本人未详细纪录，或者由于出版界认为日志式作品无价值、无销路而拒绝出版，这就难免使若干年后，将来的人对上述几个人的探险活动的真实性产生疑问。可喜的是，近年来这种状况有了一些改变，例如，有两部带有部分日志性质的探险作品《秦大河横穿南极日记》和《余纯顺风雨八年日记选》得以出版。美中不足的是，前者的出版靠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而后者的出版又令人十分遗憾地只出版了一部选集，而不是完整的八年日记全集的出版。由此可看出我国出版界至今仍忽视这种具史料性质的日志性作品。
    关于“探险日志”的写作，除了要求纪录的真实准确具体之外，还有一点需要着重指出，即，一般来说，“探险日志”要求逐日记录，而不能在第二天补记，更不宜在数天之后补记。逐日而记的重要性，我这里只举一反一正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反面的例子是当代中国的。1993年夏季，中国有一支探险队去漂流黑龙江，虽然漂流队的几个队员都忠实地记日记，但却不是严格地当天记录，而经常是第二天补记甚或数天后补记，结果最终产生了这样一种结果，即有时某个事件在某队员日记中是发生在×月×日，而另一个队员的日记中却是发生在×日的后一天。虽然相差只有一天，但却会给那些严肃地根据“探险日记”来考证探险真实性的有关人员造成相当大的麻烦，
    另一个正面的例子是外国的。1519年，麦哲伦率领着他的船队开始了伟大的环球航海探险。探险者们无论是在岸上休整时，还是在海上航行时，都忠实地做到当天填写“航海日志”。等到最后少数幸存者终于完成环球航海一周而回到家乡时，他们在航海日志上写道：“1522年7月9日，抵达佛德角群岛。”而岛上的居民却说：“你们弄错了，今天是7月10号。”水手的日期比当地的日期少了一天。人们自然认为是这些历尽艰辛的航海探险者们昏了头，记错了一天。但这些坚持每天填写“航海日志”的船员们坚称他们没有记错。现在我们知道，正是这缺失了的一天，恰恰成了证明这些英勇的航海探险者们确实完成了自东向西环航地球一周壮举的铁的证据。（若是自西向东航行一周，则会比家乡日期多出一天）。而这，恰恰应该完全归功于他们坚持每天记录探险日志的好习惯。
    最后，不言自明的是，在本章中讨论的三种证明探险真实性的方法中——（1）带回陌生的东西（含陌生的图片影像）；（2）留置熟悉的东西；（3）记录探险日志——每一种证明方法都各有长短，哪一种方法也不能做到十全十美。我们只能说，对于某一类具体的探险活动来说，某一种考证方法相对更好一些。例如，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式的探险，第一种方法更好些；攀登某座山峰，第二种方法更好些；徒步走长城，第三种方法更好些。当然，若可能的话，作为探险者来说，尽可能同时提供或留下三种证据；而作为考证者来说，同时用这三种方法一起来考证，那就更加稳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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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论（42）

[附]关于探险的新闻报导的真实性问题

    顺便说一句，我国的新闻媒介在宣传中国人的探险活动时十分“外行”。他们只注重大张旗鼓地造声势，但宣传报导的内容常常大而空。例如宣传香港的李乐诗女士的探险，总是空洞地宣传她涉足“地球三极”（南极、北极、珠穆朗玛峰）但从不具体严谨地说她究竟曾到达了“三极”的哪个地方。究竟是到达了极点呢（南、北纬90度），还是仅仅进入了极圈（南、北纬66度23分以上）；珠穆朗玛峰又是登到哪里？是登顶，还是海拔6000米、7000米？需知对探险界人士来说，南、北纬70度、80度和90度的极点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珠穆朗玛峰上海拔6000米、7000米，和8000米，甚至顶点，更是有着天壤之别。再例如许多报刊宣传，余纯顺八年中完成了五十个探险项目，但到底是哪五十个呢，又都语焉不详。只有比较专业的探险杂志《山野》，曾详细列出了五十个探险项目的具体内容一览表。但遗憾的是，不用考证只需通读一遍，就能发现这五十个探险项目中有许多是重复计算的，还有许多则根本不能算作探险而只能算作旅行项目。这就造成了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大家都拼命地宣传探险家们如何如何伟大，如何如何了不起，但都从不去认真严谨地证明探险家的伟大和了不起。甚至造成了一种攀比，例如，既然你宣传余纯顺八年完成了五十个探险项目，那么我宣传有着更长探险历史的刘雨田十四年完成八十五个探险项目，也就顺理成章了（“五环夜话”，1999年，第一集）。在这种状况下，外国的探险界自不必说，就是中国的探险界人士，即使是对余纯顺、刘雨田等很钦佩的人，也难免对他们的整个探险活动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了。
    再比如，我国新闻界对漂流江河探险活动的报导，也缺乏准确性和详细性。我们总是笼统地说××漂流队漂流了××江河，而缺乏准确的起止地点及漂流的具体里程数及天数，更很少说明是一组队员从始至终漂流完全程，还是几组队员分别接力式漂完全程（两者有本质区别）。
    又比如，我们在有关探险活动的报导中，常喜欢用“考察”一词（例如有关余纯顺五十个探险项目一览表中，就常出现“ ×年×月，考察了×××”等字眼）。实际上在国外，用“考察”一词是非常谨慎的。考察者必须有具体的考察内容，有材料，有数据，有观点，有结论，必须写出有关的学术论文或学术专著。否则，不能随随便便就用上“考察”一词。
    最后，不得不指出的是，在中国的新闻舆论界，长期存在着一个错误观念，比如说，认为如果对青少年有良好的教育作用，那么在宣传某个英雄人物，树立某个学习典型时，说一些溢美之词，说一些夸张过头的话，也并没有害处。受这种传统影响，我国的新闻舆论界在宣传中国的探险家事迹时，或出于对外宣传、为国争光的动机，或出于树立精神文明典型的目的，往往有意无意地夸大其词，说一些假话及过头话。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恰恰带来相反的效果，既使中国的探险界在国外威信扫地，也使国内的人士，包括广大青少年，对中国的探险家们失去信任。这应该充分引起中国新闻舆论界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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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论（43）

第十一章  探险的欣赏

    解决了探险的真实性问题，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对探险的欣赏问题了。这里所谓对探险的欣赏，就是把探险活动当作一个可以使人产生愉悦感的欣赏对象来看待，在观赏探险活动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或者说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为此，特说明下列几点：
    首先，这里所说的对探险活动的欣赏，主要是指当代人对当代探险活动的欣赏；另一方面，也包括当代人对历史上人类探险活动的欣赏。
    其次，这里的所谓欣赏，是从纯探险的角度上来说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欣赏任何一个探险活动时，将只考虑它的纯探险方面的内涵及意义。换句话说，假设某项探险活动曾经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非常不好的作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纯探险的角度来把它当作我们的欣赏对象。这有点类似于从纯军事的角度来欣赏一个战役或一场战争，我们将只讨论有关各方的作战计划和指挥艺术的正误及高明与否，而并不涉及这个战役或这场战争的正义、非正义及其他经济、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非军事因素。
    第三，在专业的探险界行内人士与一般的社会公众之间，在对探险的欣赏上，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原因见后面的论述），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在本章中，我把对探险的欣赏，分成专业性欣赏及公众性欣赏两个方面来讨论。

    一、专业性探险欣赏
    首先来讨论专业性探险欣赏。所谓“专业性探险欣赏”，是指欣赏者本人对探险相当在行，甚至本身就是一个探险家。当然，他也还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其他探险家所从事的探险活动来进行欣赏的。
    那么，对一项具体探险活动进行专业性欣赏时，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在前面第八章的讨论中，我们曾把任何一项探险活动都分为四个阶段：创意策划阶段、集资筹备阶段、具体实施阶段及展示成果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集资筹备”是根据“创意策划”来进行的；“展示成果”则是根据“具体实施”的情况来进行的。因此，在这四个阶段中，最重要的是“创意策划”及“具体实施”两个阶段，或者说，最能体现探险者大智大勇的，是这两个阶段。所以，我们对探险进行专业性欣赏时，也主要从“创意”及“实施”这两个角度来着手。
    欣赏某项探险活动，我们首先是要欣赏它的创意。一个高妙的探险创意，常常能使内行的人拍案叫绝，赞叹不已。那么，什么样的创意才是高妙的创意，极具欣赏价值的创意呢？一个高妙的探险创意，一般应具备两个特点：一个是“新”，一个是“奇”。所谓“新”，就是前人从没有想过；所谓“奇”，就是思路奇特，也就是异想天开、匪夷所思、做梦都不敢想。下面我们举例来说明。
    先举历史上的例子，仍拿十五世纪欧洲人开发新航路的探险来说。首先我们得承认，南绕非洲去印度与西跨大洋去印度，这两个探险创意思路都是“史无前例”的，都是新的，因而都是伟大的。但相对而言，哥伦布的思路更伟大一些，因为它不仅“新”，而且“奇”，完全打破了人们通常的思维习惯。因此，虽然哥伦布的探险，远在迪亚士等成功发现可绕过非洲大陆南端的好角新航路之后，但哥伦布的探险却远远比迪亚士等人的探险更加伟大，也更具欣赏价值。
    再举一个北极探险中新奇思路的例子。挪威探险家南森在横穿格陵兰时发现，当地人总是到海边捞取巨大的漂木作为建造船和雪橇的材料；而这些漂木经鉴定大都是西伯利亚的落叶松。南森据此作了个大胆的设想：北极地区存在一股由东向西的海流，这个海流很可能会通过北极点。于是南森制定了一个惊人的探险计划：把自己的船冰结在某块浮冰上，然后随海流漂到北极点。1892年，常激动不已的南森把他的计划在伦敦的地理学年会上宣读时，立刻遭到了人们的嘲笑。一些富有极地经验的著名老探险家也说：“你疯啦。如果你一意孤行，我们将永远见不到活着回来的你了。”但事后证明，南森的思路是合理的，他的探险队用这种随冰漂浮的方式，于1895年成功地到达了北纬八十五度五十五分，创下了最新的北极探险纪录（这个纪录，1909年才被美国人皮里打破）。（《极地寻踪》，页68—76）
    在中国的探险史上，虽然探险家很少，但也曾出现过一些新奇大胆的探险思路。最著名的，要属西汉张骞的想打通中国西南通道直达印度的探险创意。张骞在西域发现当地人手中有中国蜀地出产的手杖，询问后得知其来自西域南边的身毒（印度），于是张骞大胆提出从中国的蜀地出发往西南可以直达身毒的设想。这个设想不仅新而且奇，在二千多年前，在当时极其有限的地理知识条件下，能有这样的想法，实属难能可贵！遗憾的是，张骞的这个探险计划没能最终实现。这里顺便说一句，从探险创意这个角度来说，张骞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探险家。在他之后的探险家，如法显、玄奘、郑和等，大体上都是沿着前人的探险思路（路线）从事探险（法显、玄奘是沿着张骞；郑和是沿着传统的海上商路），而自己并没有新的探险思路（不论是自觉的还是非自觉的）。
    关于探险创意及思路的“新”与“奇”，我们最后再举一个中国当代激流探险中的例子。1985年，尧成书漂流长江遇难，由此引发1986年许多人去争漂长江。无论是从“漂完长江全程”的思路来说，还是从“和美国人竞争”的思路来说，这些人都是在重复着尧茂书的探险创意。当时，却唯独有一个北京青年（桑永利）想到去漂流黄河。在别人都去争着漂流长江的时候，他却去漂流黄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新的探险思路（虽然仍在漂流江河这个大思路里）。当然，当时人们一窝蜂去漂流长江，是有许多非探险的因素在起作用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桑永利当时能想到去漂流黄河，也就更加难能可贵了，足以令人欣赏。